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万科新买家中策集团，当年惊天动地的中国大交易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毕亚军，已获授权转载。

最新消息称，万科股权争夺战又添新变数：香港上市公司中策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中策富汇，从本月初开始增持万科H股，目前已持仓至2.57%，市场还猜测，中策此举是在替恒大收购万科再添筹码。

该猜测是否靠谱不得而知，但在资本市场，中策集团和他的前主人，曾是神一般地存在。

中策前主人黄鸿年

新加坡华商领袖黄鸿年，华商韬略的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他是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的荣誉总编辑，我们也多次写过他的故事。他今天已与中策集团毫无关系，但中策集团却由他开创并带到巅峰之上。

黄鸿年出身豪门，他的父亲黄奕聪曾是印尼首富，他的家族至今是东南亚的殿堂级财团。在中国，仅黄鸿年家族投资的造纸工业旗舰APP（中国），总资产就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拥有清风等生活用纸品牌，也是全球最大铜版纸工厂。

但黄鸿年的故事跟这些没关系，他的人生是他在家族之外由自己堪称任性的写成的。他从小就任性，10来岁就“行侠仗义”，惹事生非，父亲被他搞得烦不胜烦，一句“我管不住你，让毛主席来管你”，就把12岁的他扔到中国接受了10年的教育，上山下乡，“文革”期间是在受不了啦才回去。

黄鸿年任性而有趣，有趣又坦诚，是商界为数不多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与生活的人。他天马行空，浪漫天真，任性劲儿上来，有点天王老子也管不住的意思。但不同的是，他很少去硬撞南墙，而是有趣的变通、化解。打得赢就打，正面打不赢侧面打，侧面还打不赢，实在没办法，就撤，就放下，这是他的个性。

他不为难别人，也不为难自己。他从出生就为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而活。父亲送他过来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安排，“文革”被流放到山西还能到北京饭店给小伙伴搞点洋罐头回去，成分不好不能跟喜欢的妹子谈念爱就要周总理“安排我回去”的他，也有这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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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他不默守陈规，也不撞南墙，而是善于有趣搞变通的侧影是，他的父亲从一个倒卖椰产的小贩成为一国首富，对下一代的管教非常严格，并曾制定一个飞机不能坐头等舱的家规。其他兄弟姐们都老老实实的遵守，但黄鸿年破了这规矩，还轻松过了父亲的关。那天，他刚坐进头等舱，就看到父亲扛着包向自己走来。他心头一慌，正想解释，但父亲白他一眼，没搭理，就径直走到经济仓坐下去了。

按常理，一顿臭骂和按家法严惩是少不了啦。但黄鸿年下飞机后，只是嬉皮笑脸地对着面带愠色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就“马屁”一句暖三冬了：

你不坐头等舱，我坐头等舱，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父亲比你的父亲成功。

“接受毛主席教育”的10年，让黄鸿年对中国的有了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放大了他的勇气和格局，也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商业运作打下基础。

刚回印尼时，黄奕聪担心黄鸿年被“文革”弄傻弄废了，安排他在香港学打字、学英语，但他兴趣缺缺，甩下一句“我天生就不是做具体工作的”，就胆大包天地回印尼找父亲要了一个工厂来自己管理，而且还管出了效益。

他自己不懂具体业务，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几倍的价格请到一个日本经理帮自己管工厂，一年时间就利用印尼与日本货币之间的汇率差以及银行利息差，赚到了几千万美元。

因为“天生不是具体工作的人”，黄鸿年在家族干得很不愉快，主要是跟父亲不对付，“一山难容二虎”。憋了一段之后，他干脆“离家出走”，跑到新加坡，几折腾，几折腾就成了新加坡最令老一辈生畏的“后生”。

老一辈为什么对他生畏呢？因为不做具体工作的他，找到了亿个搞宏观工作的办法——收购公司，搞资本和产业运作，收购对象往往就是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而且，他的行动快、准、狠，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他联合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用一个生产洗衣粉的上市公司，几经折腾鲸吞了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新加坡置地，创下当时新加坡史上的最大企业收购纪录，并组建了新加坡最大的地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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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饭收购一座城的国企

除了回印尼之初当过一段时间的甩手掌柜，商界的黄鸿年的确一生都没做过“具体工作”。他崇尚通过资本运作产业，他说：“自己投资搞企业，从买地、建厂到出产品，要做太多繁琐的事务，我没这个兴趣，也没这个精力。”

他还有句名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可买寸光阴，收购就是用“寸金”购买别人的“寸光阴”。“他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可能几个晚上就拿过来了。”

早在1985年，黄鸿年就打过收购中国企业的主意——收购青岛啤酒。曾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帮他在“文革”期间回印尼，此时已是中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的熊向晖，还曾亲自到机场贵宾室接待他，并代表集团对他“招商引资”。但当时刚刚开放，谁也不敢大开转让国企股份的先河，他的计划因此落了空。

1991年，黄鸿年重回中国舞台的梦想真正开了端。当年，他淡出新加坡市场，在香港收购了一家处于亏损状态的日资上市公司——“红宝石”，将其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为“中策”），并且拉来李嘉诚的和黄集团、美国摩根士丹利、日本伊藤忠商社加入其中，轰隆隆就把收购的战车开到了内地。

“中国策略”就是此次突袭万科的“中策集团”。这四个字彰显了黄鸿年对公司发展的定位与雄心，一轮轮后来惊天动地的大收购，大交易也就此发了端。

1992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邀请黄鸿年到山西故地重游并参观了太原橡胶厂。看完工厂，他心里正琢磨，要是能够收购这样的企业也很不错，书记就先开口了。“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合作啊？我说好，当时就答应了，并建议‘中策’用现金和太原橡胶厂合作成立新公司，‘中策’控股51%。”

必须51%，除了51%，什么都好商量。这是黄鸿年在整个国企收购中最关心的事，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缺乏资本运作知识和经验的中国最大的“巧取”。有了这51%，他就可以拥有控股权，就可以更轻松地去实现资本运作的目标。他的“取巧”则在于：“很多省市领导觉得49%和51%，也就是两个点，无所谓，没有控股权意识，所以我是多要两个点，四两拨千斤。”

山西方面很快就同意了51%的方案。有了第一个项目的成功样板，一系列放在今天不敢想像，也不可能发生的国企收购大戏，纷纷上演了。

拿下太原项目不久，黄鸿年就到杭州一次收了4家企业，有效益好的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也有一家政府要求“搭购”的亏损企业。原则上，他不想要这家亏损企业，但对中国国情的谙熟让他欣然“笑纳”。他知道，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开心，只有政府开心，他才有成功的可能。他说：“当时，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什么都讲配套，给你个好处，也要你解决个麻烦。”

收下这5家企业后，黄鸿年开始被关注，“中策现象”之说陆续见诸报端。南巡讲话后，深化改革开放的气氛渐浓，地方官员和国企厂长经理都着急“摸着石头过河”。创造了国企改革新模式的黄鸿年成了各地争夺的香饽饽，推着“原来并不准备搞那么大”的他，不断把计划变大，再大，更大，大到自己都后怕。

黄鸿年说，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吃饭，他还把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他的很多大交易也都是在饭桌上完成。其中，在祖籍地福建泉州的一顿饭，他就惊动了大半个中国。

“席间，书记和市长跟我谈了很久，希望我在家乡投资。我实话实话，不想在家乡投。因为在家乡，都以为我是来捐钱的，但我是上市公司，不可以拿股东的钱做慈善。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做我的工作。我就开玩笑问，泉州市总共有多少个厂？市长说总共有41个企业。我说，那就都合了吧。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们赶紧去请示省里，当时就答应了。”他回忆。

“买下泉州”不久，黄鸿年就在大连创造了新记录：弄了一个一次性收购该市101家轻工行业国有企业的“一揽子计划”。再之后，烟台的一顿饭，他办完了从签约到获得新公司营业执照的所有手续。“市长要求所有赴宴官员随身带上公章当场盖章，我也当场打电话给银行，第二天一早就将资金到账。”

如此速度和魄力下，不到两年时间，“中策”就在内地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在当时，100亿是个绝对的天文数字，而其涉足行业之多，跨越地区之广，以及收购过程中一次性买下几十上百家企业的大手笔，在全国乃至世界也都堪称史无前例。黄鸿年就这样，不经意创造了历史。

收购扩张的同时，黄鸿年也大刀阔斧搞改革，重整工厂的生产关系，激活工厂的生产力，不长时间就把一家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改造到初具现代化的雏形，并且将相当部分扭亏为盈，焕发新生机，但这相对具体的工作，不是他的重头戏。

把企业改造之后批量上市，才是黄鸿年的大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同样进展神速。1993年7月1日，“中策”将在国内收购的橡胶和轮胎企业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轮胎公司”并成功在美国纽约上市，募集资金1亿多美元，并且用这笔钱于重庆、大连、烟台、银川再收4个轮胎与橡胶厂。

紧接着，黄鸿年又将“中策”在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的多家啤酒厂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并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招股上市。

1994年7月，黄鸿年将“中策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显示自己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信心。而到此时，当年亏损1476万港元的“中策”，净利润已高达3.12亿港元，成了香港股市上的“奇迹股”。

而辉煌的成绩背后，黄鸿年还有更大的目标：要用外国资本与中国企业合作，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集团，甚至，他还提出被人认为天方夜谭的设想：“将来还要带领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

“20多年前我就这么看，现在我还这么看，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成为国际化企业，必须善用收购兼并的策略。”他在最近一次接受华商韬略采访时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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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懂中国

黄鸿年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最大的原因是他非常懂中国。

在当时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商队伍当中，几乎没有黄鸿年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人。他在社会主义中国读过10年的《人民日报》，也在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身经百战；他有通天的人脉和关系，也有在山西农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更重要的，他有雄厚的财力，也对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套路堪称了如指掌。

当很多人因为风吹草动担心中国政策时，他依靠自己对大形势的判断，该出手时大出手，因而占尽先机；当大风大浪真的打来，他又率先预见危机，提前闲庭信步，避免残酷的风吹浪打，也避免了同期资本大佬仰融等的悲剧，全身而退。

黄鸿年曾私下对我说，当时的国有企业，用政府开出的条件，他闭着眼睛都敢买。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也是他读懂了中国并深谙中国政治经济智慧。

首先，他看到了国有企业经营改善的巨大空间与可能性，“国营企业问题多，也有很多优势。一些企业已有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品牌；管理问题也并非厂长经理不能干，而是政府管理层级太多，他们不能尽情发挥。”黄鸿年说，“当时刚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不激烈，稍稍转换机制便能占有一片市场，而且员工、债务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闭着眼睛都可以拿。”

即使收购过来经营不灵，黄鸿年也并不担心。因为他还看到一个巨大的价值，也是他敢闭着眼睛买的最大保障。已经做过新加坡最大地产商的他相信城市的土地就是未来的财富。“每个国有企业都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在市中心。即使这个厂不行，光是这些土地就足以值得我去收购。”黄鸿年直率地说，当时房地产还没有起来，很多人想的只是怎么样让这个工厂振兴，但他已多看多想这一步。“所以，真正做大商业，最重要的是眼光，看你能不能看出潜藏的价值。”

也因为这一点，黄鸿年收购时，除了51%，唯一挑剔的就是要选择那些建在市中心，交通方便，土地很多的企业。

对于收购的风险，黄鸿年也看得非常中国特色。“比如欧美企业，给他10个胆也不敢在中国收购那么多国企。受过哈佛、斯坦福教育和欧美政治经济法律熏陶的经理人不敢碰中国国有企业。”他解释说：“这些人，第一担心员工包袱，到企业一看，退休员工上万，下岗员工上万，就吓得不敢再看了，因为他们是美国眼光，美国裁退一个员工要几十万美元，但中国不需要。第二，他们一看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流程等等，也是吓得不得了，万一产品有质量问题要召回或巨额赔偿怎么办？他们不知道，在当时，中国也不需要……”

黄鸿年在收购中的做法也让地方政府十分高兴，这是中央高层看穿他的意图，并喝令他停止行动之前，他在各地一路绿等的关键。他肯背债务，肯背员工包袱。被收购企业的工人，大都和他同龄，他知道这一代人命运多舛。无论在哪里，都绝不和政府在工人问题上争论，无论多少都很乐意接受。“哇，所有政府想甩出来的，我都接，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别人最怕的我不怕。”他说。

对很多人头疼的跟政府打交道，尤其是发生矛盾和问题后的处理，黄鸿年就更显中国智慧。执行收购时，他都是让政府自己去评估出售企业的资产和债务，评估完了，他会问，这个评估报告是你们自己做的，可靠吗？对方说可靠，他也不查，让对方首长签个字或盖个章，证明报告准确无误转身就执行去了。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深思熟虑之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么做。”黄鸿年说，“你想想看，即使你找最好的会计师去查，翻箱倒柜折腾半天给你一个表，有几个机器，几张桌子，多少欠款，多少应收账款，你能保证这些都真实有效的吗？”最关键的是，黄鸿年知道：“如果你查了，那以后有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你查过了。所以我不查，但你要给我签字保证这个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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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终发现政府给的东西有问题怎么办呢？黄鸿年也是，好办！

“我这么相信他，他们也很感动，不会亏待我。有些地方确实有问题，也就是他们给了假信息。按很多外商的方式，就是去告他，你们不是盖章担保这是真的吗？用法律解决。我不那样，我请他们出来吃饭，说，您看，这该怎么办？”黄鸿年说，他的经验是，“我还没说完，他就会先说了，哦，我知道，厂里已经汇报过了。然后，他们会诉中央紧缩地方财政等等一大堆苦，说到底也就是钱是没法补了，然后就问我，让我说怎么办？”

即便话到这个份儿，黄鸿年都还是不说自己想怎么办，而要请对方看着办。“我说，我请您做主，听您的。中方以这个来入股，我们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一点说法和做法，我不好交代。他说，这个我知道，不能让你吃亏嘛，可现在我们财政上真的没有可以拿出来的钱啊！”

每当饭吃到这个时候，黄鸿年就知道，他会加倍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他们确实也难，没有办法，我也不会不开心。接着喝酒，聊天，还安慰他。看我这样大度，他也不好意思，觉得对不住我这么大的信任，就跟我说，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些政策。”黄鸿年说，“我找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我不说，让他说。”

这一招，是黄鸿年从政府官员们那里学到后举一反三的应用。“他们经常到北京去跑中央，跑计委，有时甚至请我帮忙找关系。我就问，他们跑什么，中央不是紧缩地方财政吗？他们说，不是要钱，是要政策。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政策比金钱有效。同一行业的企业，有了政策优惠，你和别人便不在同一起跑线了。”

黄鸿年之所以能在其间游刃有余，也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些官员有特殊交易和关系，而是因为他对这些官员的心态了解得透彻：一方面领导们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引进外资，作出政绩；另一方面，许多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确实存在问题，是个大包袱。现在有人出资收购，出资的人又可以信任，不妨尝试一下。

能与中国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也是黄鸿年在中国政商通达的一个优势。他说，交朋友有三项基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知。而这些，他都有，而且能随时发挥，跟人打好配合。

下到各地，他开始并不认识省市领导，但很多领导和他是同代人，有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一接触，很快就产生共鸣。去卡拉OK，有些领导照顾他，点邓丽君的歌，而他高声吟唱的却是革命歌曲。往往是一曲唱罢，听者与唱者就从陌生变得熟悉，并在对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中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配合政府的方略，研究官员的心思，主动融入他们的思维，跟他们打配合，共发展，官员得政绩，自己出效益；做出样板来，让官员主动找自己，这是黄鸿年的政商关系经营学。他说：“拿钱收买人太低级，没智商，很庸俗，而且成本高，不划算。即使不被法律约束，我也耻于那么干。”

靠脑袋转得比别人快，眼睛看得比别人远，以及侠肝义胆和谋求双赢行走人生的黄鸿年，做什么都追求两个字：高明。他做事情的风格是，抓大放小，聚焦重点和关键，他的处世哲学是：“不要太精明，要高明。”

在中国那些年，黄鸿年的高明哲学是，不能太死板，既要守法又要灵活，既要精明又要糊涂。大方向要清楚，小问题要糊涂，主动吃亏，吃亏是福，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总结起来，就是学会吃小亏，争取占大便宜。”他笑呵呵地解释道。

高明而不精明的作风，让黄鸿年与各地的合作，既不是先君子后小人，也不是先小人后君子，而是一路君子不小人。“我一生都坚持一个原则，从不刻薄别人，让一让，得到更多。所以我想得开，看大趋势，不斤斤计较。”

但这并不代表黄鸿年没有个性与脾气。相反，他是出了名的爱憎分明，脾气上来，天王老子都不怕。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他曾在几乎一夜间亏损差不多10亿新币约人民币50多亿，他认为这是花旗给了他错误的信息所导致的结果，转身就把花旗告上法院。5年之后，他又同样起诉了他认为导致自己亏损的高盛。

为什么在西方如此讲原则，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而到了中国却如此灵活？这就是黄鸿年中西合璧的智慧，是他比绝大多数外商“高明”的地方。1970年离开中国时，一度被点燃“革命”热情，但却在“文革”中被彻底浇灭梦想的黄鸿年，曾深深为10年的“荒度时日，浪费青春”而遗憾。而再次到中国后，他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觉得那10年，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

黄鸿年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他说：“我们经常谈国情，但国情是抽象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那10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是‘融化在血液中’。大家经常说，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读万卷书，这大大扩大了我的人生的接触面。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的知识经验是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

对于在中国经营的成败关键，黄鸿年至今强调一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中国做生意也是这样，绝对要看清大方向，摸清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也正是非常清楚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当后来中国政府对他大规模的国企收购有了不同意见，以至于上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他敏锐地嗅到了危机。稍微撞了两下，觉得不可任性之后，就果断舍去从法理上绝对站得住，也到了手的富可敌国的利益，退出了几乎所有中国项目，并且把中策转让给其他人，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回到新加坡，开始了在国际资本市场，几十几百亿资金飘来飘去，但却“宅男”在家里“胜似闲庭信步”，一副世外之人，云淡风轻的新生活。

根据当时的收购清单，如果他当年的那些收购最终被如愿运作上市，尤其是那么多国企的土地持有到后来，今天的黄鸿年也许是亚洲首富级的人。但谈到那一段岁月的得失，他始终都是一副Nothing的心态。

拿得起，放得下，这也是黄鸿年的最高明之处。有了这一个，不为难别人，也不难为自己的他，生命中也就没了所谓过不了的火焰山。即便当年一夜间知道自己亏了几十亿，他也是当晚就“舞照跳”，“歌照唱”。

三个月前，我到新加坡拜会一位企业家，顺道拜访黄鸿年先生并向他请教，他在香格里拉酒店请我吃饭，言谈中俨然已是商业江湖之外的人，虽然他依然是各大富豪榜的常客，并且在海外发展着一个超级地产项目。当我在樟宜机场候机时，发现书店里的《福布斯亚洲》杂志，当期的封面人物也是他，不过讲的也不是他如何征战商业世界，而是他的博物馆和他的收藏，尤其是他如何成为全球最大佛教文物收藏者之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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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题外话。

2007年，我第一次到新加坡与黄鸿年先生交流，向他请教。一个晚上，他请我到他的会所聚餐，讲到下一代的教育和传承时，他说他对下一代的教育很严格，下一代也很争气，都很自立且优秀，因而他无需留什么财富给她们，而是要将财富捐给社会。期间，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下一代的节约，他说自己到海外看望在当地念书的女儿时，女儿会从商店买矿泉水到宾馆来看他，因为宾馆的水比外面的贵很多倍。我正饶有兴趣听下文时，黄先生却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将话题嘎然而止，转而说起了其他事，还一度让我有些莫名。

用完餐坐车回宾馆的路上，受黄先生委托照顾我的朋友接到了他的电话。通完电话后，这位朋友告诉说：“黄先生专门打电话来，让我代表他向你表示歉意，他说自己刚才不小心说了宾馆水贵的故事。你住的宾馆，我们是付了所有费用的，黄先生请你千万不要多心，尽管使用房间的一切。”

可以把事情做到那么大，也可以把事情做到这么小，这就是黄鸿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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