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难”重现街头，所有人正在为网约车新政买单 | 冰川观察
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只考虑某个行业、某个群体的利益，也不能只为了实现某个政策目标，而影响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艾川
在年底的寒风中，“打车难”重现上海街头。
昨天，一篇标题为《致滴滴，一个让我的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的文章因为抱怨上海“打车难”，在朋友圈刷屏。
这篇文章所讲的“打车难”确实是实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多人都感觉打车比过去困难了很多，很多时候加价也叫不到快车或出租车。但是，将“打车难”的矛头指向网约车公司，认为是其产品设计中的调度费、加价等选项，让出租车司机变得利欲熏心，则有些不公平，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
在大家抱怨打车难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为什么打车软件中的调度费早就存在，以前就不存在“打车难”？同样是快过年了，为什么去年北上广就没有“打车难”？
有了汽车之后，纽约街头马粪堆积的老大难问题自然而然消失了；有了专车或者说网约车之后，一些大城市“打车难”的问题也一下没有了。这是网约车为社会解决的问题。
在“打车难”呼声再起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想想，两年前，我们听到的是“打车难”吗？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哪家打车软件又有优惠、专车司机成了北上广高收入群体。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再说什么“打车难”，开专车成了城市中产的业余爱好，甚至成了一些底层人士就业、致富的梦想。
而在一年前，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所谓的网约车新政会不会把专车公司管死。这个问题背后则是，新政会不会让大家打车更贵，甚至打不到车。
去年国庆节之后，地方版的网约车新政出台，因为一些政策限制，必然会导致市场上的网约车供给大幅减少。打车难、打车贵开始悄悄回潮，并在年底总体爆发。
▲网约车新政引争议
滴滴方面公开的数据显示，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一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户籍。据推算，对车辆、司机门槛的规定，会让司机群体减少70%以上。
市场经济的一条根本法则就是，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决定。供给大幅减少，价格必然上涨，甚至出现供不应求。人们拿着钱也买不到商品或者服务。
网约车新政之前，上海不存在打车难、加价打不到车的问题，是因为有40多万辆网约车在随时等待下单，随时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网约车新政之后，上海合规的网约车只有1万辆左右，市场供给大幅减少，出现打车难是必然的。不出现，才不正常。
虽说不合规的网约车不会快速退出市场，但是，到了年底，肯定是一个外地网约车司机“逃离”城市的高峰期。
▲“打车难”问题重现街头？
去年年底，大家感受不到“打车难”，是因为政策未定，网约车司机还都有所期待，很多人还都想趁着年底再挣一笔。今年，网约车新政尘埃落地，大家也就没有了盼头，加上地方执法打击，大量非法司机只能在年关之际，以过年为节点，放弃开网约车，早早返乡。其中大多数司机恐怕都会选择放弃这个行业，在春节之后另作打算。
这两年，我们在上海遇到过来自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司机。但是，现在他们都要回家过年了，而且，年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打车难”或许不仅仅是年前的问题，而且，可能将在年后持续上演。
在年底的寒风中打不到车，确实很凄惨，很可怜，但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企业身上，而是所有人在为网约车新政买单。
就此而言，把板子打到网约车企业身上，就有些不公平。因为，企业哪怕是为了盈利的目的，也会服务用户，并尽可能为用户提供好的服务。尤其是互联网企业，需要不停地用好的服务讨好自己的用户、留住用户，这样企业才会给股东和投资人一个交代，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滴滴在和优步合并之后，也出现了补贴减少、打车涨价等问题，大家也都有所抱怨，但是，这和现在的“打车难”是两个问题。“打车难”本质上是不能为用户提供服务。
▲难道要重回出租车时代吗？
一出现“打车难”，很多人又怀念起了出租车独家垄断的旧时代。其实，这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或者说是自我安慰。
或许，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素质比其他城市的更高一些，服务更文明一些，但是，在过去同样存在拒载、加价等问题，而且是多年打击、整治也改变不了的老问题。
实际上，只要存在供给短缺，哪一个行业的人都会遵从市场定价。我们不能让出租车司机都去做雷锋，去做道德高尚的人。出租车调度费的高低，其实只是市场供给短缺的晴雨表。
现在，调度费加价十几元都打不到车，只能说市场上可供出租的车辆供给出了大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而网约车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兴起，正是因为长期以来计划管制导致公共出行市场短缺。
“打车难”重现街头，让上海等地的“最严网约车新政”很尴尬，网约车新政解决了外来人口流入问题，却让存量人口的出行又成了难题。可谓，按下葫芦起了瓢。
进入了青铜时代，人们就不愿再退回到石器时代；有了汽车，人们就不爱再坐马车；有了网约车，谁也不愿意只能打出租车。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不想说，中国人配不上享受好的专车服务。而是说，很多部门和地方官员的智慧和眼光配不上这个伟大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果年后大城市的“打车难”仍然得不到缓解，也有必要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最好是，暂停新政实施，其次，设定更长的缓冲期。此前海淘新政、网游新政都曾因为对行业冲击太大而暂停实施。这有过先例。
▲网约车司机上岗门槛提高了
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只考虑某个行业、某个群体的利益，也不能只为了实现某个政策目标，而影响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
至于针对滴滴这些企业的行为，我们当然也应该监督，但我们监督的应该是“企业是否存在利用垄断地位侵害竞争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网约车的价格及服务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网约车是否达到他们承诺的标准”、“对待纠纷的处理水平如何”等等，因为这些才涉及企业该承担的责任。
因为叫不到车而责怪企业，就像因为有人挨饿而责怪种田的农民一样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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