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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世界何去何从,听听G20峰会上的中国主张

吴蔚 直新闻 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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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上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你认为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中国主张具有风向标意义?


特约评论员 吴蔚:大家应该还有印象,G20正是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由G7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务实的“国际经济危机化解对话平台”,是各国共商寻求出路,寻找危机解决方案的重要机会。


今年是习主席连续第八年参会,我留意到去年在日本大阪,他的主旨演讲题目是《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考虑到当时的世界经济复苏正陷入多重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风潮四起,因此当时有外媒评价:习近平的讲话给世界经济复苏开出了中国药方。今年的世界经济突遭新冠疫情这个重大变数,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主旨演讲题目非常简练扣题《勠力战疫 共创未来》,题眼非常明晰:只有世界各国勠力同心战胜疫情,人类才能迎来一个更好的未来。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了四点建议,涵盖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其中最亮眼的我认为是号召世界各国参与由中国提出建立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在今年以来的战疫过程中,我相信大家对中国国内的“绿码认证机制”有着深刻记忆,它让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的国家从疫情的寒冬走向全面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经济生活成为可能,是一个逻辑清晰的疫情防控策略,简单可视可操作的工具。


应该说,基于核酸检测与地区风险分级逻辑下的健康码机制是经过14亿人“实战检验”的成功经验,这是全球人口的将近五分之一,此刻将它向全世界推广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它带来最严峻的挑战就是阻断了国际人员流动,国际经济活动因此受到了极大打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转移是正在这种恐慌情绪下的自发行为,有的是基于理性思考,有的则完全是近乎于踩踏的恐慌行为了。因此,中国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很可能是一剂良药,让人类重拾面对面交流的信心,让世界重新活跃起来。


此外,我还注意到习主席对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也提出了四点建议。他在首要位置提及要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认为这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代表着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越发活跃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将继续维护现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框架与体制。我个人坚信,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结束,“退群”风潮会有所收敛,世界各国会重新坐下来好好聊聊,世界的主题也会从“另起炉灶”向“共商共建”回归。



直新闻:据外媒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任期的最后关头再将4家中国企业列入五角大楼的所谓“黑名单”,你对此有何观察?


特约评论员 吴蔚:若刨去感恩节与圣诞节假期,实际上留给特朗普这位“跛脚鸭总统”的时间的确不多了。外媒爆料称,特朗普会在任期的最后时刻再给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上续上几个名字,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离开白宫前,把地雷埋好”的破坏行为。用华盛顿当局最爱指责其他国家的“时髦话语”,这是特朗普对中美关系的Sabotage,蓄意破坏。


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破坏行为能够奏效吗,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不妨从他“任性”的权力来源进行溯源。就在今年的11月1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所谓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宪法规定,二是国会立法与授权,三是来自于总统职位的实际运作和总统工作本身的“固有权力”。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而且互相影响,共同支撑着总统行政命令的合法性。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这是特朗普凭借行政命令“肆意妄为”的最主要赋能来源。那么如何理解总统工作本身的“固有权力”呢?也就是说,当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时没有引用特定的法律条文,或者只是含糊其辞地“依据美国宪法”,那么这条总统行政命令的合法性的确是存疑的。但是美国总统还拥有“默示权力”,可以粗浅地理解为:总统先生可以根据他所理解的宪法所推定出的结论行使权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特朗普签署的许多行政命令在美国许多专业人士看来实际上是有违宪嫌疑的,但这位任性的总统打算“先斩后奏”。


那么特朗普的任性是不是就没人管了?也不尽然,美国的法院系统对总统的行政命令有审查权,倘若总统的行政命令损害了美国公众利益可能会遭到起诉。但是从历史上看,通过法院判决推翻总统行政命令的情况寥寥可数。另一个制约力量来自美国国会,可以说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也许很难被法院推翻,但常常在国会层面上碰软钉子无疾而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什么政党控制国会?


因此,当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美国国会此刻正处于一个选举结果尚不明朗的微妙时刻,参众两院的悬念尚未揭晓。特朗普在总统任内的最后时刻签署的行政命令暂时是缺乏国会背书的,某种程度上看,命令的效力、可持续性也面临诸多变数。


当然,正如我前面所讲,这是特朗普给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将球传到了拜登脚下,给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添堵。此时此刻,拜登的内阁人选正陆续敲定,中美关系是一道必答题,让我们共同期待他给出的答案。



直新闻:前不久丧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郭荣铿昨天宣布退出政坛,你对此事有何观察?


特约评论员 吴蔚:大家可能会觉得郭荣铿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没错,他就是那个被国务院港澳办十分罕见地点名批评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这场发生在2020年的香港立法会“内会风波”影响十分恶劣。郭荣铿及部分民主派议员滥用权力拖延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长达六个月,影响立法会正常运作,导致大量影响香港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


当然,最让郭荣铿沾沾自喜的所谓“高光时刻”恐怕是他远赴美国“告洋状”的经历。昨天接受专访时,他谈及此事时来了一句: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郭荣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棋子”,如今已经沦为“弃子”,就不要自诩“棋手”了。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与他一同去美国“告洋状”的陈方安生今年稍早时候也宣布所谓“退出政坛”了。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不少“乱港分子”在知难而退。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另一个角度挺有意思的,那就是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在美国当局的安排下香港政客访美共有数十次,其中规格比较高的有三次,分别是:2000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会见李柱铭,2014年时任副总统拜登会见李柱铭、陈方安生,再就是2019年陈方安生、郭荣铿、莫乃光这一次。李柱铭在2008年的时候宣布不再参选立法会议员,陈方安生、郭荣铿也在2020年先后宣布退出政坛。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三位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利益代理人政治生命的终结。


随着反对派议员“总辞闹剧”的上演,此刻香港这些蛇鼠一窝的“乱港分子”正在面临新一轮政治力量整合,是后继有人还是青黄不接,他们可能需要关起门了吵上一段时间。这也是我们在香港推动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福祉,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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