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下汪晖书房丨有时遗忘比记忆更深刻丨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非常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今天的大众文化往往缩小了这种复杂性。
汪晖丨谈遗忘、记忆与孤独

汪晖是学术界的“空中飞人”。与他约访始于今年5月，最终得见已是8月的末尾，中间的整个夏天他去了趟美国，去了趟瑞典，还从非洲绕了一圈。他说，研究和思考总是带着他走，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交谈，“要么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要么是别人的问题吸引你”，这是另一种重要的阅读经验。
在瑞典，他昔日研究过的边疆问题获得了新的共鸣。19、20 世纪，瑞典人对中国考古和新疆、西藏地区的地理研究颇有贡献，而汪晖访学的乌普萨拉正是考古学家安德森、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工作的地方。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森教授带着论文来探他，两人相谈甚欢，他就地开始重新阅读，复又决定明年再去。
现在，汪晖终于坐回自家的书房。此时的北京夜里已经吹起秋风，白天还残余一点闷热，他开始整理讲稿、备课，准备开学。
家中有两个房间被他辟为书房，以书做墙。特意定制的书柜精致而古朴，里面的书多为横放——爱书之人自会明白，这比竖排更省空间；柜门也十分必要，可以抵御北方的灰尘。移步餐厅，又见一面书墙，顶灯照着餐桌，光却反射着玻璃门里的精神食粮。汪晖本来坚持客厅不放书，不然吃饭睡觉之地就彻底被书合围，可是落座一看，茶几上、沙发旁、客厅的地板上仍然摞着方块大部头，虽不散乱，但“正襟危坐”，标志着客厅的“沦陷”。
他在清华大学的两间办公室也是如此，其中一间彻底成为书的仓库，失去了办公的功能，而另一间则是“晾晒谷物的稻场”，新书们总是首先抵达这里，经过主人的翻阅、挑拣，方可分类入库。
《马恩全集》是他常用到的书，但卷帙繁浩，不能尽数收藏，此时汪晖也会使用电子书。朋友崔之元热衷于小范围分享电子书资源，有时他也追看。但他始终还是更爱逛书店、去图书馆，那些地方书挨着书，常常能以自己的积累和兴趣为核心，牵出许多阅读的枝节，不像在网上，检索、下载、浏览、急急忙忙看完，目力总是跑不过鼠标。
汪晖认为，过去20年最为剧烈的变化，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时代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共时，“抹去时间的纵深，抹去历史的划痕”。时代失去方向感，如福柯所言，人类已经以癫狂为不癫狂。整个文化和知识领域需要有人站出来，作为共同体去摸索出路，这是通往“文化自觉”的必要途径。“今天最困难的是到处都缺少批评，艺术、文学、媒体、电视剧，很少看到真正有分量的批评，这个变得非常迫切。”
他自己的阅读与写作就处在一种高浓度的状态，很少看闲书，有时长途旅行，就在飞机上写论文。偶得闲暇才翻翻小说，完成对作家朋友们的义务。
在他的书桌上，摆了一座鲁迅的小雕像，窗边，是一幅堂·吉诃德的版画。他随手从身旁拾起一本书，厚如砖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明星齐泽克的著作，书的标题黑底白字，极其醒目——“Less than nothing”，一如汪晖对于“文化自觉”的呐喊。
B=《外滩画报》W=汪晖
B：戴锦华老师曾说她看小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你呢？
W：有些东西记得特别清楚，有些就完全不记得。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大部分记忆都被你压抑，你记不得它，它却在某个时刻突然冒出来。前几天整理讲稿看到鲁迅的一句话，他在《呐喊》的前言里讲他有一段时间因为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梦和热情，会感到痛苦，因为距离现实太遥远，所以在1912-1918 年间，他在家抄古碑、校嵇康集、去琉璃厂买书、念佛经，想要忘却。可最终发现遗忘是不彻底的，还有一些“未能全忘却的如丝缕一样牵着自己的魂灵的记忆”，这才把《呐喊》写了出来。
人们都说记忆很深刻，我觉得有时遗忘比记忆还要深刻，遗忘是一个更深刻更日常的存在。读了很多东西，只有很少一部分成为我们的记忆，更小的一部分才是记忆中的记忆，当它在更广阔的遗忘的背景上浮现出来，会特别清晰，像雕刻一样。所以我解释鲁迅那句话，有时候不是你要记住，而是那个记忆本身有生命，它不肯被你遗忘。鲁迅老说他不想呐喊，可他不能遗忘的那个梦本性上是要呐喊，它总是要呐喊的。
B：从阅读到写作，你自己是否也有这类“呐喊”的体验？
W：我在社科院念书工作18 年，那个环境对我一直有影响。那里是一个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地方，每周二到所里借书、还书、取信、跟同事打个招呼，我就回去了，研究和写作都比较紧，不考虑更大的读者群。现在时代变了，研究的问题也变了，有时就需要向更多的人说话，但我一直认为不能按照大众文化的标准来要求学术研究，也不能用读者的多寡来衡量学术研究。尼采、海德格尔不好懂，但他们的书在一定时期成为畅销书；马克思影响了一个世纪，成了许多人的信念，但他们未必通读了他的著作。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非常曲折和复杂的过程，今天的大众文化往往缩小了这种复杂性。媒体时代的一个危险性在于，不容忍甚至仇视有难度的阅读，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过分的专业化导致知识领域和社会无关。两者之间怎样才能达成平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
B：阅读是否孤独？
W：我有时不是很有欲望去认识人。1998 年，《读书》杂志在卧佛寺开会，有一天早晨跑到梁启超的墓园，好像梁启超就离你几尺远，但是你不能想象他跟你在一个世界。黑格尔也是，我常去看他的墓碑，而他的思想是一片大海，把一个物质性的人跟这片海洋放在一起，会觉得古怪。所以我对鲁迅说的记忆问题很有兴趣——梦某种程度是独立的自主的物质性的存在，甚至不是你的自我，好像一个自己要飞翔的世界。书也是一个自己飞翔的世界，未必要和这个人有那么多关系。黑格尔是一个符号，《精神现象学》是一个世界，马克思是一个符号，《资本论》是一个世界。如果你进入那个思考的世界，就好像一个宇宙，而人看起来永远是有限得很，每个人都不过如此。
B：怎么看待阅读在你所说的“文化自觉”中的位置？
W：自觉首先是历史性的，是对历史处境的认识、对历史情境的理解。德勒兹讲“历史的皱褶”，鲁迅就是要打开它。我一直不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命题，自觉的第一条是对自己习惯的方式有了拒绝和批判。学术工作的艰辛在于它是分析的，也是反思的，需要打破自己的成见。20 世纪之后，像鲁迅写《呐喊》那样艰难的文学诞生过程好像再没有过，再也没有如此痛切的声音，并不是说我们还要回到那儿，但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