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女性还会再穿上蒙面罩袍吗？丨慢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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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阿富汗喀布尔市示威游行的妇女与塔利班爆发冲突。
9·11这个日子格外引人关注。
此前，传出了阿富汗新政府将在9月11日举行就职典礼的消息，但很快，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就对外辟谣了。塔利班最近的表现，显然要比二十年前识时务，不太可能特意挑9·11这样的日子，在伤口上撒盐，打美国人的“脸”。毕竟时移世易，塔利班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美国，而是执政难题，它迫切需要得到国内外的支持。
相比二十多年前，再次上台的塔利班，明显在妇女权益和个人财产等方面，也改变了调子，承诺保护这些方面的人权。塔利班真的变了吗？阿富汗女性再也无需穿上蒙面罩袍了吗？
有人猜测，塔利班内部也有温和与激进的区别；也有人猜测，塔利班是在战术性妥协，等待以后权力稳固，再恢复塔利班的社会理想；还有人认为，塔利班是真的要建立不一样的统治模式。但无论如何， 这些猜测都缺少实质的证据。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地区的塔利班成员，真能接受这种他们一直在拒绝的改变吗？
身着罩袍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重新占领喀布尔之后，阿富汗女性的蒙面罩袍一夜之间也成为世界的“焦点”。
罩袍之痛
这种从头到脚把人裹得严严实实、被称为“布卡”的传统服饰，再次成为人们观察阿富汗女性地位的一个标志。最近经常看到微信群里有人感慨：看看阿富汗的惨状，想想阿富汗的妇女，就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掌权的五年间，给阿富汗人民和全世界都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妇女权利被全面剥夺，妇女外出时要穿罩袍，没有男性亲属陪同不能外出，不能工作和接受教育。违者将受鞭刑，甚至被打死。同时，男性可以随意殴打女性，通奸者要用石头砸死。而且，被强奸的妇女也常被视为“通奸者”。种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严苛“教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二十年后再次掌权的塔利班，尽管做出了种种保护妇女权益的承诺，但无人能真正得知，这个新的“伊斯兰酋长国”会以怎样的方式施政，并融入国际社会。目前它传出的信息还是比较混乱。
比如：相反的信息是，7日刚刚宣布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阁员全是塔利班和其亲密盟友，没有一个女性。之前塔利班承诺的包容性政府，不见踪影。联合国妇女组织已对此表达了不满。
此前，阿富汗女性参政有规定的比例，并受到法律保护。阿富汗前政府颁布的宪法规定，国民议会下院必须至少有27%的女性议员，因此，阿富汗此前下议院250个席位中，有69名女议员。
喀布尔上周还连续两天有数十位妇女示威，带着花束和横幅前往总统府，要求享有男女平等乃至参政权利，结果塔利班用弹匣、电枪击打妇女，有多人受伤流血。从电视画面上看，她们都没有穿罩袍。
9月4日喀布尔妇女权利游行遭暴力驱散，现场抗议的女性都没有穿罩袍。
目前还没有国家表态承认塔利班政权。拜登政府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对于塔利班合法性的认可，将取决于塔利班接下来采取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关注塔利班是否允许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以及其他个人离开阿富汗，以及未来塔利班将如何对待妇女，儿童。
目前，塔利班在各地的女性政策表现得自相矛盾，让阿富汗人无所适从。
有报道称，喀布尔的一些女护士、女教师和女司机仍在正常工作，无需蒙面，这比1996年时的状况，当然是好了很多。但这些女性情绪惴惴不安，仍在观望中。
有网络图片显示，喀布尔的大学，正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男女生已经被一道布帘隔开。女学生虽然没有穿罩袍，但在大夏天里，也包着厚厚的头巾。
喀布尔阿维森纳大学教室上课场景。（社交媒体照片）
今年6月，法国France 24电视台在塔利班占领区——阿富汗西部赫拉特拍摄的纪录片中，一名身穿罩袍的女孩，只是因为和男子通了电话，就被塔利班的司法人员以“有伤风化”为由，在众人围观下遭到鞭打。在一下一下响亮的抽打声中，女孩扭动着身躯，大声地哭喊：“真主啊！真主啊！”这个场景，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2021年8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阿富汗年轻男孩在⼗字路口出售塔利班旗帜。
还有报道描述，在被塔利班占领的阿富汗南部省份坎大哈的一座城市，持枪的塔利班士兵将女性员工从银行中赶出来，并要求其男性亲属接替她们的工作。阿富汗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女校被迫关闭、公交车司机不再接受女乘客等现象。
尽管塔利班现在没有明令要求妇女穿罩袍，但显然，人们心有余悸。出门不想招惹事端的，觉得还是蒙上罩袍比较安全。于是，喀布尔市内罩袍一时供不应求，价格飙升了4到6倍。也有女性因为不愿意穿罩袍，就干脆不出门。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人们涂抹遮盖女性的广告画
罩袍真相
穿上罩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为什么让这些阿富汗女性如此反感？
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法齐娅·库菲写给女儿的信《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法齐娅·库菲，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回忆了她第一次被迫穿上罩袍的感受。当时是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占领喀布尔，她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她说：
“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
“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声变得很响，身子也越来越热，仿佛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
穿上蒙面长袍的阿富汗女性仅能够透过蓝色小网眼看到外界。
法齐娅·库菲的亲身感受，让我们得以了解，罩袍里面，阿富汗女性的真实想法：
“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丝毫意义。”
实际上，在塔利班第一次上台前的几十年里，阿富汗已经相当“现代化”。所以，从小到大，尽管库菲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她总觉得，那是属于上一代人的东西，这种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她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
竞选中的法齐娅·库菲向民众发表演说。
因为从政经常遭受威胁的库菲，多次从暗杀中死里逃生，仍然斗志不减。她在2016年还建立了自己的党派，其中60%都是女性。她对于罩袍的极不适应，恐怕也是今天喀布尔的不少现代女性的共同感受。
尽管蒙面长袍被很多人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认为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显示一种对女性的控制和占有。但有一点可能是外国人所不了解的：在过去，穿蒙面长袍在阿富汗是身份高贵的象征之一。
旧时代的贵妇出门，常常是骑在马上，用丝绸制成的罩袍，从头裹到脚。这在当地还兼具实际功用，因为罩袍还可以帮助遮挡烈日、沙尘、强风。同时，在当地的一些人看来，穿上蒙面长袍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的安全。
法齐娅·库菲的妈妈曾是国会议员的妻子，属于阿富汗上层社会，所以能穿上昂贵的丝绸罩袍。而家境和地位普通的阿富汗妇女，穿的大多是棉布或者化纤的蒙面长袍。
库菲对于罩袍的感受很复杂，她认为，真正招来人们反对的，是过去的塔利班曾强迫妇女穿罩袍。“在阿富汗，伊斯兰教规和文化传统提倡的端庄仪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严格到让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龙衣袍底下。”
与此同时，库菲也反对西方一些政客想通过立法禁止蒙面长袍的提议，她认为，自由选择才是重点，西方政府应当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人们穿它只是出于阿富汗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罩袍之罪
但不可否认的是蒙面罩袍下的真相，阿富汗妇女真实地生活状态，通过一些事实和数据，可以一窥究竟：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指出，阿富汗约54%的女性在15岁至19岁之间结婚，是世界上早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87%的阿富汗妇女曾受到虐待。
2005年9月11日，在阿富汗一处叫达马尔达的乡村，一对新郎新娘正坐在新娘家等待婚礼的开始。新郎是40岁的费兹·穆罕默德，新娘是11岁的古兰姆·海德尔。
2000年，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调查显示：70%女性达到了重度抑郁水平，65%-70%生活在塔利班区的女性有自杀倾向。
2015年，联合国报告显示：在阿富汗，对女性施暴的案件中，只有5%的施暴者会受到惩罚。只有15%的男性认为"女性可以外出工作"，三分之二的男性抱怨女性的权利太多了。
《2021年全球性别差别差距报告》显示：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阿富汗是性别最不平等的国家。
阿富汗受害女性展示自己被家暴的痕迹。
“罩袍革命”
看到上面的这些事实和数据，你可能很难想象，阿富汗妇女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曾经脱下了罩袍，而她们自身解放的这场拉锯战居然延续百年。
第一次掀起“罩袍革命”的，是1920年代的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他受到开明派老师的影响，希望效法土耳其和日本，实施现代化改革。他颁布新宪法，让所有的阿富汗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他将童婚定义为犯罪，允许女性在外出时不穿罩袍。
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和王后索拉娅
宪法实施当年的10月，阿曼努拉汗召集首都的600位知名人士，发表了长达5天的演说。为了让索拉娅王后等一众女性能够列席旁听，会场中央还围起了一片专门区域。当国王宣布，其实宗教并未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那是戏剧性的一刻，只见索拉娅王后站起身来，扯下了脸上的轻纱。王后的举动激励了好几位勇敢的女性，她们甚至一鼓作气，脱下了罩袍。
在首都的一些公园，是国王特设的“无罩袍街区”。一天，阿曼努拉在一处无罩袍街区，撞见一位穿着罩袍的妇女，他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妇女脱下罩袍，他甚至把罩袍付之一炬。那位女性只好赤身露体跑回了家。
过去阿富汗人可以娶四位妻子。但阿曼努拉汗倡导一夫一妻，也相当走极端。他在一次会见喀布尔女界名流时表示：“在座各位女士，你们的丈夫如果哪天起了再娶之心，你们可以杀了他，我非常乐意提供武器。”
但1920年代的阿富汗人，并不喜欢这位国王的改革，除了极少数的城市精英外，阿富汗男人们认为，自身的权利被削弱了。城市之外，宗教领袖已经在鼓吹，国王成了异教徒，最终，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不断掀起武装暴动。1929年，穷途末路的阿曼努拉汗放弃王位，流亡海外。阿富汗又回到了旧秩序中。
第二次“罩袍革命”是在30年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改革下，阿富汗迎来了“十年民主”时期。根据新宪法，国王变成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象征性君主。
当时，城里的女孩大都接受过高中教育，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女性也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喀布尔到处是带着墨镜，身姿窈窕的女子，西方的时尚风潮也流传开来。迷你裙和低胸衬衫，女士们已经习以为常。在喀布尔，只有中老年妇女才会穿罩袍。
1970年喀布尔街头着时装的阿富汗妇女。
这个时候的阿富汗，男女同校已成常态。男女同学之间开始了谨慎的约会。当然，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会，阿富汗的风气还没有如此开放。男孩和女孩们会在公共场合相见，然后进行双向选择，再让各自的家庭出面安排婚姻。
1970年代在公共场合见面的阿富汗青年男女。
1970年代学习做助产士的阿富汗女学生。
可惜，这种变化也就仅限于大城市，在广大乡村地区，阿富汗人的生活并没有丝毫改变。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从未消失。新旧世界壁垒分明，并走向分化。如同两个平行的世界。
罩袍折射的“两个世界”
新世界在以首都喀布尔为代表的大城市，精英阶层拥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因此希望向西方学习；但另一个阿富汗，由部落首领和保守神职人员领导的农村世界，极其顽强地捍卫着传统价值观。
就这样，阿富汗内部开始了一场拔河角力。一头是喀布尔，另一头则是那个旧的阿富汗。双方都竭尽全力，想把国家拉上自己的轨道，形势时有逆转。塔利班的两次崛起，正是这场反复拔河的结果之一。
前苏联和美国的军事介入，增加了这场拔河的外部压力和烈度。也就是说，原本这种撕扯早就应该分出一个胜负，因为阿富汗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大国不断地介入，并且扶持各自的势力，源源不断地为各方提供金钱和武器的支持，结果就是阿富汗的战争总也打不完。
战争大量地消耗了阿富汗的资源，如同一个极度虚弱的人，很难改善体质，这个国家尽管也在努力治理，但暴力、贪腐仍然横行。这也是为什么民选政府执政无力，本来山穷水尽的塔利班，能够在二十年后卷土重来。
本月8日，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召开，王毅表态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中国将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援助，第二，抓住阿富汗可能由乱到治的机会。
国际社会有一种乐观的预估是，一旦外部势力退出，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可能着手解决国内的矛盾。
生活在难民营的阿富汗妇女儿童。
阿富汗学者塔米姆·安萨利在描述阿富汗历史的著作《无规则游戏》中，讲述了阿富汗乡村近年来的变化。他认为，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
在2001年“9·11”事件前夕，一旦偏离公路，就会进入一片落后原始的地区。那里的乡村没有水电设施、邮政服务，也没有电话，村民无法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进展。到了2010年，当他再次造访这些地区，他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与世隔绝的村子了。每个乡村，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且还配备了卫星天线，每到晚上，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观看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有些村民看得津津有味的，竟是盗版的HBO电视剧。
那么电从何而来呢？原来村民们已经用上了燃气发电机。中国制造的发电机价格低廉，每个村子都能负担得起。每隔几天，村中长老便会吩咐年轻人驾驶摩托车，前往邻近的集市购买液化气。中国或者伊朗生产的价格低廉的摩托车，每个村子都能买得起几辆。
学者认为，一方面，塔利班的种种作为，确实在把阿富汗拽回传统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把现代科技传播到全国各地。
即便村民只能接触本国节目，也足以达到开阔眼界的目的。《阿富汗偶像》一类的真人秀，他们绝对前所未见。节目开始第一年，就有两名女性歌手进入了决赛。其中，出身赫拉特的塞塔拉成了风云人物。决赛中，她不但没有佩戴头巾，而且载歌载舞。面对全国观众，塞塔拉扭腰摆臀，跳了一曲迪斯科。放在美国，她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并无挑逗之意，但是，在阿富汗，如此举动却招来了死亡威胁。
转眼又过去了十年，随着塔利班的归来，阿富汗世俗化和宗教化的分裂与撕扯仍在继续。毕竟，两个平行世界的矛盾，才是阿富汗最深层次的矛盾。
这场“拔河”的结果，也将决定阿富汗女性会不会再次穿上蒙面罩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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