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访华，只谈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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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四和周五（4月22日—23日），拜登召集全球40个国家和组织领导人举行线上“气候峰会”。本周三（4月14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抵达上海访问，他也是第一个访华的美国政府高官。继上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中美直接对话的“窗口”再次打开。气候问题包罗万象，本质上是科技、经贸以及发展权的较量。中方早就说过，中美气候合作决不能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周三（14日）晚22时45分左右，载有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的车队抵达上海东郊宾馆。此前，中国生态环境部发消息称，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周三至周六（14日—17日）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据澎湃新闻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克里特使在华期间或还将通过视频方式同其他中方官员会面。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希望中国停止建造燃煤电厂，及减少对煤炭企业的补贴，中方希望美方制定大幅减排计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帮助他们获得清洁技术，并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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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是拜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上一次美方高级官员来华是在约一年半之前，2019年7月底，中美双方也是在上海举行了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次克里访华将重启中断了四年的中美气候变化高层磋商。在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克里对CNN表示，中国的合作对应对气候危机“绝对至关重要”，气候问题要与其它问题“分开谈”。克里还称，拜登政府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不会在经济问题或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妥协”。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社会强化对华竞争态势，克里释放出矛盾的信号。
克里曾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任内多次访华，被视为美国政府的“知华派”，也是拜登内阁中名气最大的人。《华尔街日报》认为，克里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擅长“柔性”外交，不会直接将美国意见以“压制”的方式抛给对方，而是通过妥协来达到美国的目的。
3月初，克里在2021年剑桥能源周（CERAWeek）能源大会上，赞扬中国在“解决环境污染”这个问题上取得成就，并且“有着积极与国际社合作的决心”。克里还强调，中美共同解决环境污染的合作不能因为其它领域竞争而终止。外界解读为这是克里代表拜登政府罕见地对中国释出善意。3月23日，克里还参加了中国作为发起方之一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视频会议。外界还注意到，3月底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以激烈交锋开始，但以双方都认为对话“坦率、有益”结束。各方期待克里此访能从气候方面入手，为中美对话创造良性氛围。
总统气候特使是拜登给克里专门新设立的职位，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低于国务卿和防长，但隶属于美国国安会，并挂有“总统特使”名衔这一最高级别政治授权，这意味着克里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意见直接代表拜登。《纽约时报》指出，拜登为克里量身打造这一特殊的高级岗位，显示“过去四年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信誉急速下降，亟待修复”。《纽约时报》评论称，克里怎么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拜登宣布重返特朗普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美国面临的“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和第四重要的事情”。
2月25日，经中央批准，解振华担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具体履职事务由生态环境部负责。次日，外交部就透露，解振华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对话磋商。实际上，解振华和克里的合作始于《巴黎气候协定》谈判，当时解振华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克里任美国国务卿，两人是各自国家气候谈判的实际操盘手。中国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而美国压制了欧洲在气候问题上要价过高的冲动。两国高超的外交和谈判技巧最终联合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促成了170多国签署《巴黎气候协定》，这是国际气候治理上的里程碑事件。还有当时的舆论指出，要不是在会前中美签署了两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关键难题达成谅解，《巴黎气候协定》根本不可能达成。
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约国第21次会议上交谈。（2015年12月12日）
中美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的合作，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美合作的典范。但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把中国称为“近乎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这份非秘密文件文件被视为美国情报部门对国际竞争局势的公开意见。观察指出，文件对与中国竞争的态势，与稍早前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判断一致。但这份报告罕见纳入“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议题，称这“将继续加剧疾病暴发，威胁粮食和用水安全，并加剧政治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分析认为，一份挑衅意味明显的报告单列气候问题，是在为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设置“安全门”。
实际上，美方要将气候议题和其他议题完全切割是不可能的，气候议题包罗万象。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就能源等方面正式展开合作，标志着中美气候合作的开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气候合作始于科技交流，发展壮大于经贸往来，深化于环保政策等国家治理层面的谅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份就曾指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两国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但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
拜登政府如果有诚意与中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不能在科技上“制裁”中国，与中国打“关税战”。上周，美方将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4个分支部门和3家提供超算技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以特朗普的方式来“制裁”中国机构。而众所周知，超算技术最大的应用方向就是天气预测和包括新能源技术在内的科研，这些都与气候议题密切相关，因此打压超算就是打压中美气候合作。
实际上，中国新能源技术和产业的蓬勃发展也给拜登达成他宣布的美国“2050年零碳目标”创造必要条件。为了达成这一宏大目标，拜登承诺停止许多输油管道运营，承诺停止北极海上勘探，中止化石燃料补贴，这意味着美国的新能源使用量将大幅上升。而中国现在是全球新能源产业的领跑者。中国的风能、光伏产业产能及装机总量，锂电池产能都居世界第一。在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后，风能发电成本在10年内降低了约50%，光伏发电成本和锂电池价格更是在10年内降低了90%。这位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创造了条件。但分析也指出，中美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竞争激烈，同样需要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和管控分歧，这也为其他领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引领了全球汽车产业的重新布局，挽救了趋于疲软的传统汽车市场。特斯拉被认为是“美国之光”，特斯拉CEO马斯克2014年就表达了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意愿，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成投产，2020总产量约50万辆，计划2021年生产55万辆，约占其全球销量一半，其余一半由特斯拉美国工厂生产。特斯拉的经验显示，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双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都具有很强互补性。
近日，美国政府推出“拜登计划”，包含了总投资2万亿美元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承诺和基础设施建设承诺，还拨款140亿美元直接用于环境监测和科研。有观察就指出，如果不与中国合作，“拜登经济学”的成本将提高一倍以上，或许意味着2万亿美元只能干1万亿美元的事，甚至更少。
作者：罗布，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