为什么说给非洲设置“债务陷阱”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 北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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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坐到了驾驶席上，”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GD)的高级研究员Scott Morris表示。

把中国“捧”这么高，这个“驾驶席”可不是什么轻松活儿。要的是中国对非洲债务救助承担主要责任。

部分西方国家还指责，中国未根据二十国集团(G20)缓债倡议充分参与缓债，未能帮助非洲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

事实上，近年来，借非洲债务问题，个别西方媒体反复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债务陷阱论”。在今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非洲国家还债负担加剧，这些论调更是有增无减。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明确回应，“给非洲设置‘债务陷阱’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非洲债务问题如何形成？

在摘下给非洲设置“债务陷阱”的帽子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非洲债务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此前，外交部在回复路透询问的传真中表示，“非洲债务问题成因复杂，各国债务情况各异。”

“非洲国家债务形成复杂，主要是历史性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之后7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大搞‘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大举借外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文萍对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介绍，当时，很多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都成为非洲的借债对象。

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玉渊的论文《中国在非洲债务问题的争论与真相》指出，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石油财富极大增强了西方金融机构的资金出借需求。

“后来，由于石油危机，很多非洲国家无力偿债，利滚利后，形成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这是历史形成的，不能算在中国的头上。”贺文萍强调。

周玉渊的论文还指出，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贷款获得了较快增长，但中国贷款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债务状况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非洲债务高风险国家，中国贷款的规模总体较小。中国并不是当前非洲债务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国与非洲债务高风险上升之间的相关性其实很小。

“光明磊落”VS.“附加条件”

赵立坚表示，在非洲国家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超过3/4，在减缓债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中国开展对非合作一向光明磊落，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也是我们处理非洲债务问题所坚持的原则。

专家分析，中国对外援助最显著特征是“受援国驱动”（recipient-driven），即根据外国政府的需求确定合作项目。与西方传统受援国和多边金融机构出于“良政”偏好选择援助项目有本质不同。

 “一些非洲国家拒绝接受IMF等国际多边金融组织救助，是因为多边金融组织在救助非洲国家时多带有条件性，即附加的政治条款，” 对外经贸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指出，“比如会迫使被援助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等，这将有可能威胁执政者的政权和国家稳定。”

赵立坚直言不讳地指出，恰恰是某些国家在当年处理非洲债务问题时，附加了大量政治条件，设定了很多非洲国家难以做到的标准和门槛，借债务问题“改造”非洲，广受非洲国家诟病。

周玉渊谈到，在借债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向中国提出贷款需求的是非洲国家政府。而在还债方面，中国在与非洲国家的债务谈判中总体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在与非洲国家的债务关系上，中国不仅不是债务关系的主动方和主导方，相反，中国在债务谈判中的手段和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怎么破？

2018年，非洲国家外债规模达5830亿美元，比2008年时增加了一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估，已有18个国家处于债务困境和高风险状态。

不少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经济具有脆弱性。在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后，其财政收入缩减。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非洲国家的农矿产品出口、旅游业受损，非洲国家的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

今年4月，非洲财长们呼吁采取1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其中440亿美元来自停止偿还双边、多边或商业债务。

“如何破解非洲的债务危机，谁也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包括20国集团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想办法。”贺文萍认为，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主要构成单元，不能靠中国一家去解决。

周玉渊对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表达了相似看法，债务救助是集体行动，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具体来说，第一，国际社会需要确立债务救助的总体倡议。第二，发挥各自优势，有效分工。应该看到，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是非洲债务的主要来源，但目前两者实施上并没有参与缓债倡议，尤其是私人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参与缓债倡议。所以，如何构建更有效的集体债务救助行动，既是重要诉求，但也是重要挑战。第三，不能相互拆台、道德绑架。尤其是国际社会要清醒认识美国等利用债务问题抹黑和攻击中国的不良企图。这不仅不利于国际团结，更不利于真正解决非洲债务问题。

同时，还需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沟通合作。“当前债务救助的核心方式是‘缓债’，并不是免除或减免。”周玉渊强调。

“在支持非洲方面，中方从未缺席”

赵立坚今天还介绍称，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双边官方债权人，已同11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其它非官方债权人也积极参照G20缓债倡议，同一些非洲国家达成缓债共识。中方还将免除15个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无息贷款，并继续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G20进一步延长缓债期限。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应对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做足了功课。”周玉渊对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表示。

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做足功课，一方面，国内一些民众认为，减免意味着中国要承担巨大的财政损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还是一味指责中国做得不够。

“我们对债务救助存在着很多的误区。我这里用债务救助，以区分我们感性认识上的债务减免。”周玉渊表示，谈到债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债务减免。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债务救助包括暂缓债务偿还、债务重组、重新融资、债务免除和减免等。

而对于西方媒体的指责，周玉渊分析，这些负面宣传只是一种声音，并不是全部。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道德审视和指责的。我们不必太在意。此外，中国贷款的数据和项目信息公开程度不高，关于贷款项目效益的分析和宣传也不够，所以也给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债务问题提供了切入点

6月17日，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谈到，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非洲国家的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延长缓债期限，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习近平同非方共同主席共致贺电。

赵立坚对此表示，“体现了中非双方对论坛的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支持非洲方面，中方从未缺席。”赵立坚强调。

贺文萍认为，债务减缓、债务偿还，都是“治标不治本”，非洲国家借新债还旧债。而推动非洲国家的发展、减贫，把非洲国家自身的经济能量激发出来，让非洲国家自身取得发展，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终出路。“在非洲国家投资、建厂、创造就业机会，在这些方面，中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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