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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3月2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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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之死，根本不在于是否“慎杀，少杀”，而在于一个“交代”，一种遮掩。
2016年11月15日，贾敬龙被执行死刑。前一年春节，这名在家人看来“连小动物去世都会伤心”的29岁青年，击杀了55岁的村支书何建华。
案发地北高营是河北省石家庄二环边上的城中村。该村2009年起开始旧村改造，贾家认为补偿不合理，但在被停福利之后签订了拆迁协议。最终，建于2007年、二层是贾敬龙婚房的贾家房屋，2013年在其反对声中被拆除了，彼时距婚期只差18天。贾敬龙两年后持枪复仇。这起“事出有因”的犯罪也引起舆论讨论：贾的支持者呼吁死者过错在先、应刀下留人，反对者则希望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
按照通常的说法，贾敬龙之死持续撕裂社会阶层。而随着贾敬龙被执行，那些对死刑判决持异见者也终于将个案观察的视角延展得更远，比如说到了“不杀不足以平官愤”，说到“死刑是给老百姓准备的”等。这真的就是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的现实图景？我不知道。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了一些让贾敬龙必死的理由，它可能恰恰就在于报道里的那句“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里。
村支书何建华是强力拆除贾敬龙婚房的主要责任人。在许多报道中，他也被描绘成一个“村霸”式的人物。但是显然，无论何建华是不是真的恶贯满盈，都不意味着他可以被贾敬龙以“私力”击杀之。因此对何建华的死，他的家属当然需要一个交代。这个交代，不仅是出于法律追偿的需要，还包含了何建华所代表的“官方”话语体系的自我交代，以及体系自身的逻辑需要。
固然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贾敬龙的命运抱以最深挚的同情，对所有呼吁“刀下留人”的声音怀以最深刻的认同，但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些呼声未免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其根本就在于那种“官方”的话语体系终究没办法直面一个追问，就是如果贾敬龙不必死，则何建华又何以死？
如果像呼吁者所说的那样，权力或司法系统以“何建华过错在先”使贾敬龙免于死刑，那么它就同样需要回答的是，何建华到底有什么过错，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过错，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如果说杀死何建华的，不只是贾敬龙，那么杀死何建华的还有谁？但所有这些问题，真的是可以被直面并深究的吗？至少比起这种深究，以“杀人偿命”来处死贾敬龙是一种更简便的交代之法。
贾敬龙不可能以“死者有过错在先”而免于死刑，与强拆者的过错总是免于被深究，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在强拆事件高发之时，媒体曾在回访时发现，过去那些曾经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这也曾令媒体悲叹，“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被深究，只能是因为不能被深究，是因为体系无法向被深究者做出正直的交代。
具体到贾敬龙所在北高营村拆迁，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它起初是以村民自愿为原则的旧村改造。随后在河北“三年大变样”的城镇化号召之下，自治行为转而“半官半民”，获得了政策托底，也受到政府督促。于是，该村改造项目获批之前，安置公告提前发布；本已答应“婚后再拆”，可承诺最终变卦；与此同时，部分集体土地转成了国有土地，至少以7亿元出让给开发商，但有商业住宅“未批先建”。
强拆背后权力与利益媾合的事实，只能是一些不被承认的潜规则，这也是一直以来所有的强拆都拒绝接受深入追问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因为拆迁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正面回应，所以把贾敬龙杀人案简单地处理为朴素的“杀人偿命”，也就成为最不需要接受道德或法理拷问的一种选择。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法院对于贾敬龙杀人的判决，甚至刻意地回避了相关强拆的事实。
贾敬龙之死，根本不在于是否“慎杀，少杀”，而在于一个“交代”，一种遮掩。张娟芬在其《杀戳的艰难》一书中写道，“罪犯纵然恶性重大，或者一心求死，都不能令国家的杀人之举获得正当性。因为重点并不是在于审查那个人该死与否，而是在审查国家的权力界限何在。”贾敬龙之必死，正在于强拆之不可深究，权力之未能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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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杀贾敬龙，平了一愤难平另一愤 | 冰川时评
贾敬龙之死，根本不在于是否“慎杀，少杀”，而在于一个“交代”，一种遮掩。
案发地北高营是河北省石家庄二环边上的城中村。该村2009年起开始旧村改造，贾家认为补偿不合理，但在被停福利之后签订了拆迁协议。最终，建于2007年、二层是贾敬龙婚房的贾家房屋，2013年在其反对声中被拆除了，彼时距婚期只差18天。贾敬龙两年后持枪复仇。这起“事出有因”的犯罪也引起舆论讨论：贾的支持者呼吁死者过错在先、应刀下留人，反对者则希望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
按照通常的说法，贾敬龙之死持续撕裂社会阶层。而随着贾敬龙被执行，那些对死刑判决持异见者也终于将个案观察的视角延展得更远，比如说到了“不杀不足以平官愤”，说到“死刑是给老百姓准备的”等。这真的就是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的现实图景？我不知道。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了一些让贾敬龙必死的理由，它可能恰恰就在于报道里的那句“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里。
村支书何建华是强力拆除贾敬龙婚房的主要责任人。在许多报道中，他也被描绘成一个“村霸”式的人物。但是显然，无论何建华是不是真的恶贯满盈，都不意味着他可以被贾敬龙以“私力”击杀之。因此对何建华的死，他的家属当然需要一个交代。这个交代，不仅是出于法律追偿的需要，还包含了何建华所代表的“官方”话语体系的自我交代，以及体系自身的逻辑需要。
固然和许多人一样，我对贾敬龙的命运抱以最深挚的同情，对所有呼吁“刀下留人”的声音怀以最深刻的认同，但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些呼声未免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其根本就在于那种“官方”的话语体系终究没办法直面一个追问，就是如果贾敬龙不必死，则何建华又何以死？
如果像呼吁者所说的那样，权力或司法系统以“何建华过错在先”使贾敬龙免于死刑，那么它就同样需要回答的是，何建华到底有什么过错，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过错，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如果说杀死何建华的，不只是贾敬龙，那么杀死何建华的还有谁？但所有这些问题，真的是可以被直面并深究的吗？至少比起这种深究，以“杀人偿命”来处死贾敬龙是一种更简便的交代之法。
贾敬龙不可能以“死者有过错在先”而免于死刑，与强拆者的过错总是免于被深究，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在强拆事件高发之时，媒体曾在回访时发现，过去那些曾经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这也曾令媒体悲叹，“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被深究，只能是因为不能被深究，是因为体系无法向被深究者做出正直的交代。
具体到贾敬龙所在北高营村拆迁，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它起初是以村民自愿为原则的旧村改造。随后在河北“三年大变样”的城镇化号召之下，自治行为转而“半官半民”，获得了政策托底，也受到政府督促。于是，该村改造项目获批之前，安置公告提前发布；本已答应“婚后再拆”，可承诺最终变卦；与此同时，部分集体土地转成了国有土地，至少以7亿元出让给开发商，但有商业住宅“未批先建”。
强拆背后权力与利益媾合的事实，只能是一些不被承认的潜规则，这也是一直以来所有的强拆都拒绝接受深入追问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因为拆迁的合法性无法得到正面回应，所以把贾敬龙杀人案简单地处理为朴素的“杀人偿命”，也就成为最不需要接受道德或法理拷问的一种选择。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法院对于贾敬龙杀人的判决，甚至刻意地回避了相关强拆的事实。
贾敬龙之死，根本不在于是否“慎杀，少杀”，而在于一个“交代”，一种遮掩。张娟芬在其《杀戳的艰难》一书中写道，“罪犯纵然恶性重大，或者一心求死，都不能令国家的杀人之举获得正当性。因为重点并不是在于审查那个人该死与否，而是在审查国家的权力界限何在。”贾敬龙之必死，正在于强拆之不可深究，权力之未能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