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凡：面临问题的时候 不是说把全球化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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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按】
近日，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崔凡是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部主任，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组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员。专访全景式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经贸所面临的形势，涉及中美、中欧、RCEP和世贸组织等。
今天的访谈是最后一部分，聚焦世贸组织。世贸组织目前有164个正式成员，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其主要职能是调解成员之间的贸易纷争。加入世贸不等于签订一种多边贸易协议，但其设置的入会门槛可以作为愿意降低关税和法政上配合及参与国际贸易的门票，它是贸易体制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是众多国际贸易协定的管理者，各成员国贸易立法的监督者，是就贸易提供解决争端和进行谈判的场所。
今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崔凡教授援引外国同行的话表示，20年来，中国是世贸组织在“合规性”方面做得最好的成员之一。20年来，国际贸易风云变幻，世贸组织改革成为共识，但是崔凡指出，非歧视性原则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它国际经贸谈判中真正的底线，世贸组织改革必须不能专门针对中国。
以下是专访实录。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唐萍：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您是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您认为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中国通过世贸组织对世界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世贸组织对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有何意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其实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研究，那时候感到有点紧张。当时我甚至讲，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要有思想准备，对出口促进作用不大，但进口的竞争压力猛增。因为当时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关税减让，在之前已经基本到位了。2001年以后，面临的并不是其他国家很快对中国大规模的关税下降，反而是中国的进口关税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汽车，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关税下降。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可能（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大，对进口的压力、对我们的产业的冲击，可能会比较严重，做好一些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在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的进口和出口都是猛增，出口也是大幅度的上升。而上升的主要原因，后面回头一看，是当时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原来我们经营外贸有一个审批程序，而且有门槛，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承诺外贸经营权要放开，除了极个别的产品以外，按照世贸组织规定有国营垄断的很少数的产品，其它产品都是放开经营的，个体户都可以进行外贸，只要走一个程序去申请，就可以获得经营外贸的权利。
在2004年7月1号，新的外贸法生效了以后，实现了外贸经营权的全面放开，使得我们进口出口的活力都大大上升，量也大大上升，这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在2001年以后，中国外贸是一个飞速增长的状态，而且中国在之后的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算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在200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过去20年中间，国家间收入差距在整个世界缩小，国家间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0.65降到了0.5。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对整个世界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产品能够到卖到世界各地，增加了我们的就业，同时，中国大幅度增长的进口，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从这两方面来讲，都对世界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间，中国的产品卖到美国，有人说冲击了美国的就业，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有一个共识，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美国以后，使美国在很长时间里物价稳定，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这跟美国本身的一些政策有关系，但是很大一方面是中国大量输往美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使美国的生活成本能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实际上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也是很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中国是获得了一定的顺差，但这种顺差通过外汇储备的种方式，购买了美国的一些国债，实际上对维维护美国的经济的稳定也起到了作用。
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家是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不应该把目光看在一时一事，一些小的方面。从美国本身来讲，确实它的一些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中获利不够，甚至是没有获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美国在过去的一些年，它的贫富收入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群没有获利，或者是相对受损，不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结果。在面临全球化的环境下，每个国家自己的国内的治理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来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在美国存在，在中国也存在。包括收入差距、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环境问题，不能完全把这这些归咎于全球化，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国家的治理体系，怎样把它应对好。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把全球化丢掉，而是要通过国内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升，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唐萍：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世贸组织到底对维护国际秩序，尤其是多边主义有什么意义？
崔凡：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关贸总协定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大家意识到，在一战和二战的过程中以及它们之前，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各个国家有些矛盾就显现出来，引起有些国家的政策采取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又产生连锁反应，最后又加剧了这些矛盾，之后大家就变成一个“双输”的状态，甚至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战争。
所以，一个稳定的经贸关系，对世界的发展和和平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关贸总协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是吸取了历史教训的。关贸总协定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平均关税从40%多降到只有5%、6%的很低水平。对整个战后的经济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作用。今天，全球化面临新的关口，全球化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有很多矛盾呈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关贸总协定以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实际上也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们到底是不要全球化，还是去完善全球化的制度基础？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这些规则，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世贸组织是1995年成立的，替代了关贸总协定，有很大的提升。但即使是这样，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工业化时代的规则，我们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时代。那么原来在1995年形成的这一套规则体系，确实不能完全满足现在的需要。而且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很大，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规则，并不能解决西方国家一些关切的点。
如果我们从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规则来看，中国的合规性是做得相当好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参加了一个日内瓦的多边主义的线上会议，当时有很多欧洲的外交官和贸易官员，他们也都承认，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里的表现是相当好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面临的诉讼里，中国比欧盟、比美国要少很多，而且这些案子出了结果以后，中国的履行都是非常到位的，当时他们都对此表示了肯定。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跟2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西方对中国的，比如说国有企业补贴，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没有约束的领域的一些补贴，他们有很多担心。这些担心，我觉得可以共同商量，建立一些新的规则进行补充。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新规则，不能是专门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关切，中国予以积极回应，但同时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的完善，是要与时俱进，去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包括对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的规则。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中是做得不错的。在数字经济领域，还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新的发展瓶颈、一些新的问题，这些关键点，都应该要一起来解决。
如果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让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应该说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发达国家，大家都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现在需要改革，那大家一起来进行讨论，但是这种改革可想而知，也是很艰难的。
唐萍：所以您认为世贸组织需要改革，而不是说另起炉灶？
崔凡：改革和另起炉灶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有很多的规则我们可以去补充、可以去修改，但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不应该改变的，如果你改变了，那就是另起炉灶。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非歧视的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的原则。这些非歧视性原则是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它国际经贸谈判中，真正的底线。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们认为自己获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你不对我进行歧视了，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对贸易伙伴一视同仁。美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有很多年，对中国贸易关系的最惠国待遇，每年来一次审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应该做这种审查了，美国确实也就没有再做这种审查了。直到最近贸易战，才把这种经贸关系给严重地颠覆了。但是，这种非歧视原则是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真正最为重视的一个原则。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贸易促进发展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也是维护整个世界平衡发展的很重要一点。所以，这些基本原则不应该被破坏，否则就是另起炉灶了。
作者：唐萍，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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