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丨鲁迅问题今仍在丨问题是谁保护我们？丨先生们哪，别信这个！这人间没有救世主了丨人与猪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记得是2009年的下半年，我去德国图宾根开会，是一个以“启蒙：中国与欧洲”为主题的会议，参加者有中国学者，也有德国学者，德国学者多半是汉学家。会上我碰到了一位从台湾去的学者，新儒传人，虽然以前也在香港或者别的地方见过，但只是握手哈哈，未有过深谈。那天是他用德文做报告。按说，我们虽然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但在德国开会，应该一致对外才好，然而没想到，我们俩居然在会上争了起来——准确说，也没争，只是他做完报告，我发难批评了他。
现在回想，这事都是我不好，是我挑他的刺。
他的报告特别长，洋洋洒洒有几十页，是用德文写成的。他的德文也蛮不错。这位学者其实真是很优秀。但，他的观点完全是他的师辈的，全无变化，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现在，你们欧洲－西方文化不灵了，轮到我们儒家文化来救你们了。他的导师牟宗三先生在世时就是这样教学生们的。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结论和这种腔调，心想：万一德国同行们不明真相，信以为真了，都跑中国大陆和台湾来学新儒，岂不害了人家么？于是举手要求发言。
我当时讲话的大意是：
先生们哪，别信这个！这人间是没有救世主了。
来看看所谓中国儒家文化，今天在哪里啊？在城里吗？这城里连大地都隐失了，连宗法概念和家族意识都没了，连厕所都是美式的了，哪里还有儒家的精神啊？
在农村吗？那正是我的出身之地。如今的村民们，约半数信了基督，别的信了“迷信”，哪里还有儒家的传承呢？
这样一种失了自身根基的传统文化，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兜售给外面的人们呢？
这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传统好不好？当然有好的元素。但肯定不是完全的好，肯定有它不妙的地方，要不然，它今天为何失了势力，难以组织今天中国民众的生活了呢？就说是外来文化来势太猛，挡不住了；就说是我们自家不懂得珍惜，自作孽，自己把自己的毁掉了，我们现在要恢复它、保护它——这都可以同意。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我们为何要恢复它，依据什么来重建它？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哪呢？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缺的是明白的文化人，弄不懂到底要什么了。鲁迅先生是个难得的明白人，脑子清楚的人。表面看来，鲁迅先生是特别矛盾的。他爱好古书古玩，而且对中国古典有专深的研究，但他又是一个坚定地反传统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鲁迅自己曾经做过一个解释：谁都知道要保护传统，但关键还在于谁来保护我们？如果后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谈保护传统有意义吗？
鲁迅实际上要告诉我们，无论是自家的传统，还是外来的文化，只要能保护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利，就是好的。可见鲁迅是一个直面现实、直面当下文化的现实主义者。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的过人之处。
我认为，鲁迅的问题今天仍然在。我们现在依然要关注“谁来保护我们”的问题。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且都会有对自家历史的自豪感，这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但核心还在于当下的生活现实，要从当下生活现实出发来讨论，我们当下到底需要什么？传统或者传统中的哪些元素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利的，而且是有力量的？什么样的文化和传统，不论它们是自家的还是外来的，对于今天的现实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鲁迅提醒我们，这才是首先需要关切的。
鲁迅先生这样的姿态和境界，才是我们今天的学术讨论所需要的。要不然，我们关于传统的谈论就还是不着边际的“空转”。
等我讲完，那位台湾学者很有些生气，但未及当面反驳。事后他对我说：教授呀，你是不是永远这样激烈呢？我说：哪里啊？真是得罪了。我是怕别人中毒了。
因为我想，我们自己一直中着毒，也就算了，但何必害了人家呢？
2011年12月26日记于沪上同济
（根据本人参加“2011鲁迅论坛·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绍兴，2011年9月25－26日）时媒体采访讲话整理）
孙周兴丨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今天这个论坛的题目太大了。可能我做的哲学比较具体，也比较低调，所以一时不知从何讲起。即便限于核心价值之一的“自由”，也是宽泛得很。于是我就想具体点，来讲讲我的微信号上的签名吧。我的这个签名是用德语写的，一位住在香港的朋友看到了，来问啥意思呀。我说，译成中文就是：人与猪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这位朋友回复说：你是开玩笑的吧？我说不是，是真的，这正是我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因为人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只好这样下定义。这位在朋友在远方想了好一阵子，回复我：那你把这句德文发给我吧，我也用这个签名。——现在他还用着呢。
我这个“定义”不是要对猪有什么不敬，不是要表达人类中心论。猪都被我们吃掉了，我们可不能再欺侮它们了。我只是想说，人与别的动物的差别不是太大，多数时候我们就跟猪一样活着；一定要说有差别，也就那么一点点，就是：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所谓“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往高处说差不多就是“不断革命论”，就好比当年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好端端的已经当上了古巴第二号大佬，又重新开始，去别的国家打游击战了，最后把自己整没了；中国当下也有一例，就是中国烟草大王诸时健，前几年出监狱时已经是75岁的病人了，重新开始在荒山上创业，又成了。这大概都是“重新开始”的好例子。但若局限于此，我的这个命题也就意思不大，没有哲学意义。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说人具有直接的现场发动性，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如果愿意，如果时机合成，我们在此时此地就可以直接地启动一场关于“自由”或者关于“世界杯”或者关于别的什么话题的讨论；如果愿意，如果我下定决心，我现在就可以沉默，让全场崩溃，让自己泪奔。我相信，激发我们的直接感受力和发动力，激发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丰富性，这正是20世纪最有持久影响力的现象学哲学的根本诉求。观念世界或者本质世界固然是形式的、抽象的，但它的基础却在我们当下的直观中，是可以直接把握和直接呈现的。好比“自由”是一个普遍概念，有着复杂多样的、甚至相当混乱的界定和解释，但当我说出“自由”一词时，在座各位都当下直接地理解了，并不需要以什么作“中介”。恢复这种直接性，是20世纪哲学的愿望之一。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意思是说人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自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这尤其是20世纪存在主义或实存哲学的基本诉求，成为20世纪人生哲学的基调。个体此在是可能性的存在，是向将来开放的存在，所以个体才是自由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存在主义者说的是“存在先于本质”。现实性是单一的、现成的，而可能性则是丰富的、未来的。当可能性趋于无限多样而使个体无法把握时，个体存在/实存就有了命运感，有时候甚至走向了宿命论。人向可能性开放的自由也表明了个体存在的动态的实行（行动）特征。
如果允许做一个简单化，哲学也许只有两种想法，两种语式：一是说“我是人，所以我是男人”，意思是说“我满足了人的普遍本质，所以才能当好一个男人”；二是说“我是男人，所以我是人”，意思是说“我当好了一个男人，才能成为人”。这是两种起点不同的哲学。前一种被叫做“本质主义”，后一种被叫做“实存主义/存在主义”。前一种哲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但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里，后一种想法和语式渐渐占了上风，它以逆转的、甚至革命的方式确立和维护了个体自由。我们知道，这种强调个体自由的哲学甚至演变成反抗制度的革命行动，比如欧洲的学生运动，还有更激进的，甚至走向了暴力恐怖活动，比如德国红色旅。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哲学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就否定这种哲学的意义。作为哲学思潮，“存在主义”仿佛早已经被当成老派的和过时的东西抛弃掉了。如今大家忙着“后现代”什么的。但如果从较大尺度的思想文化史视野来看，我们看到，所谓“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批判的最强音，其思想成果已经深入人心。它让人感动，它直指人心，因此它有未来性。
不待如此。我还相信，个体性是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个体自由是今天的和未来的哲学的根本关切。我们时代的人的处境，也许真的体现了卢梭讲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今天个人的自由度大大扩大了，而同时，人却处于普遍的被监控状态中。今天的人类大概已经到了马克思所谓的“普遍交往”的状态，已经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人，而同时，个体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艰难。就此而言，未来哲学的开展依然要继承和发扬在“存在主义”名下进行的对个体自由的理论论证和主张。未来哲学的意义和使命之一，仍旧在于对个体自由的辩护和维护。
讲到这里我想到了尼采。尼采的问题是，与上帝相比，人都是“短命鬼”；而且人一出生就一脸苦相，无聊和痛苦居多，欢乐时光短暂，总之是苦多乐少，那么人何以承受这种有限而悲苦的人生？——这是尼采哲学的“思眼”。对尼采来说，上帝死了，人缺失了神性的衡量尺度，使得有限而悲苦的人生问题变得愈加紧迫、愈加致命，这时候，个体就像沙滩上的裸奔者，变成生而自由的但又不知所终的人。经过艰难困苦的思想努力，尼采最后仍旧回到个体的在瞬间启动的创造性，他的意思很复杂，但根本上也就是一句话：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好了，让我们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上来。我说“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借此我无非是想表明三点：
其一、人具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
其二、人是自由的，个体自由是哲学的核心关切。
其三、自由是创造之本，自由意味着不断重启的创造。
只有当个体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得到真正维护时，民族文化的创新和民族共同体的复兴才是可期待的。
[1] 本文系作者2014年6月21日下午在上海市社联、文汇报社主办的《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核心价值与民族复兴暨“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演讲季开放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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