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香港“中国共产党员”这几个字完全可以大胆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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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中央四大驻港机构在港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了“‘一国两制’下的法治和民主”的主题演讲。
梁振英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起草过程，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开创了以‘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先河，也树立了法治和民主的典范。”
近日，梁振英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独家专访时表示，此次论坛的主题选得非常好，“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的方针，讲清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能够引发思考。他认为，这个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新中国的发展，都值得大书特书，要向国际社会，向海峡对岸都好好说一下。
梁振英指出，一些香港反对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自欺欺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但他认为，在香港社会，“中国共产党员”这几个字完全可以大胆说出来。
以下为梁振英就此议题回答的实录，直新闻还将陆续刊发此次专访其他内容。
秦玥：6月12日，中央四大驻港机构联合举办了一场“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您在开场发言时说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以“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先河，也树立了法治和民主的典范。我们听了论坛感觉大家分享的角度各有不同，从您的角度为何选择从法治和民主来谈?
梁振英：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领导了中国70多年，当中包括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其实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作为一名香港同胞，可以谈的角度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的创始者之外，我们还应该有针对性地面向香港社会、也通过香港向国际社会谈两个大家也都很关心的方面，一个是香港的民主，一个就是香港的法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始的“一国两制”下的民主和法治包括什么？
在《中英联合声明》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以法律规定之，也就是以基本法来规定的。之后花了4年多、5年的时间，写成了160条成文的法律，这个“以法治规定之”就是体现在这个基本法里面了。现在到了今天，已经过去24年了，我们也经常听到社会上甚至在香港法院里面也打这样的官司，就是说政府某个政策或是某个举措是否符合基本法，那么这个法治的体现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至于民主，基本法的起草花了四年多时间，我做了两年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从1988年到1990年，那两年做了两次大型咨询工作，一次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第一稿，以及基本法草案也就是第二稿出台的时候，在香港我作为这个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负责这个工作，应该有发言权，更有一些体会：这两次的咨询是香港历来时间最长、最深入，而且是最民主的咨询工作。这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组成有180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大学生代表、包括小摊贩的代表，这些委员提了很多的意见，咨委会的秘书处大概有30多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我们请教了很多各个领域的专家，从国际法如何在香港实施、以至到香港未来的经济政策、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在这个咨询过程中把香港人的意见反馈给人大下面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这个就是民主的体现。
所以我说，香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回归的整个历程上，以我自己参加工作的经历，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怎么体现、也是最高地去体现民主和法治的。
秦玥：您用自身的经验和体会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的联系，放在今天来说的话，目前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化像是完善选举制度也是法治和民主的体现，这有关联吗？
梁振英：这个有关，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也可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可以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是怎么收回香港的这个故事。要不要有针对性地讲？因为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等，外面经常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不讲民主，不讲法治，我说我作为香港人，我告诉你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基本法起草过程在香港用了4年多、5年的时间，征求各个方面意见，两次大型咨询，这个都是香港回归历史的一部分，联合声明里面写了以基本法规定之，这个也是现在在联合声明里能看得到的，而且基本法1990年颁布、1997年实施，到现在是20多年时间，一直也是我们每天在香港用的法律，这个就是法治，这个起草过程就是一个民主最高体现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比较有针对性的，不仅是对香港的同胞，也对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共产党包括在香港问题上是怎么体现民主和法治的。
秦玥：外界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香港以官式场合“亮相”纪念，我们想知道在您看来这次的活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梁振英：这个当然是第一次我们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一个论坛，但是另外一点，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这个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概念，“一国”当然是中国了，这个“两制”，一个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另外一个是内地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在内地的社会主义和同属一个国家的香港的资本主义，这是共产党创始的“一国两制”方针。我觉得选的这个主题非常好，它不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一国两制”（的关系）。这个“一国两制”的另外“一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都能引起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好。而且我认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大书特书，当天的时间不长，接下来我们应该继续探讨，比如“一国两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领导新中国的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在国际社会，在海峡的对岸，给我们台湾同胞好好说一下。
秦玥：您刚才说到“两制”，但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强调“两制”，变成了大家一提中国共产党就很敏感，您觉得借着这个契机，未来香港社会应该怎么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以及在香港应该有的位置？
梁振英：香港确实有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和现象，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主导中国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大家都接受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领导人或是企业界的代表要跟中国政府谈，或者谈一些他们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计划，想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路线，他找谁？他就找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是举世公认的一个事实。在香港，有一些少数的以香港过去的反对派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自欺欺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威。
秦玥：未来在香港社会是否可以大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您不介意的话我想举一个例子，香港政坛一直流传几个“未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梁振英先生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梁振英：我不是（大笑），从来都不是。这个很清楚了，我当特首之前不是，当了特首之后也不是。香港的行政长官的选举法是我们的法律，有一条要求行政长官就职之前要有个宣誓，宣誓他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我不属于共产党，一直也没有参加任何其他政党。
秦玥：在香港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员”这几个字应不应该大胆说出来？
梁振英：可以，我看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