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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硝烟临近,中囯须做好准备,掐灭其势头!

突然,人民日报钟声响起,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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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青年”袁复生: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2016-11-14 袁复生 中规设计 中规设计

袁复生

资深媒体人,作家,书评人,曾任职于《潇湘晨报》,创办了“湖湘青年电影社”“云端图书馆”等艺文推广平台,著有《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跋:

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文┃袁复生

 

在为数不多的 Title 之中,最让我不安的一个称呼,可能就是“文人”了。


有一回,在单位开会,一个同事因为某事与我争执,对我大吼:“你这种臭文人”。一瞬间,我似遭雷击,恨恨地想抄起一根长矛,将其挑起来回击。


当然我找不到长矛,也没找到更犀利的语言当即回击。但此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警醒:坐而论道,究竟行不行?


虽然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自我安慰:表达也是行动,写作也是行动,写一篇好文章也是一种建设。


不过,这些安慰的疗效期会越来越短。


2006 年我回到长沙,开始在媒体做文化版。2008 年左右,我开始对这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虚无感进行具体的反击。


在长沙这个城市,我给自己开始了另一种定位:文化推手。


比如策划启动了当时长沙第一个大型的文化思想公共论坛:晨报大讲堂。比如支持和参与各种文化沙龙。比如组织各种送书、读书活动。比如热心张罗各种跨界的“好书饭局”。比如名为“艺术顾问”实以请客为主的方式,支持年轻导演们拍关于长沙的小电影。比如在“长沙国际爵士音乐周”做义工,担任媒介总监一职。


比如开始作为策展人的身份,策展“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比如组织纪录片展览,推动长沙的纪录片氛围。比如开始和朋友参与小剧场话剧的制作,将原创话剧送至赖声川主理的乌镇国际戏剧节……


因为这些行动,我被朋友们戏谑为“长沙文艺女青年之友”“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


后一个称呼深得我心,比“臭文人”当然受用多了。尽管,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依旧还是那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最怕麻烦的人种,而后者是一个处理麻烦的人种。在所有的麻烦之中,寻找文化活动的赞助商,是处理麻烦的钥匙。


说实话,长沙并不是一个赞助事业很发达的城市。


这里的赞助,大部分还停留在宣传乃至促销的层面上,离“原教旨主义的赞助”,还有一定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赞助,是出于一个基础动机“基于赞赏的资助”。对于文化活动而言,赞助者的逻辑,尤其应该如此。此外,赞助与广告不同,它也更适合长线运作,持续地赞助某类活动,显然更容易形成双赢的局面。


而事实却是这样:几乎只有媒体介入的活动,才有一线机会获得赞助商的支持。很简单,为了活动能够成功举行,媒体会拿出足够的硬广告版面、时段来回报赞助商。有自己固定“赞助战略”理念的赞助商极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态。


不多的例外,来源于那些找媒体“戴帽子”的企业主办方——那些企业或者出资人,本身就是某个文化项目的创始人,比如株洲的“湘江大讲堂”,找《株洲晚报》合作,找它做主办方,而出资人“好老虎”,才是真正大讲堂的领袖人物。


不仅“好老虎”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商家也更青睐那些明星、名车、名媛为主体的活动,而非纯粹的文化现场。


诸如此类,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这种遗憾慢慢会被另一种更大的遗憾所替代。这几年,当我参与了一些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活动”策划会,并最后看到项目的一步一步变形,一步步背离初衷之后,回过头来,我越来越确信: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我目力所及的长沙艺文活动赞助光荣榜是这样的:三一地产是我的老兵肖像展的赞助商,建发地产是我们纪录片展的赞助商,美洲故事是本土话剧《疯狂周末》赞助商,时代地产是橘洲音乐节、民谣在路上的赞助商,湘域·相遇是“设计长沙”韩家英演讲赞助商,奥克斯广场是城市大赏赞助商……


正是有这样的赞助商名单,才使得我们这种努力挣脱“百无一用”的无力感,走向不断解决麻烦的“文艺招待所所长”之路成为可能。也使得长沙这个城市,日渐逃离“文化洼地”的命运,向二线城市中的文化先锋进化。任何一个城市的进化需要一个过程,成为更靠谱的文化赞助商,自然要在这一个进程中完成。


但无论如何,感谢这些在路上的朋友,感谢他们在进化中实践的历史理念:商业是自由城市的基石。


补记:


这篇文章是前几年写的,算是最后离开文化现场的时候的感慨,当时给一个从纸媒离职之后又办起杂志的前同事作专栏用,很快他的杂志又停办了。


不久,我和龚晓跃去了北京,运营海航的《云端》杂志,结局难免伤感,传统纸媒的趋势过于惨切,我们又开始了另一家新媒体、品牌与内容营销公司——七分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开始服务于火锅餐饮、背包、商场、照明、轻奢电商等不同的合作伙伴,以此谋生。


不仅不在湖南的文化现场,离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现场,也只是友好观望的关系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篇文章,总的来说,并不需要全盘否定。但现实的境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商业是商业,文化是文化,二者有重叠,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一个肯定句“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所能概括。


当然,商业世界,也是充满着刺激与挑战,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更像左志坚说的那样,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它也有自己的逻辑与铁律。像我的朋友马随说的那样,对钱更真诚一点,是最好的态度。


也许,下一本书,我会认真地思考这个刚刚展开的问题,毕竟以前我没有进入到问题的核心之中。


那么,这一本书,就这样吧。这是我从 2004 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 2016 年的 12 年间,写下的一些零碎篇章和对话,有一些很私人很稚嫩的东西,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特意删除,这是一个人精神发育的年轮。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写档案表,一般开始会这么填: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黄桥镇安乐村二组。这一栏信息能准确地溯源我的基本身份:从一个小镇都不是的农村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到地市州的中学复读,到一个省会读大学,再到北京广州长沙上海这样的城市谋生。


通过艰难的迁徙(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一场竞争的出现),我们开始理解世界,开始学习技能,开始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想在这样一本书里呈现的一个基本面貌。


虽然,我写的文字远不止这12万字,大约有100万字左右,以我在长沙从业的《潇湘晨报》《晨报周刊》为主,还有少数的刊发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亚洲周刊》《新快报》《时代信报》《北京晚报》《河北青年报》《燕赵都市报》《青年文摘》《出版参考》《出版商务周报》……


可惜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速朽的报章文字,是我羞于拿出来的。记得以前我的朋友一航在做出版的时候,总是撺掇我整理文稿,让自己跻身于“青年作家之林”。可惜那会儿过于自持,总觉得自己能写出更闪光的东西打败速朽。


结果当然不是这样,目前看来,对于我这种 99.99% 的普通人来说,哪怕曾短期以写作为职业,但作品并不具备太多的留存价值,哪怕当时曾拥有数十万数百万的读者。


写作的核心价值一般只有两点:换取赖以生活的酬劳,换取赖以记忆的素材。我并没有靠写作发家致富,但每一篇文字翻出来,我都大致能记忆得出,当时下笔的一些场景与细微风吹草动,因为,这些写作与其前后的沟通与相遇,促使我逐渐成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


后来,这一套丛书的策划人梁由之先生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说可以与他策划的钟叔河、谭伯牛等朋友的书一起,就艰难地拿出了硬盘,开始找稿子。感谢本书的出版人张万文老兄,我们在MSN 时代认识,见面少,感谢他的信任,让我这样的新人出版第一本册子。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我想感谢一些我曾混迹过的一些群体,他们分别是:在安乐桥与我一起放牛偷菜的小伙伴,洞口一中的雪峰文学社,武汉大学的珞珈青年报与大通社、武大校史研究会,广西人与湖南人玩耍的自行车诗群,湖南的悲伤省诗人群,长沙的烂人帮,上海的龚殿。


感谢与大家一起的快乐与悲伤,焦虑与释放。

 

2016年526日于上海

淮海755楼上


—End—


文章选自袁复生著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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