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合法性焦虑丨张明扬专栏

帝制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争夺正统的诉求，用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说，就是合法性。“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应该是所有王朝的共同呼声吧。

张之洞曾和摄政王载沣有过一段有名到烂俗的对话。

1909年，载沣就一个重大人事任命问政于病中的张之洞，张之洞以“舆情不属，必激变乱”为由反对，谁料这位青年亲贵此时竟说出了一句惊世名言“怕什么，有兵在！”大感意外的张之洞其后慨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因为这句大话，这位原本以窝囊胆小著称的摄政王，被当作负面典型讥讽了那么多年。

但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问题：载沣的“有兵在”为何会被张之洞当作“亡国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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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维度上，“有兵在”可能真是一句大实话。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军权（军事实力）几乎是所有皇帝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对于开国之君的重要性尤甚。

在中央政权崩溃的割据时代，“有兵在”更是唯一的政治正确，五代十国的大军阀安重荣也曾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但是，精通儒学的张之洞不可能不知道，在帝制时代，任何政权任何皇帝除了依靠使用刀剑、依靠军力维持皇权之外，只有被普遍遵奉的政治文化规范（大多数时候是儒家式的）所支持，长期统治才得以维持，皇权才能被普遍接受。

简单的说，帝制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争夺正统的诉求，用源自西方的政治概念来说，就是合法性。

用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古代中国的皇权是一种把历史传统、军事权力以及思想、宗教、文化与精神上的权威叠加在一起的、复合式的‘普遍皇权’。”

▲载沣（左）、张之洞（右）

至于载沣说的“有兵在”，对于自恃合法性在手的皇权而言，更像是生存于幕后的威慑性力量。

第一，“有兵在”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构成合法性或正统的来源，就如西方君王喜欢自称“君权神授”一样，在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中，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统治人民的资格。

第二，从政治利益上而言，如果皇帝如载沣一样将“有兵在”作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那么，任何一个像五代安重荣那样的“有兵者”，都有合法性来挑战皇权，这在很多儒家理论家看来是乱臣贼子前仆后继的根源。退一万步，即使皇帝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果没有合法性的支持，将陷入军阀混战式的权力角斗之中，而无法安身立命。

第三，最致命的是，如果皇帝在某个时段缺乏军事实力支撑的话，为了维持统治，就更需要贬低“有兵在”的逐鹿式价值观，强调合法性和正统的重要性，才能尽可能的渡过政治危机。

讽刺的是，载沣时代的大清朝偏偏就是军权旁落，却还不重视有关合法性的“舆情不属”，反而无脑的去强调“有兵在”，这不是“亡国之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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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合法性焦虑。

即使是如秦始皇这样穷兵黩武的超级武力爱好者，也有自己的合法性小九九。他的主要焦虑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如何向全天下特别是新近征服的东方六国民众树立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形象。

为此，秦始皇做了三件足以垂范后世的大事。

第一，秦始皇第一个实践了“五德终始说”。

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发明了这个充满神秘主义的王朝更替学说，认为王朝德运以“土木金火水”为顺序进行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按照“周为火德”的顺序，秦帝国自然应该接过“水德”的旗帜，秦始皇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找了一个先祖出猎获得黑龙的理由，接上了水德。

第二，秦始皇称帝第三年，又效法古代圣王的作法，去泰山封禅。

第三，秦始皇东巡途中，在各地大搞刻石活动，在刻石上以“大圣自居”，宣扬自己的圣王功德，致力于在东方臣民中打造自己的圣人形象。

用孙英刚先生在《神文时代》一书中的说，秦始皇通过自我神圣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终结乱世的“救世主”。

▲邹衍以“五德终始说”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

到了汉代，刘邦又遇见一个新的合法性焦虑。

与起源于“秦王”的秦始皇不一样，刘邦是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如何才能说服天下人他刘邦一个亭长才是天命所归？

刘邦的选择是制造政治神话，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母亲与赤龙梦中出轨而生；一方面又打造了自己作为“赤帝子”“三尺剑斩白蛇”的神话，从而给自己穿上了天命所归的神圣外衣。

面对汉帝国内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局面，刘邦及之后的文帝景帝一直执行着“郡国并行”的二元体制，以避免重蹈秦帝国因文化统合不力而翻车的覆辙。

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了儒家版本的“大一统”学说，汉帝国以“独尊儒术”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统合的终级目标。

顺带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进一步强化了汉武帝政权的天命色彩。

西汉末年，王莽登上历史舞台。从本质上来说，王莽篡汉正是迎合了汉帝国内部一种合法性焦虑：为何不能彻底告别秦政，复古走儒家原教旨主义之路。代表了汉代士大夫集团共同政治理想的王莽登基后展开了大规模改制，而后是乌托邦的覆灭。

在王莽时代，充满着怪力乱神的谶纬学说正将儒学带上了神学化之路。在这股神学化的风潮之中，无论是王莽，还是之后的刘秀，都将谶纬作为自身争夺天下的合法性武器，展开了一场弥漫着魔幻色彩的天命之争，最终刘秀也以谶纬证明了汉室当复兴及天命在己的合法性。

▲刘秀画像

在三国时代，魏蜀吴各有着自己的合法性武器。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曹丕也以充满着“程序正义”的禅让仪式完成了代汉的王朝更替，为中古时代开辟了一条和平交替政权的“曹丕模式”，建立了新的合法性范本。

在刘备一边，则主打“汉贼不两立”的正统观，刘备以“皇叔”的名义被包装为延续汉帝国统治的合法继承人。

在孙吴一边，也认为天命在己，在泰山位于魏国境内的情况下，孙吴在自己境内的“国山”也曾策划过一次煞有其事的封禅。更有趣的是，孙皓竟然因为象征皇权的“紫盖黄旗”现于东南，准备北伐直捣洛阳。

在南北朝时代，东晋及之后的南朝自居为“衣冠南渡”式的文化正统，即使是前秦的名臣王猛也承认“正统在晋”。

而北朝反制的合法性武器则是占据了传统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地区，而从苻坚到北魏孝文帝，一面通过推行汉化政策争夺“文化正统”，一边又积极组织南征，意图以消灭南朝完成大一统，确立最终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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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又陷入了全新却棘手的合法性焦虑。

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先是手足相残，继而逼父让权，权力的获得全无合法性而言。

对此，李世民大约做了一明一暗两点工作。

从明里说，由李世民倾力于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还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绩效合法性”，以绩效而言李世民绝对是“千古一帝”。

在暗里，李世民逼迫史官修改史书，不仅基本删去了玄武门之变的权力斗争色彩，包装为李世民的顺天应人的被迫举兵，而且还对李建成李元吉，甚至是父皇李渊做了一些程度不一的“污名化”处理。

而在宋代，则面临着几乎与唐太宗相反的合法性挑战：燕云十六州的未能收复，以及长期的对辽弱势外交让赵官家们毫无武功可言。

但在内政上，宋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却堪称史上之最，又是开放政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宗家法，让掌握了话语权的士大夫成为了大宋朝合法性的忠实代言人。

为了应对武功不盛的合法性挑战，宋代君臣们扛起了“华夷之辨”的大旗，你辽金再猛再能打，也还是“夷”，只有大宋朝才是正统政权。

▲华夷之辨，在地位上，华夏位居中央，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有宋一代，读书人很流行自我吹捧的列举“本朝事胜前代”之事，这被杨联陞先生概括为“朝代间的竞赛”。最有趣的是，在各个版本的“本朝事胜前代”中，都有“不杀大臣”一条，在文人的屁股决定脑袋之下，这简直成为了宋代的第一合法性。

也是在宋代，随着道学的兴起，儒学中如谶纬和五德终始说这样的神秘主义元素开始全面退潮。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宋真宗和宋徽宗却成为了两个反潮流之人。

真宗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合法性“污点”，自不量力去搞了一次原本只有圣君才配得上的“封禅”；徽宗则是太想超过父兄树立自己在本朝的合法性地位，又是“制礼作乐”，又是自我神秘化为“道君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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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情况比较特殊。或许是武功太盛，元朝君臣们对合法性相对没那么操心，只是在为宋辽金修史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和合法性焦虑。

蒙古人更希望抬高辽金的历史地位，从而强化同为北方异族王朝的本朝正统地位；而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汉臣集团则坚决“挺宋”，认为元朝的正统地位继承自宋而不是辽金。

争论的结果是，帝国中央“和稀泥”，将宋与辽金视作平行的南北朝，最终决定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

有趣的是，尽管元代在传说中有苛待知识分子的名声，但元亡之际却有大量汉族士大夫为元朝殉难或者守节，他们将忠君观念视作高于夷夏之防的普世价值。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元帝国合法性建设的成就。

元帝国的合法性甚至得到了曾以“驱逐胡虏”为政治动员口号的朱元璋的认可。

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深情的缅怀前朝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对于朱元璋而言，明朝的合法性一方面固然来自于“恢复中华，同时也来自他不断强调自己参加起义军反抗朝廷是迫不得已，他建立大明朝不是“造反”。

朱元璋的逻辑数百年后得到了民国历史大家孟森先生的站台，“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

▲朱元璋画像

明代历任皇帝遇见的最大合法性挑战，可能就是通过靖难之役逼死侄子上台的朱棣了。而朱棣的应对方式也和唐太宗惊人的相似，无非是借助盛世产生的绩效合法性，以及修改史书罢了。

清帝国对合法性与正统观的迷恋可能超越上述所有朝代，为了对冲自身的外族王朝短板，无所不用其极的争夺与巩固合法性。

正如姚念慈先生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中所言，“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对于康雍乾这些盛世君主而言，一方面，由“永不加赋”的德政与开疆拓土的武功所构成的盛世，就是他们最强有力的“绩效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合法性的理论建设上也煞费苦心。

▲《姑苏繁华图》（局部），描绘了“乾隆盛世”的苏州市井风情

康熙热衷于大谈“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认为大清天下并非武力夺自合法政权明朝，而是在为明朝复仇征伐李自成的过程中，“顺天命”得之。

雍正时代的曾静案及《大义觉迷录》风波，从本质上说就是源自雍正的合法性焦虑，为此雍正还亲自编书论证大清朝的合法性，但《大义觉迷录》却反而泄露了清帝国诸多不可言说的内心隐秘。

乾隆更是个中高手，在私，与士大夫争夺儒家道统，将自己打造为集道统治统合一的“圣王”；在公，为南明抗清殉难者重新评价乃至平反，借此宣扬忠君价值观，完成了从鼎革者到“执政者”的合法性转换。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这应该是所有王朝的共同呼声吧。

张明扬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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