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佳作丨谈中国音乐为何没有发展出钢琴丨论中国文学中之音乐丨中国音乐贵能传心，传递生命，故乐器则必求其简单，人生环境亦力求简单。
——选自钱穆《中国文学论丛》
余常言，文化乃一大生命，亦如一大建筑。言生命，必究其根性。言建筑，必明其结构。凡属文化体系中一项目，一现象，胥可于此辨其主从及其轻重。余于音乐属门外汉，仅止爱好。但论其在文化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则未尝不可姑妄言之。
中国音乐，常与文学相联系。文学为主，而音乐为之辅。古诗三百首，乃中国历代文学不祧之祖。乐即附于诗，故诗辞更重要过歌声。诗体中之最庄严者，其歌声最简淡。清庙之颂，一声三叹。大小雅次之。风诗最下，其歌声亦最繁。孔子言："郑声淫。"因其歌声尤繁，声掩其辞，特以取悦于听者。卫风亦然。所谓淫，非指其辞言。逮后乐声愈变愈繁，至孟子时，乃有今乐古乐之争。音乐之愈趋独立，乃至脱离其文学之本。于是此下儒者，仅守《诗经》文辞，而至忘弃其音乐。
即如《楚辞·九歌》，亦文学音乐相联系。汉代乐府亦然。然最后仍是声亡而辞存。即唐诗中之七绝句及宋人之词，其先莫不附以乐，歌伎唱之以侑酒。下至元剧，亦以文学与音乐配合，而后亦亡其乐而存其辞。惟明代昆曲，至今歌谱尚留。然昆曲之辞，亦尚雅。演变至于当前流行之国剧，则歌声特居重要，而唱辞有俗不可耐者。一代老伶工，莫不以歌喉博众欢。其次有演技，身段、工架、台步、手势，乃在歌唱外加以舞蹈，又加以脸谱袍服，绣龙绣凤，则又加以图绘。于是加以锣鼓胡琴诸色乐器。但更要者，则仍为此剧本中之故事。教忠教孝，真情至性，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故国剧终不失其一种极高之文学性，不失为中国文化中特具有和合相之特性之显明一例。与西方文化中文学、音乐、舞蹈、图绘各自分途发展之趋势有异。
中国古人常言礼乐，礼为主，乐为辅。即就《诗经》言，朝廷大典，礼与文学与音乐，三者紧密相系，融为一体。春秋时，列国卿大夫国际外交，仍亦以赋诗见志。然至战国，即不能然。叔孙通为汉定朝仪，不闻更定朝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无乐经。循至宋代诸儒，极意欲兴古乐，终成空想。然礼之泛滥下流则为俗礼。俗亦人生之一面。亦可谓中国之文学与音乐，历古相禅，虽各有变，乃无不与人生紧密相系，融为一体。如荆轲赴秦，众友送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汉高祖得天下，会宴丰沛乡里，歌焉得猛士守四方。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此皆其例。下至南宋，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下遂有弹词，有大鼓诗，有凤阳花鼓，莫非音乐文学与人生紧密联系之例。虽与舞台剧之发展稍异，要之，仍是中国文化特性中之一和合相，则其精神意义仍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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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古琴独奏《胡笳十八拍》
惟音乐文学与人生之紧密相系，其间有一歧途。一为群体，一属个人。如文王拘幽操琴，孔子居卫鼓瑟，此则在一人独居时借音乐为消遣而见志。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亦个人消遣，贵于能自 38 39644 38 15287 0 0 3650 0 0:00:10 0:00:04 0:00:06 3651见己志。若仅为消遣，则仅属人生中一松弛，一脱节。惟能于消遣中有以见志，则仍在人生深处。独钟子期能见伯牙之志，故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一故事，在中国音乐史上实具深义，非识得此意，则恐不可与语中国之音乐。
嵇康之《广陵散》不肯传人，非惜其技以自傲，乃憾一时无可传者。伯牙之志在高山，在流水，岂诚仅志于高山流水而已乎。身在高山流水间者多矣，目中有此山水，心中无此山水，此则俗人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此即孔子之志在流水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则孟子之志在高山也。欧阳永叔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此意又岂得尽人语之。嵇康之《广陵散》，平日独居，一琴自操，乃别有其志之所在。技而进乎道。昧于道斯无法相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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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激古琴独奏《广陵散》
嵇康又有《声无哀乐论》，此意亦当细参。哀乐乃人生一大事，离却人生，复何哀乐可言。非音乐中自有哀乐，乃操音作乐者之志有哀乐，而于其音乐中透出。哀乐乃在此音乐家之心中，故曰声无哀乐也。然则音乐岂可脱离人生而自为发展，故当时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鼓琴，乃丝声。后世乃有箫笛管乐代之而起。琴则仅在双手拨弦，声音限在器物上。箫笛由人吹。有人气在内，声自不同。弥近人，斯弥易见人之哀乐矣。然箫笛仍赖一竹管，仍为器物所限，故不如歌唱，全出人身，更易见哀乐之真。故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其弥近自然，实则乃是弥近人生耳。
方其人萧然以居，悠然以思，偶有哀乐在心，以啸以歌，斯诚人生中音乐之一最高境界。或则一箫一笛，随意吹奏，此亦人生一佳境，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宾客三数人，扁舟江上。夜深人静，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诚是何等天地，何等情怀。箫中哀声，发乎吹者之心，人乎听者之心，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俯仰今古，一时游情，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岂如今日大都市音乐演奏会，广集群众，乃为资本社会猎取名利一手段。此虽亦是人生，但与中国文化理想中所追求向往之人生有不同。
长笛一声人倚楼，此倚楼之人，亦必心有所怀，无可抒泄，乃以一声长笛表达之。即如村野牧童，骑牛背上，亦心有所怀，但不自知所怀系何，偶亦一声长笛，成为此牧童人生中一佳境，一乐事。此亦中国人生音乐中之一例矣。
中国文学根源，必出自作者个人之内心深处。故亦能深入读者之心，得其深厚之共鸣。音乐虽与文字分途发展，但其主要根源亦仍然出自音乐家之内心，故得与文学同归。西方文学基础主要建筑在作家对外在人生之观感与描述，较之中国已不免隔了一层。其音乐精神似亦多属对外。惟其如此，故能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而集体音乐又远占优势。即歌声与乐器声亦求各自发展。以群乐器合成一声，乃有大乐队之出现。余曾见之银幕上，一堂围坐，几达两百人。人操一器，器各不同。群奏一谱，和声胜于独声。此起彼伏，如群浪汹涌，群壑连绵。必得有一指挥者，张手示意，一座皆不得由己作主。皆必得忘其自我，在全曲进行中各自尽其一部分之演奏。若加分别，即各不成声。如此一大合乐队，在其复杂诸乐器之组织配合中，若加进如中国之一箫一笛，岂不微弱渺小，实无几多意义价值可言。
中国乐器中有笙，亦箫笛之类，惟不如箫笛之简单，故亦不如箫笛之流行。盖乐器愈简单，则吹奏者愈得自由发挥其内心之所存，乃愈为中国人所好。闻笙传入西方，乃渐演变成钢琴。钢琴虽仅是一乐器，然弹奏钢琴，正如一大乐队之大合奏，其声纵复杂繁变，终是为器所限，人必服从器，而心无自由。西方人虽盛倡自由，然又乐于投身外面复杂环境中受其束缚，遂于此重重束缚中，争取得丝毫自由，引为人生大快。西方文化本身如是，音乐亦其一部分，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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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叔诚钢琴独奏王建中改编《百鸟朝凤》
谈东方为何没有发展出钢琴这一类的复杂乐器
今以一箫一笛与一钢琴言，其为器之简单与复杂何可相拟。故弹钢琴必先练习手法指法，逐步前进，俟其入门，乃得弹成谱。作谱者自是一音乐家，依谱弹奏，得其妙旨，始得亦成一音乐家。作谱者为器所限，弹奏者又为谱所限，于层层限制中获取自由，须赖技巧，求所谓内心自由，已隔多少层。中国人如一牧童，骑牛背上，随身携一笛，随意吹之，随心所欲，自成腔调。所谓熟能生巧，所谓自有会心，个中妙处，乃由自得，不关苦练。故乐器则必求其简单，人生环境亦力求简单。颜渊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乐在其中。乐器中如钢琴，乃大富大贵，如箫笛，则陋巷箪瓢也。
余有中学同学刘天华，性好音乐，课余参加军乐队。队中有大喇叭，吹声极单调，而环绕肩上，使人全身如负重担，不得自由。群皆厌习，天华独奋任之。随大队之尾末，蹒跚而行。所吹声又单调乏味，人皆指以为笑，天华乐任此不厌。后离学校转习中乐，成名。余曾亲聆其弹琵琶《十面埋伏》，在深夜中听之，深加欢喜。后天华以二胡名，余未得亲聆其奏，仅于收音机中听之。窃谓天华诚有音乐天才，然所得终在技巧上，于中国音乐之妙处似仍有隔。如其奏《空山鸟语》，依中国文学意义言，此中妙趣乃在听此鸟语者，而不在鸟语本身。故奏此曲贵能亲切发挥出听者之内心，若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技巧纵高，终落第二乘。《诗经》有赋比兴三义，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此乃诗中之赋，然所赋仍贵在人之心情上。故必有比兴。天华似于此上尚少深切体会。抑且《空山鸟语》乃与在其他处闻鸟语有不同。所谓鸟鸣山更幽，妙处正在一幽字上。此一幽字，亦不在空山，乃在此诗人之内心深处。故中国音乐贵能传心，传递生命，斯为得之。倘于大都市烦嚣中奏此，则仍失其趣矣。天华之二胡能变一把手至二把手三把手，音变大增，技巧自工。然似不脱初年练习军乐队时之影响，能把西方音乐集体演奏之情调谱入中国简单乐器如二胡中，斯则其大成功处也。若求其技而进乎道，则宜有更高境界在。
余最近游香港，有人赠以许多大陆中国音乐之录音带，其中有箫笛两种，皆最近大陆人所奏。吹笛者，十余年前曾来香港，余曾亲聆其演奏，技巧诚不差。洞箫亦雅有中国情味。然所录各曲，其中多加配音，则无此必要，殊属多余。当其扁舟江上，一人倚楼，生于其心，动乎其气，出乎其口，一箫一笛，随手拨弄，天机横溢，情趣烂然。若使必再约三数人或七八人来作配音，则无此场地，亦且异其心情。必当在大城市大商场大酒楼，卖票盈座。而天地已变，情怀迥别，同此箫笛，同此音节，而不复同此情怀矣。箫声和细，配音尚有限制，尚能多保留箫声之原味。而笛声清越高亮，配音益繁杂，益纵放，甚至锣鼓笙琴喧闹一片。笛声时而亢奋乎其上，时而潜行乎其中。吹奏者之技巧自不可没，要之，一人倚楼，牧童牛背之笛声，则决不如此。此虽一小节，而讨论文化批判其异同得失，则不可不明此意。
孟子言："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一人倚楼，牧童牛背，笛声偶起，此为独乐乐也。然而楼上笛声，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牛背笛声，可以横溢四野，无远弗届。闻其声者，亦得同此感受，此亦众乐乐也。发乎一人，感及他人。其一人之发，则本乎天机真趣，情不自禁。而他人闻之，亦莫知其感动之所由。发者不待技巧，感者亦非先有音乐修养为其知音，其间自存有一片天机，此即人类大生命所在也。陆象山有言："我虽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人。"牛背上之牧童，亦可言我虽不识一音，亦将悠悠然吹一笛。愈天真，则愈生动，愈深切。中国音乐之转入一独乐境界，如伯牙之鼓琴，如牧童之吹笛，技巧工拙有所不论，抑亦可谓其皆进乎道矣。
抗战时余游昆明，一日，偕一友在大观楼外雇一舟，荡漾湖中。操舟一女子，忽引吭唱民谣。余二人闻而悦之，嘱勿分心操舟，可一任其所至，汝且尽心所唱。适值风平浪静，舟女亦兴奋有加，赓续连唱了数十曲。夕阳西下，不得不停唱返棹。问此女，汝能唱几多曲。女答，不知其数。半日之乐，乐不可言。然亦适逢此湖山，适值此风光，舟女亦适逢赏音之人，随口唱出而已。若果劝此女改业登台，为一歌女，则必从头用工夫苦练一番。待其上台卖唱，亦决不能与此日湖上所唱相拟。音乐之所以超乎工夫技巧之上者在此。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良有以也。
余又曾看一西方电影名《翠堤春晓》。男女两人驾车游园，景色宜人，又配上一套音乐，使人恍然如在另一天地中。不记多少年后，又再看一次，依然动人。此诚不失为西方一好电影。然念唐诗人之《枫桥夜泊》，终夜不寐，"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亦何等动人。钟声极单调，然配合此枫桥夜半，江枫渔火，羁客幽思，一声声单调钟声，正相配合。若必寻求一大乐队，到岸上来演奏，岂不转讨此羁客之没趣。否则此羁客亦必移转心情，忘其羁苦，另生一番快乐。如今人处此境，必披衣离舟上岸，不耐听此山寺之钟声矣。中国音乐之妙处，妙在自然。实则是妙在其即在此生命，此情此境中，享受得一番妙处，却不待要舍此别求也。
白乐天在羁旅中，泊舟浔阳江头，入夜闻隔舟琵琶声，其声悲哀，若有深怨。乐天亦别有感受，深抱同情。问之，乃一嫠妇。招来舟中，命其重弹。此妇骤遇知音，心一舒泰，弹声益亲切，益生动。乐天事过不能忘，遂成《琵琵行》一长诗，千年传诵。此两人当此深夜，浔阳江头一曲琵琶声之所感受，今千年后人犹可想像得之。竟可谓余音绕江，千载犹在矣。此又中国人生与音乐与文学之紧密相系，融成一体之具体一例证。直至今日，人人竞慕新文学，此诗遂成绝响。然可见中国人生乃求即时即地，在各人生活之真情实境中，内心深处，求天机，觅出路。文学然，音乐亦然。西方人乃谋于另求一新大地，新境界，令人投入，得新人生，新心情。其文学然，音乐亦然。故中国人重其内在，西方人则重其外在。惟求内在，故愈单纯，愈合一。求之外在，则愈分歧，愈复杂，各自独立，各自成一新天地，各自成一新生命。音乐之于人生，亦外在而自有其天地与生命。譬如西方一大乐队合奏，人操一器，即不许此人自有心情，务令人人各自放心在其所操之乐器上，而诸乐器亦各无其独立之地位，必于其乐队所奏之全乐调中始有地位。徜谓音乐亦有心，亦有生命，则其心与其生命不在人，而在乐。此亦犹孟子所谓之众乐乐。诸演奏者，皆必在全乐调之进展中得其乐。倘问此乐之乐究从何来，则必谓制此乐调者之心中来，是音乐仍不离人生也。然此制乐调者，会众器成一调，其心至少不为求一人孤听，乃望大群集听，此亦犹孟子所谓与众乐乐也。惟其如此，乐中哀乐，由制者奏者至听者，其间皆具无限条件，无限曲折，不亲切，不自然，不天真。曲终人散，听乐者虽亦一时有感受，散后归去，即茫然若失，依然故我。转不如倚楼有人，牛背牧童，彼之一笛，本不期在听者。而赤壁扁舟，客吹洞箫，其心中之听者，亦惟同舟数友而止。即此而论，西方音乐，每以大群为对象，其中若不免有市场心理之羼入。中国音乐，其中乃深存农村心理，时不免有一种幽静孤独之情味。人生不同，斯音乐展出亦必有不同可知矣。
西方乐器首推钢琴，虽由一人独奏，亦依稀仿佛于一队之合奏，此诚属西方音乐之特色所在。惟大提琴小提琴在西方乐器中，较宜独奏，虽亦加有配音，而颇近中国音乐之情调。中国人如马思聪，能于小提琴中奏中国民谣，羼入中国味，已极受国人之欣赏。最近余游香港，曾去听一音乐会，皆大陆颇负盛名之乐人来港演唱，有一大提琴演奏，羼入中国情调，拉中国民谣，最为可喜。而洞箫长笛，于中国乐器中亦效西乐，多加配音，遂失中国之情味，转为可惜。今日国人于主张全盘西化外，亦主兼采中西，另开新局。然以余最近所听大陆乐人如洞箫、长笛、大提琴之三种新声，则彼此斟酌，实亦有大可商榷之余地也。
又如西方剧，有歌剧与话剧两种，然歌剧终不如话剧之盛行。而在中国，如晚清以来流行之京剧及地方戏，皆歌剧也，流行全国，历久不衰。而慕效西方为话剧，则终不受国人之深切欢迎，终亦不能与我固有之歌剧并驾齐驱，平头齐进，其中亦深具意义，可资研究中西音乐者作阐申。姑此提出，以备研讨。
余又论西方文化以宗教科学为基本，中国文化以道德艺术为基本。中国音乐在其文化结构中，应归属于艺术，发乎情，止乎礼义，尤应不背于道德，此可不详论。西方音乐则显与宗教紧密相系，教徒人教堂唱赞美诗颂圣歌，务求其心直通上帝，乃以上帝心来爱父母，爱家庭，爱人类大群。故宗教之博爱，乃本于上帝心，非本于各己心。而上帝则为外于人类一客观具体独立之存在。若以此意来看西方音乐，详于前论者，音乐亦不发乎奏乐者各己之心，而若别有一客观之存在。此为音乐与宗教在西方文化精神中一相同之点。又论科学，姑举医学为例。西方医学首重解剖，一尸体横陈桌上，孰为心，孰为肺，孰为肝，孰为肾，逐一检视，一若忘其尸体之亦曾同属一生命，而亦视之为生命外一客观之存在，否则何能不汗乎颡，而心若冰霜，不稍动于衷乎？学音乐者之操一乐器，其心亦一在所操之器，一弦一键，各有妙义存在，亦从客观入，不从自心出，岂不亦与学医者之先习解剖有同一之心情乎。再论文学，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由我心达彼心，由彼心达我心，文辞特为一工具，一媒介。而西方文学亦同重一客观外在之描写，须在此客观描写中不见我心，乃为上乘。此又西方文学在其整体文化中，与音乐与科学与宗教有其相同之一点，即同有其一客观独立之存在。此又研讨中西文化异同所当注意之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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