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农村，只是因为文科博士生太“装”？| 冰川观察
我们有找“美好”的习惯，觉得城里不“美”了，往往把目光寄托到也许自己并不熟悉的所在，一口咬定农村很“好”。
前两年，一个文科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红遍塞北江南，开启了年轻知识分子所谓“唱衰”农村的先声。最近还乡的大学生对农村“唱衰”的情况继续增多，其中又以“文科博士生”为主力，结果招来一些批评。厦门大学刘连泰教授直言文科博士们“装”。然而，事实果真如此？
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端出了我眼中的农村人伦现实，无意间成了 “唱衰农村”派。农村是否“美好”，各有说法，因为你眼中的美好在我看来可能稀烂，我看来的美好可能是你眼中的垃圾。
单从农村发展的成就和农民生活变化而言，大家分歧不会太大，农村当然是变好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慢慢改观，社会流动性也增加，而致富的门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宽。
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成就及其背后的价值失落。我只能从一个“文科博士生”的视角谈此事，至于是否有“装”的嫌疑，交付公论。
看似无关的引子
我的初中母校，一所存在了近六十年的农村“完全中学”（初高中部均有）即将“搬迁”，名义上是“师资整合”。我的校友同学借机办了一场毕业十周年的聚会。据闻，师生喝成一团乱麻，话题聚焦于收入与子女，一派祥和，给母校的“搬迁”唱了一曲喜庆的挽歌。
宣布搬迁的“分家大会”我无权参加，其乐融融的十年聚会我无意参与。想想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凉与热闹，初中三年纯净得爬满露水的时光，内心翻腾着“流光容易把人抛”的小知识分子式矫情，五味杂陈。
一年多来，母校将“走”的消息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劲吹，看热闹说风凉话的不胜其数：有的说学校教学质量差了，有的说都去城里念高中挺好的，有的说（前任）校长都“犯事了”，这学校还能办好么？群众的话总有道理。
我对“墙倒众人骂”的老把戏不感冒，去年夏天，趁大厦将倾未倾，给母校拍了一组照片。此后便没有再去，也无多兴趣了解将如鸟兽四散的师生。
那次拍照，偶遇当年班主任，都是见证了母校最体面时光的“老人”，眼见今日荒凉，相对而叹，有点白头宫女闲话玄宗当年的味道。
农村价值世界的溃堤以致荒漠化，一如当年“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母校，走过了二十余年令人唏嘘的岁月。
“读书无用论”抬头
与《日记》作者一样，没钱没地位，稍微读了几本书的大学生“还乡团”对农村的观察，首要视角就是对比读书人的今夕变化。上大学未必体面，权贵却常常体面，成了年轻学子“唱衰”的由头。
读书人，包括大学生“还乡团”、乡村教师、农村颇具学识的长辈都在权力和金钱苟合的“市场选择”下处境尴尬。其实，读书人地位的低下并非今天才有。中国农村向来没有尊重文化的传统，只有膜拜权贵的道统。
如果知识或文化不能带来“功名”和金钱，那就不会太受人看重。范进中举，受礼遇的并非范进的学问，而是他那顶金灿明晃的官帽。读书之用，不在读书本身，在于读书带来的效果；读书人之体面，不在学问，在于其带来的功名利禄。这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传统”，不值大惊小怪。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困难，“读书无用论”持续升温
但问题是，知识和权财的勾连虽不是秘密，但却不代表其天然正当，更不意味着连读书人自己都必须去认同这种苟合。尤其在今天，权财利益链已经撕掉了“尊重知识”的温情面纱，读书人恐怕还得争取起码的体面才行。
所谓体面，本不是硬要来的，而是一个群体自然形塑的生活习惯。老家的读书人，在几十年前常常被人敬称为“先生”；现在的人民群众多已不知“先生”还有这层用意，自然也无从“敬称”。
人和人之间总要分出高低贵贱，你的“读书”不再高贵，我的钢镚就要跻身清流。年轻学子考上大学，尤其是名牌、重点，在高考后两三个月也颇领风骚，待到寒假还乡，似乎就不能找到自己的“阶级”所在。
虽然“念好书”仍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真理，农村孩子仍然在努力学习以求“功名”，然而在这一公开共识之外，一种看不起读书人、认为读书无用的“私下共识”，早已不是潜龙勿用，而是已经登堂入室。
尚未毕业的“还乡团”风骚乡里的时光已褪，已经毕业的“还乡团”稀薄的工资所证明的，不过是活该被权贵土豪看不起。反过来，这加剧了尚在象牙塔里“安心读书”的学弟学妹们的压力。
当然，读书人不读书，似乎也该遭人诟病。CSSCI期刊风波乍起，吹皱学界一池浑水。学术圈究竟是不学无术还是不学而有术，着实让各路群众着急。“还乡团”在大学里读不读书，真的不好说，“还乡”之后是否因腹内诗书而“气自华”，似乎也很可疑。
▲今天的大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
有的乡村老师闲来赌牌吃酒，杯盘狼藉间，大大失却了“先生”的体面。还有许多老师在城里扎营，教书正业已成“走读”副业。误人子弟固然是小，每天车马来回是大。如今“分流”到城里去，正可免除每天来回“走读”的奔波。
遥想当年我的老师们扎根乡里，“聚精会神搞学习，一心一意谋重点”的日子，已经恍若隔世。
“尊重知识”这一体面口号的非体面化，并不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失落，而是整个农村的损失。当然，不可奢望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是损失。
农村此类现象多多，并不只在于回归膜拜权贵的道统，而是走向反智，并与城市的反启蒙相得益彰。人有无知的自由，当人们不再知道何谓真自由、真善美的时候，他们会天然选择无知，走向反智。
令人发愁的“乡愁”
与金钱观念主导并行的是村治民主的衰颓和空壳化。多少年来，“社员”——我们这里许多农民尚无“村民”的观念，仍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概念——们都不清楚村长姓甚名谁。即使在选举竞争“白热化”的其他村，似乎村民的参与热情也不高。
村干部与村民的距离，没有拉近也没有走远，还是和过去一样遥远。社员不关心村民自治，大队书记和村长似乎也不必理会民瘼疾苦。表面上，井水河水相安无事，历史上看，这不是一厢情愿之事。
“集体”一词的含义在农村的变化非常大。
二十多年前有学者言，分单干以后，农民要缴纳税费以建设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因而必然同时要求参与监督，村集体的民主自治形势据说也会进一步高涨。
我对九十年代村治民主的情况无甚记忆，但就新世纪看，“集体”虽然聚集不少个体，却并没有给农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以致常常无法煞住大队书记号令群雄。
▲农村的基层民主何去何从
从一开始，“集体”在农村其实就带有强迫的味道。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最为典型，也最具所谓乌托邦色彩，时至今日的集体一词仍旧可以和许多宏大理想勾连起来。那时无论是大队干部还是小队长，都不可能允许社员民主决策队内事务。
集体在这里完全不是一个权责对等的概念，而是一个单向的责任概念。“成分”不同的社员，也只意味着责任大小不同、而非有无责任的差别。在权责对等的集体里，个体放弃一些权利就可以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不对等的集体，个体消失一些权利，却不能推掉任何哪怕是心血来潮、带有胡闹色彩的责任。
在集体里面干活，没什么商量的余地，所谓“饿死事小，退社事大”正是此理。
分单干以后，农民的自留地变合法，但是在争取土地所有权上并没什么大的改观。但这仍是好的变化，因为虽然权责仍旧不等，但毕竟已经不那么不等：对等的集体权利仍旧遥不可及，不对等的集体责任却在慢慢减少。
不过，农民耕种土地并上交皇粮国税，没有增加他们的集体权利感，也就不可能推动村民自治形势的高涨。免除农业税和各种杂费以后，集体责任骤然减少，与此相伴的是农民对于集体的认同度大大降低。
▲新一代农民纷纷进城务工
村集体不再是农民的家，田园将芜胡不归。今天进城务工的新一代农民，但凡积攒了一些家资，硬着头皮也要在城里扎根。从农村飞出去的大学生凤凰，冒着将爹妈吃干榨尽的“大不孝”，也要在城里买个房。
假若农村果真美好，那他们为何不留下来建设新农村？农村好不好，农民已用脚投票。这幅“食尽鸟投林”的景象，让“乡愁”难解的朋友们愤愤不平，让部分友人更为“惊诧”。
农民不得不爱人民公社，如今有了不爱村集体的自由。
过去是自上而下把个体权利抽成真空，同时在每个人心里种下理想的种子，建立自下而上的崇敬。而今，真空的世界渐次有物，却步履维艰；“理想”的国度虽然“美好”，却江河日下。
农村所剩的，就是几个能人或恶霸式的人物在撑场面：这是一幅后集体时代村民自治的困局。
此岸之生，彼岸之死
从城乡发展的历史看，农民是最被“对不起”的群体，也是最该先富起来的一类。然而，任何一种优势长期累加都会造成更大的优势，也更容易攫取潜在的利益，旧的不公在“新”的规则下继续发挥强大作用。
在新一轮的赛马中，农民因为或“公开公平”，或阴暗不公的操作，又一次落于人后。人家已经在股市淘金，农民还陶醉在分单干的温饱；人家早就私分了“公家饭”，富贵已极，农民还对黑白14寸津津乐道；别人已经四处炒房成了“房叔”“房姐”，农民还在悠然欣赏刚盖好的瓦房。
后知后觉往往伴随着比较之下的巨大落差，落差又往往转化为急功近利，而没有精神寄养的急功近利就不免走向极端。
▲谁知农民心酸？
有的村子迷信福利彩票，往往是举村买彩。看别人随便一买即可获得几百万乃至更高的回报，有些家庭就一次花几万买彩。不过，幸运的总是极少，不幸的却是多数。中不了奖，发不了财，不少农民就选择自杀。一些农民甚至在花巨资买彩的时候就买了农药，一旦不中，即刻了断。农民没有玩弄“资本”的资本，一旦“玩火”，往往走向灭亡。
在过去多数人都受损的时代，农民被剥夺得最深；在今天多数人皆可得利的时代，农民却获益最少。被剥夺可能走向死亡，赚钱少亦可杀人。
过去农村有人亡故，会按照传统安排悼念仪式，先贤谓之“慎终追远”。那时人们悼念逝者，还能体现出一种宗族邻里的团结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还可窥见人们对于天地、先祖、长者的敬重。
而今的许多丧葬礼仪，远远即可听见欢快的鼓乐之声，一群红男绿女在台上群魔狂舞一般，声嘶力竭传递着淋漓的酣畅。有些更为“开放”的村民，甚至在亲人的悼念仪式上安排色情表演——即使有年高去世的“喜丧”之说，这“喜”似乎也太过了点。
前来吊唁的亲友往往只为胡吃海喝，既没有“慎终”，更无从“追远”。现在，许多地方办丧事俨然就是农闲大联欢，吃好喝好乐呵好。在那里，已然没有了敬畏，有的只是面子、金钱和肉欲的交织，疯狂、混乱和虚无的混杂。
▲近年来，有些地方的丧礼上出现了艳舞表演的现象
人们明明在死亡的现场，却假装自己和它无关——这可真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境界了。
世人开始有一种末世心态，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捞一些是一些，只顾眼前吃够享尽，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一些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在农村广为传播。目前老家这里有宗教信仰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年龄偏大，结合比较松散，没有共同的世俗利益诉求，也很少被政府忌防。
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坚持真正宗教信仰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我们不该“教育”他们摆脱“蒙昧”，更不该发动乡村舆论加以围剿或禁毁。
彼岸的美好和此岸的希望之间，原就没有那么大的鸿沟，本可无缝对接。然而，这一切的奠基，是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无论今生还是来世，自由的理想未必都高贵，但强制的“美好”一定卑劣，而且比多数卑劣都更为卑劣。
并非结尾的尾声
套用某一特殊年代的时髦话：是真革命，批也批不成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不批自己也会跳出来。无论是谁，都要接受继续革命的检验。
农村也一样，如果它真的如某些方家所言，在价值层面值得充分肯定，那唱衰农村的乌鸦嘴自然没什么市场，因为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它也许就如贾府，外头虽然好看，内囊却已尽出。而这全然怪不到唱衰派身上，似乎更和爱“装”的文科博士生扯不上边。
我们有找“美好”的习惯，觉得城里不“美”了，往往把目光寄托到也许自己并不熟悉的所在，一口咬定农村很“好”。那种仅以走马观花，闲来旅游得来的“美好”印象作为判定农村现状依据的小清新，似乎不必较真；而从学理层面论证农村“美好”的，才是“唱衰农村”派对话的小伙伴。
我想说，我并不想加入什么派，因为即使同属一个门派，虽然至少在“唱衰”这一点上会有很高的“家族相似性”，但却也是多有龃龉，其内部分野与歧见，并不比与“唱盛农村”派少。
无论唱盛或唱衰，都应该直面农村的现实，给出合乎世道人心的价值判定，以便走出“有破无立”或“以破为立”的历史怪圈。乡愁所寄，牵一发而动全身，值得每个真正关心农村的人深思，深思，再深思。
孟强伟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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