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是如何应对各种刁钻提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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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了一个礼拜以后，外交部蓝厅要开启新一年的例行记者会之旅了。2020年，我从一名在深圳卫视新闻中心做后期任务的编辑，成为了一个真实地坐在蓝厅里开会的记者。如果说从前期采访到后期制作，新闻不过是条流水线的话，那在线上换了个岗位的我，看到的世界是否有些许不同呢？
鼠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例会的发言人是汪文斌。或许因为大多数记者都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当天的蓝厅并没有因为春节或是长假将近而有半点倦怠的气息。记者们一如既往地趁会议没开始，细声细语聊着世界上发生的大小事，与往常无异。
下午三点左右，“年味儿”随着汪文斌的红色领带一起飘了出来。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外媒记者的问题仍然刁钻且尖锐。果不其然，病毒溯源、世卫专家组又成了关注的重点。
2月9日，世卫专家组结束了第三次来华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在1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法新社记者问到，“美国国务院称，美方会就中国—世卫组织新冠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在华期间的有关发现进行独立研究，并在美情报机构分析后才会得出自己的判断。你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回应后，法新社记者又追问“如果有必要的话，今后中国是否邀请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再次赴华进行病毒溯源研究？”
随后，路透社的记者问“美方还称，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方派出自己的专家团队赴华进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中方是否会同意？”
针对外媒记者宛如打配合式的刁钻提问，汪文斌的回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涉及多国多地，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这是一直以来，针对病毒溯源工作中方的一贯立场。并且，“中方始终坚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其实，在2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就强调过“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属于外交范畴，更不应当卷入政治因素。”
“请向主管部门提问”
而在外交部每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问过的不属于外交范畴的问题还少吗？
在1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印度记者问了极其具体的、关于一部分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何时能够回到中国继续学习的问题。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你提到的具体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询问”。但华春莹并没有就此不再理会这位外国记者，而是继续说了下去：
“关于你提到外国留学生希望回到中国学习，我想原则性地告诉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广大来华留学生的合法权益，要求各相关高校与境外学生保持密切联系，认真安排好线上教学，妥善处理好学生合理关切和诉求。中方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统筹研究外国留学生来华复学事宜并就此与各方保持沟通。”
此前总是听到跑会的记者说“中国外交部从外长到发言人都非常media-friendly（媒体友好）”。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感受到发言人的友好。
与此同时，外国媒体却总喜欢说所谓的“战狼外交”。很明显，这是抱着污名化的心态对中国外交的指责，是带着有色眼镜故意抛出的与“韬光养晦”对立的定义。有时，一味否认反倒会坐实污名，拓宽词义的边界才是最富智慧的回击。
就像在去年12月1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说的：“咄咄逼人从来不是我们的外交传统。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国人的气节。”
华春莹进一步表示，如果有些人因为中国面对毫无底线的攻击、抹黑和谩骂做出回击、说明事实真相，就把中国外交称作“战狼”外交的话，那么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为了维护国际的公平与正义，就做“战狼”又何妨？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最有底气也是最温柔的回击吧。
如果牛年还存在“新闻真实”
大年初一中国广电总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称“新闻行业标杆”的BBC下了逐客令。BBC说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们“公正、不偏不倚地报道世界各地新闻”。几天前，英国也对中国媒体说了“再见”，理由是“CGTN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媒体”。
西方人容易“听propaganda（宣传，在西方语境中多为贬义词 ）色变”，好像宣传与真实客观处于线性的新闻伦理定义中的两个极端。但是受西方（而且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控制的BBC，又高尚多少呢？
所以今天我们不讨论“新闻真实”，不从西方人建立的所谓“新闻自由”体系谈现在的舆论环境。我们从传播的强度，从影响的力度来回顾。
如果回溯2020年国际舆论场上的一大热点的话，那就是2020年11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的这一则发言。
早在11月19日，澳大利亚就公布了这则报告，揭露了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犯下的可怕罪行。很可惜，整个国际舆论场“默契地”保持了沉默。直到赵立坚发了这则推特。当天，澳大利亚总理开始谴责，随后西方媒体迅速反应。英文媒体瞬间醒悟：原来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犯下了此类罪行？
当时我还在深圳，在惊叹于中国居然主动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在纳闷发言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这句近来的流行语，放到此处应该也适用。与其说赞叹发言人敢于表达、敢于主动发声，不如说更加佩服他敢于承担后果、敢于在权衡利弊以后仍然选择说话。相比之下，集体噤声的西方媒体，在中国发声后将炮火转移至发言人上的西方媒体，看起来就有点滑稽了。
如果指责所谓政治宣传的话，那“为某一意识形态沉默”又何尝不是呢？这一次赵立坚的主动发声，正是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一点。
此后的一天，还坐在新闻编辑室里的我，才第一次主动浏览相关信息，这才发现早在半年前，澳大利亚本地媒体就做过详细的报道，就有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士兵对着镜头忏悔过此前自己犯下的罪行。当时可能在网上引发了小范围的讨论，完全算不上国际舆论热点。当事实、证据被选择性漠置，当被虐待致死的阿富汗平民被选择性忽视，当战争带来的苦痛被主流选择性遗忘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对着由无数片面、不完整的事实拼凑出的叙事说出“真实”二字。
在蓝厅里，我们也经常听到赵立坚“金句倍出”。如果说赵立坚是一位非常懂传播规律的发言人，从记者到普通民众应该没人反对。在说出相关回应之前，他就很清楚哪句话会成为舆论焦点，怎么说会备受关注。
其实，作为发言人、作为中国外交的窗口，会制造“新闻点”也是他们media-friendly（媒体友好）的另一体现。
在鼠年最后一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说：“我代表外交部新闻司的同事们，感谢各位中外记者朋友过去一年为报道中国和中国外交付出的辛劳。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牛年新一轮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征程也即将开启，或许会有腥风血雨，也可能是风和日丽。但无论如何，希望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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