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相互依存”或是美对华政策新框架
由《直播港澳台》团队出品
参与评论请在新浪微博@直新闻
拜登执政半年多来，已组织多个专项工作组全面评估美对华政策。目前，各工作组已基本完成任务，反映“竞争”虽是美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但显著不同于特朗普时代的极端非理性竞争。以白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现任主席何瑞恩7月15日的新著《更加强大——在竞争性相互依存时代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为标志之一，我们倾向认为，“竞争性相互依存”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竞争性相互依存”政策框架的含义与目标
越来越多的美方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既是美国在多个领域最可怕的竞争者，也是美国应对许多跨国挑战时最有能力的潜在伙伴。美国既然没有办法主宰（dominance）中国，又不愿意迁就（accommodation）中国，就只能在相互依存或共存的前提下，直率、建设性地解决双方在竞争领域面临的问题，同时协调应对符合两国利益的全球性挑战。
鉴于与中国保持一种竞争性但总体稳定的关系，比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竞争性相互依存”作为美国的一种政策框架或战略架构较为适切。美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务卿布林肯等现任高官及何瑞恩、约瑟夫•奈等前官员认为，“竞争性相互依存”是一种界于主宰（dominance）与迁就（accommodation）之间的美国对华政策选项，即“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势引导至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领域”，同时减轻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负担。
该政策框架旨在达成四项目标：一是“慑止中国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保持美国安全承诺的全球信誉”。主要包括“防止中国称霸、对盟友伙伴提供战略保证”等具体目标。二是鼓励中国在解决跨国挑战方面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主要指恢复与中国多层面对话，与中国就共同挑战进行协调，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三是推动中国向外部竞争者开放市场。主要指促进中国施行所谓“更加公平”的经济政策等具体目标。四是“鼓励中国对其公民的诉求做出更多回应”。主要指“督促中国在人权等领域加以改进”。
“竞争性相互依存”政策框架的逻辑与重点
从拜登总统中国团队核心成员及美国学界“知华派”的论述看，“竞争性相互依存”政策框架是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为归旨，以经济竞争为核心、以强化美自身竞争力为途径的完整体系。
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
美方认为，对华政策应聚焦“华盛顿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必须要保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拟制，回答该问题要依次界定美国的全球优先事项、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及美国针对中国的目标，然后再提出政策概念、确定重点、逐步实施。目前为止，美方按照上述逻辑确定了全球三大优先事项，分别是确保美国国土、美国公民及美盟友伙伴安全，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创新，实现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亚洲四项目标，分别是防止亚洲成为直接威胁美本土安全的源头，防止敌对国家主导亚洲并将美国挤出亚洲，确保亚洲对美国商业的开放，鼓励亚洲各国尊重法治、人权、政治自由主义；中国两项目标，鼓励中国拥有国际抱负，反对中国对外“侵略”。
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目前看，安全与繁荣是美国必须予以保护的核心利益，只要中国以和平、非胁迫方式且在国际法和规则框架内崛起，美国就可能会接受中国影响力的扩展。在此过程中，经济竞争将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其中技术创新将是竞争的焦点。为在竞争中超越中国，该政策框架的设计者们建议拜登政府采取6个步骤：保持开放，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资，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从占GDP 0.7%提高到1.1%，或者从年均1460亿美元提高至2300亿美元），采取激励措施恢复政府、学术界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创新铁三角”关系，为学术进步创造更平等的机会，防范尖端和军民两用技术“向中国泄露或被中国窃取”。
“竞争性相互依存”政策框架下的中美关系走向
该政策框架的设计者们认为，竞争已经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未来中美有可能激烈竞争，但不大会发生武装冲突。
中美竞争的性质取决于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共识。中美两国大概率不会轻易触犯对方的核心利益或“红线”，但双方在许多领域存在明显分歧，能否在具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将决定双方竞争的性质和方向。如果双方能在知识产权、网络空间安全、人权及南海军事化等重点问题上达成共识，则双方关系会缓和，竞争将呈良性向上螺旋；反之，双方关系会趋紧，竞争将呈恶性向下螺旋。
中美竞争将在总体和平状态下进行，双方不大会发生战争。从美方的视角看，中美不会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主要有5个：一是美国和中国均无法以对方为代价主导亚洲。经济层面，中美年度双边贸易量达6000亿美元，美驻华公司年产值4500亿美元；战略层面，中美是全球性大国，为保护自身利益就必须协力应对诸多跨国问题；战术层面，中美若直接冲突，一方摔倒，另一方也会受伤。二是中国未来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挑战。突出的如产业转型、人口结构失衡、环境治理等。三是军事手段并非一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另一方的可行选择。如果美国不能使古巴屈服，则更不可能通过武力方式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四是人和机构参与战争决策。双方决策层和职能部门都由高度理性、专业的人员组成，且遵循一定的决策和行动流程。五是与历史上的崛起大国相比，中国面对的国际秩序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种风险易使中美陷入武装冲突。该政策的设计者指出，尽管中美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战争，但如果不能有效管控三种风险，则易使两国陷入武装冲突：一是中方会降低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行动，如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武力解决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等；二是中美两军日益频繁的“抵近”活动造成摩擦；三是中美两国在“道路规则”不完善或不存在的新领域加速竞争，如太空、网络空间、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化武器系统。
作者：陈晓，经士智库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