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告郭冬临地域歧视：不过这次河南人中了假枪 | 冰川观察
在社会心理学中，歧视是指人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眼光对待，它是基于偏见的外显行为，而偏见又源于“刻板印象”。
G点这玩意，太高了是冷淡，太低了则是易敏感体质。移至社会话题讨论中，此处的“敏感”，大抵可以跟玻璃心画等号。
什么是玻璃心？郭冬临等表演的春晚小品《取钱》激起的波澜，就提供了案例：小品中有大妈遭电话诈骗的情节，而诈骗犯操着一口疑似河南的口音，这引发部分人“影射河南人”的质疑。2月7日，有河南籍律师以“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涉事电视台和该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人1元。
可就在前不久，该小品编剧魏新还在微博上做了解释：小品中骗子是自己用家乡话配的音，自己是山东人，老家毗邻河南，故家乡方言跟河南话相似。并为引发误会而道歉。
▲魏新在微博解释“河南口音”的来历。
当事人都澄清了，说的是山东话，还不依不饶地告其对河南人搞“地域歧视”，这听上去挺无厘头：难道最该觉得尊严受损的，或者说诉讼的适格主体，不是这编剧的老乡？还有，今后莫非得禁止那些扮演丑角者用方言配音？
还是有位朋友说得好：中国人民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敏感阶段。这类敏感，掺杂了受害者想象和上纲上线癖好，也以强烈反弹和反扣帽子为表征。究其本质，还是缺乏基于身份、性别、原乡认同之类的自信，而敏感往往也是自卑者的保护色。
这些年，河南人确实是“歧视主义的接锅人”。的确，性别、地域、身份、职业歧视的病象，在国内外都是由来已久，且屡拭难消。在弗格森等事件中显现的种族歧视，就是美国社会的隐伤；在咱们这里，无论是文艺创作中对残疾人的嘲讽，不时内嵌到“鄙视链”“地图炮”之类的后喻式话术中的职业歧视，都挺严重。
但最严重的，或许还是地域歧视。北京本地人嘴中的“王德彪”，上海人说的“硬盘”，两广人说的“捞佬”，港人口中的“蝗虫”，都是地域歧视在外地人称谓层面的显现。
地域歧视当然不是中国特产：据说在英国，很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合不来，但都瞧不起爱尔兰，称其为“养猪的乡下人”；在法国，很多巴黎人都把非巴黎人称为外省人。但在中国，其历史尤为悠久：据考证，先秦诸子的笔下嘲笑某地人的段子中，像“野人献曝”“智子疑邻”“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宋人资章甫适诸越”等典故，基本上都指向了当时的宋国（今河南省境内）人。
▲2005年3月，这条横幅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时至今日，河南人都是“遭歧视大户”，是“歧视主义的接锅人”。无论是那句“十亿人民九亿骗”的顺口溜，还是很多新闻跟帖下面对河南IP的地域攻击，都是写照。最为典型的事件，莫过于2005年深圳龙岗警方悬挂的横幅“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这也是中国首例地域歧视案的案由。
地域歧视依附于潜在的等级序列观，也包含了某种自我优越感和小农思维式排外。污名化标签之下，它制造的是族群对立与地域性仇视，最终也会造成相互伤害。而从内心拒斥这种毒瘤式存在，也该是人们经受现代文明观念砥砺后的价值自觉。
对地域歧视多点“触角敏感”，警惕那些无意识的歧视，确实很有必要。该案中，涉事律师称，打官司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唤起公众对各种有意、无意歧视的注意”，果真如此，那初衷挺好。从情感上，常无故躺枪的河南网友对被拿来开涮不适，也应被理解。
我不认同那些“文艺创作本就是虚构，何必当真”的论调。有些春晚节目嘲讽残疾人，还有某些影片中动辄对某些人开黑，如《失联33天》中“傍款”女李可拖着台湾腔，其男友说“我的女朋友普通话说得很好，大家都听不出来她是河南人”，这些带有刺激性、冒犯性的话语本可避免，也该顾虑一地民众的接受度。
▲周立波的节目不时引发“地域歧视”争议。
艺术表达自由，并不能为某些强化歧视的艺术语言开脱，即便缺乏法律规制，也要遵循“非必要勿开黑”的道义原则。很多公共表达，也不宜选择性地强调地域背景。
反歧视别用“扣帽子”反对“扣帽子”，更别敏感过了头。我们要旗帜鲜明反对地域歧视，但也要避免将歧视的概念扩大化，动辄敏感过度，沿袭“大字报”思维，一言不合就扣上“歧视”帽子。
就像有些女利式“女权”跟直男癌成为“双生怪物”、依附性别对立情绪而生一样，有些反地域歧视者本身浑身是刺、G点太低，遇到涉及地域的东西，就生出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亢奋，而“反歧视”就是其武器。他们对着预设的靶子猛戳，并从派发“歧视”标签中抢占了占据高地的资格，“歧视”的指控，成了他们将人打倒在地再踩上几脚的话语利器。
在社会心理学中，歧视是指人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眼光对待，它是基于偏见的外显行为，而偏见又源于“刻板印象”。像地域歧视，就源自“地域刻板印象”，其最终体现通常是给予非公平的、排斥性的区别对待。像以往依托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就存在对农村民众的制度性歧视。
而在郭冬临小品事件上，构成“歧视”的主客观要件并不全备。编剧配音时，用的是熟悉的家乡口音，而非为跟诈骗犯形象配对选定“河南话”；从小品原意看，它也无意于歧视，更未用“骗子持的是河南口音”强化“持河南口音的是骗子”的错误印象。
如果只因为配音用了个方言就是歧视，那这逻辑链很难延展下去：照这么个对号入座法，给骗子配音用什么话都不行。若是用普通话，那更要不得，十几亿人都可以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到头来，只能让所有反面人物都演哑剧。不过演哑剧也不行，这涉嫌影射聋哑人……
▲贾玲参演的小品《木兰从军》被认为对英雄不敬。
这让人想起，早前贾玲因演小品“恶搞花木兰”后被逼道歉，还有陈凯歌因《道士下山》所谓“丑化道教形象”被中道协副会长要求道歉。顺着受迫害妄想症衍生出“被冒犯”的想象，以此为由要求别人道歉，或许是对公共底线的“冒犯”。
反歧视也是如此，反歧视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它是否属于歧视，而不能“有歧视要批、没歧视创造歧视也要批”，用一种标签去反对另一种强贴的标签，用话语碰瓷的路数、借反歧视的名义行反对看不顺眼的人或事之实。
本质上，把那些不顺眼的人或事都装进“歧视”的筐子的背后，是自卑心态。因为自卑，所以敏感脆弱，进而以过度自我保护为触角。成熟健康的心态，会对那些在表达自由范畴的无关歧视情节示以包容，而非索垢寻疵。
而我们，也需要尽早走出过度敏感、上纲上线上了瘾的初级敏感阶段。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p0371l9oi2p&width=500&height=375&auto=0▲郭冬临主演的小品《取钱》。
佘宗明
媒体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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