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青年”袁复生：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跋：
文┃袁复生
在为数不多的 Title 之中，最让我不安的一个称呼，可能就是“文人”了。
有一回，在单位开会，一个同事因为某事与我争执，对我大吼：“你这种臭文人”。一瞬间，我似遭雷击，恨恨地想抄起一根长矛，将其挑起来回击。
当然我找不到长矛，也没找到更犀利的语言当即回击。但此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警醒：坐而论道，究竟行不行？
虽然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自我安慰：表达也是行动，写作也是行动，写一篇好文章也是一种建设。
不过，这些安慰的疗效期会越来越短。
2006 年我回到长沙，开始在媒体做文化版。2008 年左右，我开始对这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虚无感进行具体的反击。
在长沙这个城市，我给自己开始了另一种定位：文化推手。
比如策划启动了当时长沙第一个大型的文化思想公共论坛：晨报大讲堂。比如支持和参与各种文化沙龙。比如组织各种送书、读书活动。比如热心张罗各种跨界的“好书饭局”。比如名为“艺术顾问”实以请客为主的方式，支持年轻导演们拍关于长沙的小电影。比如在“长沙国际爵士音乐周”做义工，担任媒介总监一职。
比如开始作为策展人的身份，策展“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比如组织纪录片展览，推动长沙的纪录片氛围。比如开始和朋友参与小剧场话剧的制作，将原创话剧送至赖声川主理的乌镇国际戏剧节……
因为这些行动，我被朋友们戏谑为“长沙文艺女青年之友”“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
后一个称呼深得我心，比“臭文人”当然受用多了。尽管，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依旧还是那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最怕麻烦的人种，而后者是一个处理麻烦的人种。在所有的麻烦之中，寻找文化活动的赞助商，是处理麻烦的钥匙。
说实话，长沙并不是一个赞助事业很发达的城市。
这里的赞助，大部分还停留在宣传乃至促销的层面上，离“原教旨主义的赞助”，还有一定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赞助，是出于一个基础动机“基于赞赏的资助”。对于文化活动而言，赞助者的逻辑，尤其应该如此。此外，赞助与广告不同，它也更适合长线运作，持续地赞助某类活动，显然更容易形成双赢的局面。
而事实却是这样：几乎只有媒体介入的活动，才有一线机会获得赞助商的支持。很简单，为了活动能够成功举行，媒体会拿出足够的硬广告版面、时段来回报赞助商。有自己固定“赞助战略”理念的赞助商极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态。
不多的例外，来源于那些找媒体“戴帽子”的企业主办方——那些企业或者出资人，本身就是某个文化项目的创始人，比如株洲的“湘江大讲堂”，找《株洲晚报》合作，找它做主办方，而出资人“好老虎”，才是真正大讲堂的领袖人物。
不仅“好老虎”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商家也更青睐那些明星、名车、名媛为主体的活动，而非纯粹的文化现场。
诸如此类，不免令人遗憾。
不过，这种遗憾慢慢会被另一种更大的遗憾所替代。这几年，当我参与了一些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活动”策划会，并最后看到项目的一步一步变形，一步步背离初衷之后，回过头来，我越来越确信：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我目力所及的长沙艺文活动赞助光荣榜是这样的：三一地产是我的老兵肖像展的赞助商，建发地产是我们纪录片展的赞助商，美洲故事是本土话剧《疯狂周末》赞助商，时代地产是橘洲音乐节、民谣在路上的赞助商，湘域·相遇是“设计长沙”韩家英演讲赞助商，奥克斯广场是城市大赏赞助商……
正是有这样的赞助商名单，才使得我们这种努力挣脱“百无一用”的无力感，走向不断解决麻烦的“文艺招待所所长”之路成为可能。也使得长沙这个城市，日渐逃离“文化洼地”的命运，向二线城市中的文化先锋进化。任何一个城市的进化需要一个过程，成为更靠谱的文化赞助商，自然要在这一个进程中完成。
但无论如何，感谢这些在路上的朋友，感谢他们在进化中实践的历史理念：商业是自由城市的基石。
补记：
这篇文章是前几年写的，算是最后离开文化现场的时候的感慨，当时给一个从纸媒离职之后又办起杂志的前同事作专栏用，很快他的杂志又停办了。
不久，我和龚晓跃去了北京，运营海航的《云端》杂志，结局难免伤感，传统纸媒的趋势过于惨切，我们又开始了另一家新媒体、品牌与内容营销公司——七分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开始服务于火锅餐饮、背包、商场、照明、轻奢电商等不同的合作伙伴，以此谋生。
不仅不在湖南的文化现场，离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现场，也只是友好观望的关系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篇文章，总的来说，并不需要全盘否定。但现实的境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商业是商业，文化是文化，二者有重叠，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一个肯定句“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所能概括。
当然，商业世界，也是充满着刺激与挑战，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更像左志坚说的那样，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它也有自己的逻辑与铁律。像我的朋友马随说的那样，对钱更真诚一点，是最好的态度。
也许，下一本书，我会认真地思考这个刚刚展开的问题，毕竟以前我没有进入到问题的核心之中。
那么，这一本书，就这样吧。这是我从 2004 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 2016 年的 12 年间，写下的一些零碎篇章和对话，有一些很私人很稚嫩的东西，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特意删除，这是一个人精神发育的年轮。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写档案表，一般开始会这么填：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黄桥镇安乐村二组。这一栏信息能准确地溯源我的基本身份：从一个小镇都不是的农村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到地市州的中学复读，到一个省会读大学，再到北京广州长沙上海这样的城市谋生。
通过艰难的迁徙（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一场竞争的出现），我们开始理解世界，开始学习技能，开始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想在这样一本书里呈现的一个基本面貌。
虽然，我写的文字远不止这12万字，大约有100万字左右，以我在长沙从业的《潇湘晨报》《晨报周刊》为主，还有少数的刊发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亚洲周刊》《新快报》《时代信报》《北京晚报》《河北青年报》《燕赵都市报》《青年文摘》《出版参考》《出版商务周报》……
可惜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速朽的报章文字，是我羞于拿出来的。记得以前我的朋友一航在做出版的时候，总是撺掇我整理文稿，让自己跻身于“青年作家之林”。可惜那会儿过于自持，总觉得自己能写出更闪光的东西打败速朽。
结果当然不是这样，目前看来，对于我这种 99.99% 的普通人来说，哪怕曾短期以写作为职业，但作品并不具备太多的留存价值，哪怕当时曾拥有数十万数百万的读者。
写作的核心价值一般只有两点：换取赖以生活的酬劳，换取赖以记忆的素材。我并没有靠写作发家致富，但每一篇文字翻出来，我都大致能记忆得出，当时下笔的一些场景与细微风吹草动，因为，这些写作与其前后的沟通与相遇，促使我逐渐成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
后来，这一套丛书的策划人梁由之先生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说可以与他策划的钟叔河、谭伯牛等朋友的书一起，就艰难地拿出了硬盘，开始找稿子。感谢本书的出版人张万文老兄，我们在MSN 时代认识，见面少，感谢他的信任，让我这样的新人出版第一本册子。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我想感谢一些我曾混迹过的一些群体，他们分别是：在安乐桥与我一起放牛偷菜的小伙伴，洞口一中的雪峰文学社，武汉大学的珞珈青年报与大通社、武大校史研究会，广西人与湖南人玩耍的自行车诗群，湖南的悲伤省诗人群，长沙的烂人帮，上海的龚殿。
感谢与大家一起的快乐与悲伤，焦虑与释放。
2016年5月26日于上海
淮海755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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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袁复生著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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