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回不去的“福特主义”，拜登招不回的“罗斯福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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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矛盾交织下的美国，再一次走到了一个类似罗斯福时期的十字路口。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变迁、资本逻辑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制造业的衰败和中产阶级的塌陷。特朗普提出“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却未能将美国带回福特主义的美好时代，接连抛出重磅刺激政策的拜登，又能否实现其比肩罗斯福、约翰逊的宏愿呢？
“锈带”不做美国梦
镜头扫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伊利，眼前是一片破败萧瑟的景象。市中心的红砖楼房默默记载着这座工业城市曾经的辉煌，如今这些楼房却都紧锁着大门；工厂的铁皮屋顶在风吹雨打下已经坍塌，只留下残骸一般的钢筋骨架；人烟稀少的街道上，只有写着“不要放弃这艘船”的标牌注视着往来的行人。
这是美国CBS电视台纪录片《美国：制造希望》中的一幕，更是美国“铁锈带”工业城的一个缩影。
这部仅有短短20分钟的纪录片，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了美国工业基地的情景。纪录片将镜头对准这座小城里的人们，从忙着为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工会主席，到看不到未来而不得不离开的青年，每个人都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美国工业地带的衰败。在被记者问道“美国梦破灭了吗”的时候，一位名为托德·伯纳特的失业中年人没有迟疑地回答说，“是的”。
“美国梦”是什么？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曾反复援引《独立宣言》里面的这样一段文字：“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传统上，“五月花”号的后人们相信，就像片中屡经坎坷但终成大业的主角一样，每个美国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追求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美国梦”。
然而，“铁锈带”的美国人如今已经不再做梦。从1960年代至今，伊利市已经失去了多达3万个就业岗位，而这座小城2016年的人口总计也不过9.8万人。作为“铁锈带”主导产业的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在外国产品输入和产业转移的双重夹击下遭受重创，匹兹堡、底特律这些曾经支撑起“美国梦”的重工业基地，纷纷陷入了产业衰落、人口流失的泥沼，税源流失、财政难以为继的“汽车城”底特律甚至在2013年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破产的最大城市。
威廉·曼彻斯特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一举登上了美国各大畅销图书榜，评论家普遍将其视为一本可以让人“读懂特朗普上台原因”的书。书中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阿巴拉契亚山区底层白人的生活。钢铁企业的不景气导致大量白人蓝领阶层返贫，沦为遭人鄙夷的“乡下人”，而社区的衰败、家庭的破碎更成为贫穷的底层白人难以承受之重。
正是这些看不到希望的“乡下人”，在2016年将特朗普送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并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结构。
全球化的“三元悖论”
早在2012年，“铁锈带”的大部分州仍然将多数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与传统“红州”不同，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州历史上均支持民主党——直到2016年作为政治“局外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创造历史，以微弱的优势突破了民主党的“蓝墙”，将“铁锈带”收入囊中。
衰落的“铁锈带”与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合谋决不只是一场偶然，而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
过去的20多年间，汹涌的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以产业链的分工与重构为形式，将原本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一同裹挟进了同一股潮流之中。商品贸易、服务外包、资本流动、产业转移突破了由历史与地理划定的国界，“国际大循环”将全球化欣欣向荣的养分输送到了世界各地。如果翻开21世纪初的文本，我们会发现“地球村”这一词汇常常出现，其中寄托着当时的人们对于一个更加全球化世界的美好愿景。
不过，与之相反的潮流也在暗中积蓄力量。产业转移、商品贸易让美国原本赖以支撑的制造业元气大伤，而制造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特性，意味着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基石。1913年亨利·福特发明流水线式生产模式，并且将工人的日薪从2-2.5美元大幅提升到了5美元，让美国工人得以跻身中产阶级。“福特主义”诞生的一个标志便是一个工人3个月的工资能够买得起一部福特T型汽车。工人收入的提升带来了消费能力的上涨，生产、消费形成了不断放大的正向循环，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国民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那双“看不见的手”，决定了资本必然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福特主义”的神话也随着产业的消逝而破灭。中产阶级的塌陷，必然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以FLAG（Facebook、领英、苹果、谷歌）为代表的硅谷科技企业创造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的同时，美国的工人群体却陷入了30年没有提升收入的窘境。被全球化抛弃的人群长期以来就心怀不满，美国主流的政治议程却未顾及到他们，直到特朗普提出“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口号，最终完成了全球化失意者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合谋。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2001年提出了全球化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全球化进程本身难以克服的悖论。所谓的“三元悖论”，指的是任何国家都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体中三者选其二，而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者。
如果一个国家既要拥抱超级全球化，又想要保证国家主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将极为有限，托马斯·弗里德曼将这种境况称为“金色紧身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策空间十分狭窄，政府不能有效回应选民的呼声，国内民主将难以发挥作用。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试图在保持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融入经济全球化，却变相损害了国内蓝领工人的利益。而特朗普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幻想。
所谓“逆全球化”，特朗普不过是乘势而上，顺水推舟。
另一种可能的组合则是超级全球化和国内民主。在这种组合下，一些国家会将主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机构，建立统一的全球规则、全球制度来协调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即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与欧盟的治理模式十分相似，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正是将部分主权让渡给了欧盟，从而确保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各国国内民主的延续。尽管全球治理体系设想的愿景十分美好，却也是理想化的，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很大，欧盟已成孤品，更是摇摇欲坠。
无论是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还是其他组合，都存在着种种内在矛盾不可调和以致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全球化水平较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成为了美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对于美国而言，超级全球化进程必然带来中产塌陷、贫富扩大等一系列副作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选民必然用选票表达不满，导致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论是提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退出TPP、杯葛WTO等政策，都体现了强烈的“逆全球化”倾向。这些措施，完全迎合了白人蓝领阶层的需要，体现了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
不平等的资本逻辑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一经出版便在世界各国引发了巨大反响。在书中，皮克提详细测算了西方世界18世纪以来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指出贫富分化不是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所导致的必然。
根据皮克提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1910年至2010年的一百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如同轮回一般，画出了一条U型的曲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经历过的两个不平等高峰。其中第一个高峰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这是一个美国经济腾飞、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垄断资本把持了银行、铁路、制造等行业，财富集中和腐败横行成为“镀金时代”的注脚。进入20世纪后，“咆哮的20年代”呼啸而过，繁荣中的美国继续深陷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之中，最后在1929年酿成被称为“大萧条”的世纪危机。
“大萧条”之后，罗斯福采取的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政策，包括保护劳工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干预经济等措施，帮助美国走出了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被大大缓解。此后，冷战时期的美国进入了一个不平等大幅缓和的时期。皮克提认为，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收窄，是因为战争和大萧条消灭了精英阶层的大部分财富，政府又采取多种干预措施来促进财富再分配，从而使两极分化的趋势得到了抑制。
冷战结束以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贫富差距再度扩大，达到了45%-50%的水平，这一数字实际上已经与“镀金时代”的水平相当。一方面，制造业的瓦解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新兴的信息产业尽管蓬勃发展，但难以吸纳像制造业那么多的劳动人口。另一方面，财富分配的固有逻辑导致资本收益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率，财富再度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穷的更穷，富的更富，美国走向了皮克提所言的“世袭资本主义”。
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后，在将名义利率降到0仍不能缓解危机的情况下，美联储祭出了量化宽松的超常规货币政策。长期锁定低利率的调控政策带来了流动性的泛滥，抬高了资产了价格。资产价格的上升显然更有利于持有大量资产的富人，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
金领们在楼上派对，蓝领们在楼下游行。
著名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曾预言，经济不平等将是使整个西方民主世界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如今的美国，正深陷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挟民粹主义浪潮上台的特朗普未能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为蓝领工人带来“制造业回流”。对于拜登而言，缓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重新创造适宜中产阶级的环境，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拜登经济学”管用吗？
世界各地的观察家常常做出这样的判断：拜登会是一个“过渡性”的领导人，其执政期间将难有作为。
首先，特朗普时代民粹政治的后遗症仍然困扰着美国政坛，就连预言“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近年来已经深陷政治僵局和衰退，美国的两党政治沦为了“部落政治”。其次，拜登从来不是众望所归，他的上台更多是因为多数选民反感特朗普，正应了那句“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不太烂的”的调侃。第三，拜登本人年事已高，78岁上台的拜登已经同里根下台时的年龄一样老，不时传出的精神与健康问题更为其执政前景蒙上了疑云。
然而，拜登显然并不满足于充当一个过客。
在上台后的一百多天里，拜登政府马不停蹄地接连抛出一个又一个重磅经济刺激计划。继1月14日提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3月31日提出2.3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之后，在4月28日的上任百日演讲中，拜登又提出了高达1.8万亿美元的家庭援助计划。假设这些计划全部在国会闯关成功，那么拜登政府将实施共计超过6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数字之大将打破纪录。
以拜登的2.3万亿基建计划为例，这一计划包括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振兴制造业和研发创新、改善老弱病残者护理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拜登提出规模如此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示出了其希望比肩创造“新政”的罗斯福、提出“伟大社会”的约翰逊的愿望。在经历了里根和撒切尔开创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历史的钟摆似乎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侧。
客观地说，拜登的政策带有很强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色彩。首先，“拜登经济学”积极为美国的普通家庭减轻负担，其内容包括增加4年的免费公共教育、为美国家庭提供补贴、扩大美国家庭的税收抵免等措施。其次，“拜登经济学”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措施同样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再者，拜登试图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针对富人提升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以发挥再分配的作用。
在乐观情景下，如果拜登的经济刺激“三只箭”能够成功放出，财政政策将发挥杠杆的作用撬动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的贫富鸿沟也有望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缩窄。但是，拜登的庞大刺激计划正面临着来自共和党的巨大阻力。一种更可能的情景是，两党通过交易在刺激政策上达成妥协，但最终通过的政策规模较原先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拜登经济学”的杠杆作用将大大缩小。
拜登的加税计划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增强了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拜登如果再次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富人外逃等问题，影响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
一个值得注意的最新信号是，美国4月CPI同比增长4.2%，创下12年来的最快增速。鲍威尔的美联储反复表示，由于美国的长期通胀预期依然温和，就业市场也较为疲软，美国将不会面临长期的通胀压力。美联储更愿意将目前的通胀信号解读成经济复苏的短期效应。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是万能的，它在历史上也曾导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货膨胀高企的“滞涨”局面。“拜登经济学”一方面想要助推美国经济复苏，一方面还想解决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其政策的不断加码最终可能带来通胀上升、经济过热的后果。
直到目前，拜登经济政策的前景依然疑云笼罩，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挑战都导致其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也许历史的轨迹终究难以推测，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笃信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英美两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它。
参考资料
《“达尔之问”的再讨论-经济不平等与美国的再分配困境》，林红 ；
《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林红 ；
《均贫富，大财政再添新主张》，刘政宁等 ；
《重回进步时代：拜登新政与“美国旧疾”》，邵宇 ；
《美国中产家庭为何财富缩水》，陈志武 ；
《拜登经济刺激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肖立晟等 ；
《从超级全球化手中拯救全球化》，卓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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