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适应性系统思维模型
企业更像是生物学非常物理学。生存是推动竞争、创新和适应性的力量。
对于企业的适应性与自适应性方面,我常常把企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适应性决定了企业未来最终的现金流折现值的多少。而适应性在生态系统当中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1、强自适应性企业;2、一般自适应性企业;3、弱自适应性企业。
这三种适应性中,第一类企业是最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它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系统,都是具有非常巨大优势的。而这种用生物学思维思考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分辨企业在稳定性、持续性方面时拥有巨大优势。如果我们利用经济系统思维来进行分析,我们只能够进行简单的分辨高质量企业与烂企业,但在确定性与持续性方面就手足无措了。
一、自适应性系统—投入产出模式
为什么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失败?企业生存是一个进化过程。显然,所有的企业都想最大化利润,但有些企业完全由于随机误差,在给定的商业环境中更能获得利润,而其他企业则发现自己在亏损,所以被淘汰。
企业在复杂和随机变化的环境中其内在适应性各有不同。有些企业内在具有自适应性特征。自适应性系统是企业最基础的适应性系统,它是企业在面对复杂与随机性变化的环境中最后的生存基础。它可以表达为其内在的投入产出模式,也可以间接的表达为商业模式。
在上游企业与企业自身当中,微气候在这俩类企业所形成的特性非常不一样的。比如上游企业数目繁多,上游企业生产产品易得性较强。中游企业数目较少。那么对中游拥有自适应系统的企业显然更为有利。反之亦然。在这种微环境下,显然中游企业占据最优态势。但是中游企业这种优势也是具有临界点的。这两种环境差别看似微乎其微,但是它们导致了非常不同的最优化选择与行业特性。
同样在这种微环境领域,企业也面临着对下游消费者的适应性。但是在面对消费者行为时有一些确是例外的,因为我们人类的在亿万年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思考与行为都是为适应环境而设定的,这就导致消费者在面临一些新的环境复杂问题时,我们常常也是非理性的。我们的偏好与厌恶导致了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适应企业。比如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一旦成瘾,我们就需要适应这种过程。
我们运用个人经验中发展出来的直觉与经验法则有时候是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的。
因此,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自己所遗留的一些适应可能需要我们去适应产品,而非产品适应我们。往往生产这一类产品的企业可能适应性是最强的。
因此,进化论告诉我们,我们总是渐渐地在适应新的环境,这不仅仅是短期的适应,而是以时间维度而论,但不一定对我们自身有利。
进化论强调了个体行为和环境的变化,生物通过变异去适应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改变环境。
二、企业行为—管理与决策
其实一些市场行为在当时看来不理性是因为我们还未来得及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大白鲨为例,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它不断适应海洋环境,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和高效率在水中游动。但如果把它捞出来扔在沙滩上,它只会不断甩动、挣扎,看起来完全失去理智和优雅,变得狼狈不堪。因为大白鲨的进化使它完美地适应了海洋,而不是干燥的陆地。
对于企业来讲,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决策同样也有可能是还未来得及适应周围的环境,从而导致亏损甚至被淘汰。
企业从来不知道他们目前的做法是否“足够好”。他们通过反复试错得出结论。企业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尽可能的猜测”作出选择,以获得最佳决策,并通过从结果中获得的积极或消极的反馈来学习。由此,他们试图将管理与决策做到更加柔性化,从而解决各种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只要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他们的管理与决策方法将最终适应于为这个挑战提供的大致最优的解决方案。
企业的进化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完成的,企业行为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当然,市场留给企业适应的时间和我们人类进化所适应环境的漫长进化历程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市场环境和人类环境相比也多了更多的变数,环境变化越快,企业面临着做出正确的管理与决策的挑战越大。
因此,当企业处在具有稳定的微气候与环境中时,在企业管理决策上有效性越高。
市场经济的起起落落是参与其中的企业和组织群体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结果,当这种变化太过剧烈时,就会出现优胜劣汰。
企业适应环境,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旧环境的管理与决策可能不适合新环境,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会“不理性”。如果企业从环境中得不到积极或得到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学习,这也会看起来“不理性”。如果他们从他们的环境中得到不适当的强化,企业就会学到绝对非最优的行为,更会看起来“不理性”。
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行为差异将影响繁衍和淘汰。如果我们理解了进化选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那么我们就理解了适应性市场这一思维模型。赫尔曼·西蒙说:“蚂蚁,如果被视为一个行为体系的话,是很简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的直观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身处的环境的复杂性。”
三、环境—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进化论中强调的是“适者生存”,并不是“最优者生存”。因为过去环境中的最优解,一旦遇到新情况,同样可能不适应,同样可能被淘汰。生物必须在适应当前环境和应对未来变化这两个选择中,做出某种妥协。当环境变化剧烈的时候,有更多灵活度的生物反而能够存活下来。反之,恐龙之所以灭绝,原因就在于此。
生物进化论有一个重要且普遍的主题: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情的、残暴的执行者。它能轻而易举地消灭适应不良的物种。自然选择淘汰那些最不适应给定环境者,并且只奖励那些最适应它的人,甚至这也只是暂时的。对于那些稳定的环境,“最适应”和“最不适应”两个概念被很好的定义且保持不变,因为赢家和输家很容易识别。当环境随机改变时,赢家和输家会变得更加模糊,这就要取决于哪个环境正在发挥作用,因为环境的改变可以消灭整个群体。
有时候市场确实的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但当企业有机会去适应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且市场环境在足够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所谓的时间是否“足够长”取决于许多同样变化莫测的因素。
越具有稳定的微气候与环境的企业,企业的适应性也越高。
1、系统性风险环境
对环境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一项进化规则。地球上有生命存在的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很多能一次影响整个物种的灾难性事件。一些灾难如此极端,以至于某些物种适应得根本不够快,于是它就将面临所谓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对于从此类事件存活下来的物种,它们的特征包括他们的行为在内,给予了它们一些优势,使它们免于灭绝。通过淘汰过程,这种行为将持续下去。
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在生产中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别,有点微妙,与“平均法则”有关,它指出,当进行一系列独立的随机试验中,累计结果的均值最终将收敛至单一实验的预期值。例如,当你多次抛一个公平的硬币时,平均定律说,大约一半的结果是正面向上,而另一半是反面向上。它能有别的结果吗?有,如果你抛了三次硬币,那么就不可能有50%正面向上,只可能是100%、67%、33%或0。根据平均定律,抛硬币的次数为越多,其样本就会越接近50%正面朝上的概率。
在有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平均法则不适用于一代中的不同个体,因为并没有经历平均化。所有的物种都将经历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整代中只抛了一次硬币,而不是每个物种各自抛投各自的硬币。从大自然母亲的角度看,这导致更大的风险:所有的个体要么同时受益,要么同时受难。
2、非系统性风险环境
在非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微气候,所以任何两个做出同样的选择的个体都会经历独立的结果。当这些独立结果在一代中的大量个体中结合起来时,平均法则就适用了,因为我们有许多独立的随机试验,因此整个种群面临风险低得多的结果:每个个体是实验的平均。
从这一差异中获得的洞见是,当种群中的个体面临共同的风险时,其个体行为就会有一定的分散性。如果大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而且这种共同行为恰恰在给定的环境结果下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例如,下雨的时候在山谷筑巢,整个种群就会产生灭绝的后果。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风险,整个种群的行为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几乎不可能同时遇到一个糟糕的结果。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适应差异在进化上是巨大的,它引起了完全不同的行为。
系统性风险将影响系统中所有的企业,例如当经济衰退时,所有企业的利益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所以经济衰退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系统将受到糟糕环境的冲击,导致该亚同类灭绝,并且将最难适应的企业从组织群体中淘汰掉。在这种环境下,具有稳固自适应性企业一旦危机过去有可能是最成功的。
然而,微气候给企业造成的风险非常不一样。就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上下游关系当中的微气候是一样的。
这两种环境差别看似微乎其微,事实上它们导致非常不同的决策与行为,前者可能做出的决策很难想后者那样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因为前者的环境是不稳定的。
通过比较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进化影响,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理性和非理性如何并存。不仅企业的类型很重要,而且企业生存的环境类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