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人相信，否则就要重新编，直到人们开始相信为止。所以说，谎言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编造者，更大的力量其实来自于接受者。虽然善良的人们会坚持认为真理终究会胜利，真相终究会大白，但“终究”所需要的时间往往很长，所谓“真相还在穿鞋，谎言已走遍世界”。这也就意味着，谎言如果带着任务，任务总是可以完成的，主要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

这也正是西方这个“谎言帝国”之所以力量强大无比、长期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即使不断有人揭露西方“谎言帝国”的真面目，甚至有很多来自内部人第一手材料的揭露和爆料，却也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它，因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里，相信它和维护它的人口比例总是会占大半，揭穿它和批判它的人总是少数。

也正是由于始终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他的坚实基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谎言帝国”才常常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历史上很多实际案例都证明了——哪怕是弥天大谎，也照样有无数人深信不疑。

近几年，“谎言帝国”针对中国编造了许多弥天大谎，包括关于中国新疆的种种谎言。中国政府发布了很多基本事实和真实数据予以澄清，并将其斥之为“世纪谎言”，但是效果并不大，照样还是有无数人深信不疑。可以说，就世界范围内的一般情况而言，普通民众在认知事实方面的偏执程度，与谎言制造者在编造谎言方面的容易程度，都同样超乎人们的意料。

正如有的学者发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通民众中，有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群体，不仅非常容易相信“谎言帝国”制造的谎言，而且事实上成为了“谎言帝国”最为坚实的两个社会基础。

西方社会普通民众

其中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谎言帝国”所在的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在于，虽然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触的信息量也相对较大，通信和媒体技术也相对较发达，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群体中的无知和反智程度却都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事到如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导致出现这个反常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也有了很多分析和论述，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谎言帝国”针对西方社会普通民众长期施加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美国左翼作家、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在这个世界所有大洲都居住过以后，我真的相信，‘西方人’是这个地球上最教条、消息最不灵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个群体。但他们自己却相信自己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和‘最自由’的人。”

问题恰恰就出在了“相信自己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和‘最自由’的人”这个巨大的认知错误之上。实际上，西方社会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认识到，他们每天接触的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恰恰就是将他们作为最主要的欺骗对象，不仅经年累月向他们灌输大量的量身定做的虚假信息，同时还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多元的、透明的、自由流动的，相信他们自己对于信息的判断也是独立的、自主的、不受影响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体不变成“最教条、消息最不灵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个群体”，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弗尔切克，这个扒下西方底裤的美国记者最终离奇死亡

在西方社会以外的社会，普通民众虽然也会接触大量虚假信息，但是他们并不会盲目地相信自己处在所谓“言论自由”、“多元观点”、“平衡报道”、“信息自由流动”的信息环境中，所以他们还会保持最起码的怀疑能力、独立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不会完全被谎言和欺骗所俘虏。

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速了西方社会普通民众整体上的无知和反智程度。原因是一样的：由于他们最坚定地认为他们接收到的网络信息是最多元、最透明、最自由的，所以他们也最容易被关进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个个单独的“信息茧房”，成为了那几个互联网平台巨头所操控的对象。

对于“谎言帝国”来说，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必须被紧紧地、时时地加以操控，因为他们构成了虚假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失去了操控就意味着整个制度大厦的倒塌，后果不堪设想。

从广播时代到电视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无数的媒体技术被发明出来，都在服务于欺骗和操控民众的目的，其效果如何不言自明。写过《娱乐至死》一书的尼尔·波兹曼说：“人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然后变得不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反智时代》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针对美国的谎言文化写道：“和大多数政客一样，大部分媒体舆论制造者们都决定假装愚蠢的标准没有降低，而且还要讨好美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其实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聪明、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人。 ”结果就是：“当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要让无知去压制知识。”

就这样，带着普遍的无知和反智，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实际上让自己成为了“谎言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前殖民地国家部分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个特殊群体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带着另外的一种特质，同样也让自己成为了“谎言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个群体正好与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相对，位于世界的另一极，就是那些在历史上遭受过残酷殖民统治的前殖民地国家的一部分精英。

举个著名的例子。1865年-1909年期间在位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被比利时人尊为“建造者之王”，因为今天那些仍然作为比利时著名地标的众多华丽建筑物、博物馆和公园大都是他的杰作。为了纪念他，他的雕像直到2020年之前还在比利时主要城市里处处可见。人们一直都相信是这位“富有远见的”国王将比利时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并“拥有自己美丽而平静的殖民地”，在一般的评价中，只是偶尔提及他“有时对他的人民很严厉”。

真相是在发生之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的，“he sometimes treated his people harshly”这句话的每一个单词背后大约是200万个“刚果自由邦”奴隶的生命。真实的故事中包括人们难以想象的暴行——强迫劳动、频繁殴打、大规模屠杀、断手断脚作为惩罚等等，因此仅仅用“种族灭绝”已不足以为他定罪，有人后来专门为他创造了“危害人类罪”一词，用以定义一种顶级的罪行，一种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

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暴行

但是，“谎言帝国”不会让真相完全压倒谎言，它既然可以把新疆的无说成有，当然也能够把刚果的有说成无，实在抵赖不了就干脆把恶说成善。

刚果共和国1960年脱离比利时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在1966年之前，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的名字仍然沿用“利奥波德维尔”的旧名。在包含了无数谎言的“再教育”持续作用下，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中一直有部分精英人士主动为这位前宗主国的魔鬼辩护，宣称那个时期堪称史上最野蛮的殖民化政策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是一种“文明”。甚至直到2005年还有人在该国首都中央车站附近又为纪念利奥波德重新竖立起一个他的巨大雕像。

对受害者再次加害，通过谎言把他们变成受骗者，让他们不仅接受过去的加害，而且继续尊重加害者，无形中又成为了当下的受害者……这不是绕口令，这是“谎言帝国”最高级的一种游戏。而如此高级的游戏之所以能够一再地重复并取得成功，当然必须要取决于接受者对谎言的相信，而且不是一般的接受者，是那个过去受害、现在继续受害的接受者。

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任何一个想要揭露“谎言帝国”、戳穿它的欺骗伎俩的批判者，在面对这种由受害者群体中的精英人士对谎言的深信不疑所组成的无形抵抗时，也只能铩羽而归。如果“谎言帝国”真的有什么难以攻破的堡垒，这里算是一座。

除了非洲，在今天的拉美国家、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中，“谎言帝国”最高级游戏的成功记录也都处处可见。今天的西方人，只要看到在这些国家的广场上为纪念西方殖民官建造的雕像和纪念碑还都竖立着，学校的教科书里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论述还没修改，精英层中的亲西方人士还都说着与西方媒体高度一致的话语，而他们本人也还继续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崇拜，他们就安枕无忧了，也就愈发明白谎言的价值了。

正是通过“谎言帝国”这种高级游戏，通过对前殖民地精英群体的精神和思想的控制，历史上殖民主义政策所制造的各种罪恶，基本上已经脱罪了，犯罪者也都逃避惩罚了，而且通过让受害者又变成受骗者，现实中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又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得到辩护了，征服和掠夺他国的事业也可以顺利地继续进行下去了。

如此看来，对于任何一个过去有过殖民主义黑暗历史、今天还继续实行着各种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来说，“谎言帝国”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须臾不可离，一旦失去就将面临灭顶之灾，对黑暗历史的清算浪潮和对丑恶现实的反抗浪潮都会扑面而来，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事情。因此“谎言帝国”在西方集团中必须成为一个由全民族、全社会、全集团共同加以维护的功能实体。

“谎言帝国”就是这样得到了它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对于它所制造并散布的弥天大谎，例如关于中国新疆的种种谎言，它相信在西方社会普通民众中和前殖民地国家的精英群体中都可以得到很大比例的信众。但可以肯定，前者中的大部分人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新疆在哪里，而后者中的大部分人则只会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们被告知的每一句话。

对于“谎言帝国”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是巨大的不幸。

此文是揭露“谎言帝国”真相的第三篇，后续各篇敬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