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西方精准封杀和围堵，中国高科技产业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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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荒”、劳动力短缺、港口集装箱“堆积成山”、物价上涨……自去年以来，在包括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陷入“断链”危机。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复苏可谓举步维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已成为各国的重要课题。这场“大考”，中国也同样需要正视。
在10月23日举行的“百川论坛——当代世界产业政策2021”主题研讨会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分享交流，共同探讨了世界产业发展大变局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现象，以及中国应该用什么样的新理念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全球将长期处于“有限全球化”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渐进式的。中国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同的发展道路。
如今，中国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共同富裕”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会长期处于一个可以称之为“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已经把中国视作主要的竞争者，甚至敌人，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精准封杀和围堵。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国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之手”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等问题亟待以科学理性的思考来寻求解决之道。
形成规制型产业政策是未来趋势
郑永年认为，未来产业政策的一大趋势，是实现传统产业政策向规制型政府的融合，从而形成规制型产业政策。也就是说，产业政策不仅仅要推动国家所建立的重要产业的发展，而且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提升和升级。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例如，最近几年来，我们面临着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钩；我们也面临着硬基建过度，软基建不足的情况，包括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软基建的不足导致了内需社会或者消费社会缺失制度基础。规制型产业政策也可以纠正企业层面一些不可持续的实践。
郑永年还指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是互相影响的，需要互相了解彼此的产业政策。这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一部分。中国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肯定在国际社会遭到孤立。这是需要我们考量的。
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焦点
“中国成为产业发展百年未有变局过程中间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表示，“我们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新时代的格局发生了巨变，处于产业变局的过程中间。”
金碚认为，产业发生的变局和现象可划分为：技术变局、生态变局、机理变局、组织变局。其中，在技术变局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在迅速地逼近发达国家，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过去，发达国家认为中国技术与其差距甚远，所以能够接受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这一技术发展路径。然而如今差距正在缩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心态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金碚看来，世界产业的发展会走向多样化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世界上的文明形态可以多样化，而且多样化的文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而进入新时代，多元化世界的核心关切，除了效率、公平这两项重点，还要突出“安全”。
美国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到了？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科技无疑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升空，美苏科技之争进入一个白热化阶段。2020年10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提到了一个观点，美国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史本叶指出，所谓美国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到来的缘由是5G标准之争，背后更反映了大国之间在技术之争的深远影响。而5G之争公开化，这与它的特点有关：一是5G是众多技术的底层技术；二是作为一个产业，其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大，这触动了美国敏感的部分。
观察当今标准化体系演进的特征，大体上经过了如下几代：早期的标准化主要是围绕技术领域为核心，后来拓展到了质量标准，现在又泛化到了社会标准。可以看到，整个大国之间的标准之争包含了技术标准，但是不限于技术标准，甚至上升到了社会标准、意识形态，是多层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谁掌控标准，赢得标准，谁就掌握了产业领域，从而掌控全球价值链。
“标准历来都是政治利益博弈的舞台，我们所建设的强国最终一定也是要成为标准领域的强国，一流的国家应该是定标准的国家。”有关中国的具体做法，史本叶提醒，我们需要主动开放，因为标准的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保持开放性。而要赢得标准之争，关键是体系之争，概括而言就是，“依托产业、技术、市场的支撑性；发挥国家主导科技、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提升文化、理念、法律、治理的内在性；扩大产业体系、科学技术衔接世界网络的开放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张芳博士认为，除了技术合作，也需要策略性地讲一下情怀的合作，理念的合作。“中美在很多价值理念存在分歧，但是在气候变化、环境这些领域其实是有高度的共识。比如，中国提出‘双碳’目标、‘金山银山’的概念；美总统拜登也有一些气候变化领域的新理念，包括建立全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等。从本质上来说，中美在绿色发展理念、气候变化理念方面有共同之处，这些领域可以成为企业合作、技术合作方面中美之间非常好的润滑剂。”
美国的“封杀”为中国创造了机遇
今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总投资额达2500亿美元的《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提及“中国”多达586次，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其中，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年内补贴半导体产业520亿美元,以维持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产能,保护供应链安全。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Anton Malkin博士认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必须随着美国围堵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全球半导体产业不断演变的逻辑改变。而事实上，美国和别的国家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对中国的企业，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带来一个机会。“在价值链的高端，中国的机遇将在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领域，其实中国的企业在这些领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能力。比如说，在无晶圆芯片设计上，华为和阿里巴巴都有布局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能力。”
作者：林惠珊，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主编。更多深度分析和精彩内容请关注深圳卫视每周三晚21：20播出的《关键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