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靠这些拼未来丨大湾区 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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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
大湾区11城，涵盖“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如何化异为利，迎来国家发展新格局下的新未来与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又如何助推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十四五”同频共振？放眼全球，一流湾区的成功经验有何借鉴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又有哪些独特优势？深圳卫视直新闻深度分析栏目《关键洞察力》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多位中外学者，比照全球一流湾区，解析大湾区大未来。
郑永年：不同制度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优势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创造经济总量超11万亿元，与意大利、加拿大、韩国不相上下，甚至超过旧金山湾区，这相当于以不到全国0.6%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2%的GDP，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经济体，可入列全球十强。
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同属一个国家，却包含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看来，正是这些特点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最特别的经济发展极。
他认为，粤港大湾区就如同“内部版的欧盟”。欧盟内部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通过不同制度的自主交流形成了新的制度。欧盟发展到今天，不仅仅保证了欧洲的和平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中国内地的制度、香港的制度和澳门的制度。如果能把这三种体系结合起来的话，就有可能催生出一种新型制度。
港澳台都可融入大湾区 借社会经济方式消除认同差异
在谈到香港时，郑永年强调，香港应该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社会经济的融合方式，来抵消掉所谓地方政治认同的滋长。例如建立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将福建、海南以及台湾都包括进来，增进多地人民的交流，加强经济上相互合作与促进。
郑永年教授还特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项目，还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平台。香港、台湾近年来出现政治动荡，归根结底是经济原因。中国要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国家统一，用社会经济整合实现国家统一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曾任广东省政府参事，他对香港和深圳的互连互通一直非常关注。他说港珠澳大桥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第一个三地统筹、中央发力指导引领的重大工程，它还是一个粤港澳三地“心连心”的工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港珠澳大桥树立了一个典范，象征着粤港澳三地可以通过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再造，让三地资源通过集中调配的方式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发表讲话指出，香港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它背靠着强大的国内市场，又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
深圳要辐射带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谈到深圳时，郑永年特别说到，他来了深圳以后，对深圳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深圳要强化辐射跟扩散效应，因为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就是要以中心城市来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一步就是要走向共同富裕。无论是广州还是深圳，作为中心城市，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要起标杆作用。对内，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政策，都要扩散、辐射到周边地区。对外，深圳要好好结合香港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业。尽管中国当前要建设“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但对深圳来说，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尤其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深圳要发挥领头羊的角色。
日本阪南大学企业信息研究生院教授洪诗鸿在谈到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的作用时表示，日本这几年不断组织各种考察团到深圳取经，总结出了深圳作为创新创意之都的经验。首先是深圳具有强大且全面的配套企业；第二，深圳有非常好的创新金融服务业。洪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促进香港的产业金融进入深圳，更好地和深圳的金融业结合，这将对深圳的创新创意产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洪诗鸿还特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规模、人口红利、制度优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东京湾区有优势。在制度优势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具有很强大的经济规划以及主导能力。在地理位置上，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中国内陆广大的腹地以及广大的消费市场，同时辐射整个东南亚，通过香港又辐射到欧美市场，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陈鸿宇表示，深港之间的产业、科技资源的融合本身就是大势所趋。香港的发展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台、新的发展引擎。而深圳本身也需要一个城市转型，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它们是相得益彰的。在国际大变局中，特别是以美国一些政客为首的西方政客对中国进行打压的情况之下，讨论如何让粤港澳大湾区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形成更加强大、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来进入并且主导国际市场，更具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借鉴全球湾区经验？
放眼全球，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是当今世界上最成熟的湾区。在美国和日本，“湾区经济”已经成为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引擎。
加州伯克利大学金融系教授格雷戈里·拉布兰克在16年的教学经历中，接触过许多到硅谷创业的科技企业主。他还多次到中国考察讲课，到访过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他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他眼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氛围和被称为“科研湾区”的旧金山湾区十分相似。拉布兰克教授表示，他在粤港澳大湾区考察的时候，能感受到这里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这里的创业者不但思想更开放，也更具有冒险精神。只要出现一种新的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金融科技等等，都能在大湾区找到企业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创新。这种创业氛围与旧金山湾区的氛围相呼应。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相似的另一个方面是，两个湾区兼备金融业和创新科技两个支点。香港是全球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非常完善的金融体系。而深圳作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有全球知名科技企业，也有大批中小微型科创企业在此生根发芽。拉布兰克认为，香港在历史上一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范，而深圳又是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全新经济模式的先驱者。深港作为在两种制度之下交融极深的两个城市，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两个城市合作所产生的动能要远远超过摩擦。若未来能让金融服务向科技企业倾斜，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必然会产生令人惊喜的化学反应。
身处东京的学者朱建荣教授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处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日本政府对东京湾区的所有港口进行整合，形成广域港湾，以港口群整体的能力来参与国际竞争。东京湾区的几个港口之间会举行定期的会议，互相交流并且分享最先进的技术，但他们的经营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能竞争。这种中央统筹、整合地方资源的方式，未来也可以被利用在粤港澳大湾区，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平台，进入国际市场。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教授直言，相比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优势是它拥有多个核心城市，而其他湾区都是一个中心城市。就像一架飞机有几个发动机，不仅安全系数更高，而且跑得更快。
在郑永年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最终目标是建成一个世界级的大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应当成为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一环，与“一带一路”相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向着吸引全球资本的方向进发，成为国际大企业、国际技术、专业人才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粤港澳大湾区要与世界的规则对接，才能让世界一流资本进来。深圳、香港这些城市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则和制度，下一步需要好好通过总结，通过传播、宣传让世界认识这个规则，认识粤港澳大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