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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朗普用完即弃,美科技巨头才是真正的“渣男”?

张思南 直新闻 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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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暴动后,一系列美国互联网公司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社交媒体和网络服务发起封禁,如何看待这些科技巨头群起而进行政治清算?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这个故事用《大话西游》的著名台词概括就是,“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正所谓时过境迁,吃干抹净。2017年,特朗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布拉德·帕斯卡尔曾表示,如果要列出所有将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因素,“我会将Facebook列在首位”。据美媒Politico报道,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向互联网宣传投入超过14亿美元,其中仅Facebook就占到了7000万美元。


事实上,几乎所有积极与特朗普“割席”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当年都接受了特朗普的雇佣。举例而言,谷歌公司负责基于地理位置分发更有针对性的广告,Twitter对线上筹款活动进行了分析复盘,Facebook则基于用户数据为特朗普提供了大选辩论中的应对方案。

至于这些科技巨头以“发布对社会有害的虚假信息”为名,对特朗普进行清算,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讽刺。据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社交媒体传播假新闻明显比传播真实新闻效果更好。全美65个假新闻网站的访问数据显示,其中40%的流量来自社交媒体;而全美690个真实新闻网站仅有10%的流量来自社交媒体。在Facebook上,2017年排名前20条虚假新闻的互动数量要比前20的真实新闻高出140万以上。


如今,这些美国互联网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反特朗普的急先锋,究竟是向即将上台的拜登递“投名状”自证清白,还是不满足于在华盛顿的棋盘上做一枚干黑活的棋子,要成为棋手之一,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些科技巨头借着反特朗普的浪潮,堂而皇之地成为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的“守夜人”,那对美国社会的威胁,要比当年他们将特朗普送入白宫还要大。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力不受政府禁止,却没有保护不受公司企业禁止;同时根据美国《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互联网公司可以自行限制和删除平台上的内容。而如果此次社交媒体平台禁言特朗普被美国社会所允许,那便会产生一个成例,即只要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认为“有益”,就可以在事实上以“思想罪”剥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互联网上的自由表达权力,且不受法律所限制。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此前长期被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平台应用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以配合美国政府的海外文宣,如今倒灌回美国国内,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而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封禁账号,过去一周里,美国网络支付公司Stripe和PayPal还切断了特朗普支持者筹款和付款的能力,网络商务公司Shopify关闭了一个售卖特朗普应援物品的商店,而亚马逊公司则直接取消了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独立社交平台的网络服务。


换言之,在美国,这些极少数的私营企业事实上掌握了决定哪些人、哪些公司、哪些品牌可以在互联网世界中存在的权力,而且几乎不受制约,任何受影响的民众除了选择与这些巨型企业进行毫无希望的诉讼大战,要么就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国会漫长的审查。


Twitter的CEO杰克·多尔西就担心在互联网上封禁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会否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其实在于,问题的关键从来就是不在于特朗普,而是这些不受监管的互联网公司,正如我前面所言,它们的存在才是特朗普得以通过新媒体扰乱美国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如今美国社会似乎忽略了这一点,甚至为了反对特朗普不惜将这些科技巨头奉为民主制度的“守夜人”,可以说,真正的问题非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被进一步加深了。



直新闻:从2016年大选到2020年大选,“新媒体扭曲民主制度”频繁成为美国舆论场的核心话题之一,您认为近年来美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发展所呈现出的一些乱象,可以给外界怎样的启示?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第一,且不谈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就政治角度而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价值必须要肯定。在新媒体时代,决策者有条件与基层民众进行远超以往的频繁、直接互动,普通人也有手段了解更大范围内的即时信息。


第二,遗憾的是,美国过去几年里的社会乱象显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不受制约的发展,注意,是不受制约的发展,并非只会带来进步。有的人通过新媒体打破了地缘和社会的阻隔,开阔视野,形成对世界更公允的看法,也有的人筑起新的壁垒,和近似想法的人抱团取暖,反而强化了从单一的渠道所获取的单一信息。


这里既有受众人性中对于“信息茧房”的弱点使然,即人们在信息交流过程中更愿意承认和接受与自己观点相近的回应。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互联网公司基于某种利益考量,有意而为之,将受众置于一个“泡泡”之中,通过信息过滤,让受众只能收到平台认为“适合你”和“符合你需求”的信息。


“信息茧房”和“过滤泡泡”被广泛认为导致了美国严重的民意分裂和社会范围内的“按照党派站队表态”。以此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为例,80%以上的民主党选民表达支持态度,而共和党则不到30%。


换言之,如果说特朗普“撒谎和搅动分裂成瘾”的政策是导致美国社会政治光谱两极化的推动力,那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则是这一推动力得以发挥影响力的条件;如果说特朗普是试图颠覆民主制度的元凶,那这些硅谷的科技巨头也没有理由不被认为是事实上的帮凶。

第三,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府积极参与监管,为代表的资本利益的互联网公司制定必要且合理的规则。美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去年5月就曾指出,社交媒体从设计上就是为了让人上瘾,作为一种和香烟、酒精一样的成瘾物品,“美国政府在事实上对其没有任何监督”,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完全是在自己监督自己,而这无疑是荒谬的。


因为无论这些公司打出怎样的旗号,以怎样的方式包装自己,其本质还是一个个由资本聚合的企业,逐利是资本的天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相信在外界监管缺失的情况之下,这些科技巨头会在利润与社会公义之间永远选择社会公义,否则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存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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