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教西方认识中国的英国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专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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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放眼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还有这样一批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研究深入、观察细致，孜孜不倦用纸笔对外发声，拨开迷雾、激浊扬清，铺就了一条世界认识真实中国的重要渠道。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被誉为继费正清、史景迁之后的西方“新生代中国通”，也是牛津大学史上获得终身教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米特研究中国抗战史出身，2007年创建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为当前西方汉学界权威研究机构之一）。米特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首次以西方历史学家视角重写中国抗日战争艰难历程，一出版便引起当时西方学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不仅获得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倾力推荐，更登上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必读书目榜。米特在书中指出，中国为二战做出的巨大牺牲不应被遗忘。鉴往知来，当今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了解这个泱泱大国的前世今生，对于世界而言更为紧迫和关键。
近日，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就“如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及“新形势下，西方中国研究学者应在中西方交流中发挥何种作用”等重要话题，专访了拉纳·米特。采访中他坦言，比起前辈汉学家，自己这一代有更多机会亲身接触到中国国内资料；这种接触非常必要且珍贵。“如果说前辈汉学家是旁观中国，我们这一辈则是与中国一道，书写中国。”
除了研究历史，米特同样密切关注着中国前进的每一步。他强调，与8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效力。他也坚信，无论疫情过后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进，中国都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中国人，眼前的瞬间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因此，要理解今日之中国，绝不能凭空臆想、光顾着一时一刻，而应该纵向挖掘，把当下的事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观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米特表示，自己与同辈历史学者面对的共同任务，就是把古老的中国融入全球历史话语体系之中。
米特还告诉记者，他在牛津大学的不少硕士、博士学生都来自中国，其中大部分学成后选择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这些年轻人正是他最大的成就和骄傲。说到底，中国未来命运走向并不取决于他这样的外国人，而是掌握在广大学识丰富、视野开阔的中国青年手中。他期待这个泱泱大国走向更崭新的未来。
本次采访实录将分为上下两篇进行刊载。其中，上篇（即本文）重点关注拉纳·米特作为中国研究学者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过程中之体悟；下篇则主要呈现其对“如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之观察。敬请垂注。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很高兴能与您对话，米特教授。自您上一本书出版8年来，您一直在向西方世界澄清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感谢您付出的努力。但要打消存在几十年的固有偏见并不容易，您面对的瓶颈和困难有哪些，如何化解？期间所历最大沮丧与欣慰又是什么？
拉纳·米特：这是个好问题。首先，许多西方人对这段故事其实是很感兴趣的，我也并没有听见太多反对或质疑我所言真实性的声音。别忘了，那本书里记述的可不只是军事历史，还有许多活生生的百姓故事。比如难民——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至四十年代中期，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沦为灾民，跋山涉水逃难到各地。恰是这样的故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同情和共鸣，因为类似的事情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但的确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之前参加研讨会时，我就曾听人提出，“没错，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苦难深重，这点我们不否认，也深表同情。但这场战争对于当时整个世界局势来说发挥了多大作用呢？苏联、大英帝国、美国，它们才是影响亚洲战局的国家”。
对这种观点，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以下设问：让我们回到1938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开启中日全面战争一年之后。此时，中国国内有国共军队两股力量在联合起来与日军作战。现在让我们来假设，万一当局做了相反的选择，觉得自己国力太弱、斗不过“外来强敌”，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发展呢？当然了，时过境迁，所有对历史的假想都只能是猜测，但我们可以想象，日本将主宰彼时的中国大陆。这样一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益就会被迅速驱逐出去，而整个二战的局面也会被改变——例如，或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熟知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也就使得欧洲战场（彼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更不可能与亚洲战场连通、构成一场所谓的“世界大战”。
因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抵抗（直至1941年）牵制住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军队，对整个战争局势起到了关键的扭转作用。我便以此假设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即“中国不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其抗争也对改变世界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认为，这点是很有必要强调清楚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您在书中指出，中国自二战起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如今，距离那场战争结束已近80年，作为中国长期研究者，您认为今日中国的国际角色与当年相比有何变化？
拉纳·米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之中国与80年前有着天壤之别。当年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外国列强干涉下，甚至无法制定自己的关税，可以说对本国律法都没有自主权。国家处于战乱和分裂中，前途十分渺茫。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处在“整体和平、局部动荡”世界里的和平国家，掌握着前人无法想象的国家主权；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还主动担负更多国际责任，也十分关注重塑世界秩序——尽管或许是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之上，但要允许新面孔发声——实践方法之一便是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我们如今熟知的“一带一路”倡议。总而言之，与8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更加强大，也更能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效力。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您能详细谈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个人观察吗？
拉纳·米特：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应该视其为一个多重元素的组合，而非单一事物。最近中国有一个新提法，形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模式，叫“双循环”。“内循环”靠的是由消费驱动国内经济增长，配合“外循环”，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要发挥关键作用的部分。
在我看来，中国已经逐渐由过去的“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身份向输出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角色转变。我们也偶尔听到“健康丝路”的说法，即把制药行业、生物科技领域的高水平新进展延伸到其他国家。众所周知，后疫情时代下，新冠疫苗会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看来，全球仅几个国家有机会来通过自身经济网络和创新能力，在这方面做出一番成就。中国就将是其中一个重要参与者。如今中国已研发并试验了多款疫苗，并送往中东、拉美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但还有一个关键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美国也仍是重要参与者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制药公司都在美国。
我想强调，每当提及经济网络，我们不能只想到数字，而应关注真实的人在这个真实世界之中的交往活动。未来几年，该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全球的疫苗接种，随后便会开始探索适应届时状况的新经济模式。我坚信，无论未来世界局势进展如何，中国都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谈到新冠疫情， 中国人用“人民战争”一词形容全国上下一心的抗疫努力，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最早用这个词形容抗日战争。在您看来，中国社会对抗战的这种集体记忆和社会思潮，如何影响中国在应对灾难、挑战或外部威胁时的思维和选择？
拉纳·米特：要谈“思潮”，那么对当今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思潮”可不止一种。在我看来，只有对这些“思潮”进行全面了解，才有可能真正解读中国。关于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影响举足轻重的思想，我来举两个例子：其中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古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儒学”，包括孔子、孟子、荀子等伟大哲学家留下的经典思想。尽管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还时常互相辩论，但有一个共通的终极探讨，那就是“如何让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儒家学派的各大代表人物对于“如何过上美好生活”这一问题曾给出过丰富详实的答案。
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具创新活力的商业环境，这得益于国内超大的市场规模。想想看，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再加上幅员辽阔，有各具特色的地域可供尝试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综合以上因素，中国孕育了产生经济变革的现代化、国际化的环境，也大幅提升了居民收入。
但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化以外，我认为这一进程也在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思维中留下了烙印——那就是他们意识到经济发展的代价沉重，例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当然，中国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但由于其经济体量巨大，二十年前采用的那套发展模式必须要有所调整。这时候人们就会自然想到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强调的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和互动方式，那里面实际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解决方案。若将其灵活运用，或许会获得出乎许多西方人意料的良好成效。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谈到中国的创新环境和发展多样性，我注意到，您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曾发表专文指出，中国创新能力或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深圳作为中国创新中心之一，也是一系列改革的试验区。您对深圳发展有何观察？
拉纳·米特：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大的创举之一就是建立经济特区。不论从哪个维度看，深圳都是其中发展最成功的特区。我想造就这一点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深圳足够灵活，能因势而动。其中，制造业可谓是核心产业，使得深圳、乃至整个华南地区一跃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具活力、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
快进到今天，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仍旧存在，但科技创新已然成为这里的重头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水平的科创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外界也通常将此与整个华南地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手机走天下，本质上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消费经济模式。对于深圳而言，无论是其经济发展模式，还是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人口，都是助力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如果你想见识中国经济领域的变革激发出了怎样的活力，那么来深圳就对了。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您治学中国多年，被誉为继费正清、史景迁之后西方“新生代中国通”。就研究中国问题的目的、方法与特点而言，您自认为与前辈汉学家有何异同？
拉纳·米特：最大区别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比前辈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中国国内资源、拜访中国学者朋友。这种接触非常必要且珍贵。我的本行是研究中国历史。要知道，绝大多数讲述中国历史的优秀著作都诞生在中国国内。要是没有我在北大、清华、社科院或南大等研究机构的朋友们，我就无法及时获得相关领域最前沿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我重点研究的中国抗战史就是如此。而前辈西方中国研究学者，也就是截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那一代人，相对来说不易进入中国。当然，他们依靠当时储存在英美日等国家的史料也曾撰写出不俗的著作，但缺了中国本土的相关资料，这个故事就依然不算完整。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前辈汉学家是旁观中国，而我们这一辈则是与中国一道，书写中国”。
至于说研究目的，我认为我们与史景迁等前辈的初衷大致无二——就是向英语国家的读者展示中国的重要性。不论是作为一个经济体、还是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古老文明，中国都极大影响了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发展演变。但对西方世界，哪怕到了今天，中国仍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和接触的国家。相比之下，我辈学者有更多与中国交流和互动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与同仁有一个共同任务，就是将中国历史的叙述融入全球历史体系的主流。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在这点上，您认为自己与同僚的工作成果，对中西交流起到了哪些促进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又应该以及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拉纳·米特：我认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者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特别是当中国与西方陷入某些激烈争执之际。这一角色的作用就体现在：我们能提醒大家，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中国人，眼前的瞬间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因此，要理解今日之中国，绝不能凭空臆想，光顾着一时一刻，而应该纵向挖掘，把当下事件放到更大历史背景下去观察，要回溯那些纷繁复杂、风起云涌的历史场景。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西方学者仅把中国的历史作为额外的旁枝末节来研究，到头来却说“真正的世界历史在西方” 。错了！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也是全球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幸过去20年已经有不少相关努力在推动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但依然任重道远。衷心希望我这一代、包括我的学生（当中就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以及下一代学者能前赴后继，矢志不渝。
另外，我在牛津的中国学生当中（有硕士生也有博士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毕业后回到中国，通常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利于造就一种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融合风格，既不是偏向英国的，也不是中国或美国的，而是将其视为全球文明史的共同财富。我想，我的学生或许是我最重要的成就。当然我写过几本书，也很有收获，但最宝贵的还是这些活生生的成果，他们才是我最大的骄傲。
另外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英国有大约10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各大高校深造，而且这个数字截至疫情前还在逐年增加。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趋势，对此我也感到很欣慰，希望这种交流能够持续。
说到底，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并不取决于我这样的外国人，而是掌握在你们这样学识丰富、视野开阔的中国青年手上。你们会推动中国走向崭新的未来，对此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