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刺杀了日军白川大将，中国人是幕后主谋？丨韩福东专栏
在十四年抗战期间，日本共有6名大将命丧中国。
最早丧命的是白川义则，他死于上海，执行暗杀任务的是朝鲜人尹奉吉，其背后的指使者为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
金九和尹奉吉是刺杀白川义则的主角，这一点没有争议。
但在中国的相关历史叙事中，却又加上了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及王亚樵兄弟等人，这些中国人成为金九幕后更高层级的策划人，也是刺杀案的金主。
这个说法沿袭了三十多年，但事实上它是很可疑的。
▲白川义则
刺杀白川义则的时间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在上海虹口公园。
每年4月29日是“天长节”，为庆祝天皇生日，侨居上海的日本人有举办盛大庆祝典礼的传统。
在1932年淞沪会战停战协商期间，他们准备搞得更盛大铺张一些，并借此进行阅兵。事前，日本海陆空军及政商各界为此专门成立了组委会，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均将出席。
尹奉吉能够在日军森严的戒备中，成功实施炸弹案，殊为不易。
从遇袭者的伤势看，白川义则并不算重，但他后来引发了宿疾，竟于一个月后死掉，成为被尹奉吉刺杀死亡的两人之一。
尹奉吉被捕后，日军针对居住在上海的朝鲜人开展了一次大抓捕。刺杀案的幕后指使金九，见此情形，遂致信媒体，宣称对此案负责。
他在信中描述了他指使尹奉吉执行刺杀行动的经过，并对自己创建的“韩人爱国团”做了介绍，他说：
“韩人爱国团乃余仅集合爱国同志组织而成，其目的在用武力拯救祖国，唯自愿作无上牺牲者，始有任团员之资格，凡团员之推举承认，悉由余个人主之，故团中任何团员，甚至不知其他团员之姓名，团中不举行会议，吾人工作之进行，绝对秘密。
吾人谋暗杀敌人之重要人物，并破坏敌人之行政机关，借以恢复祖国之独立。吾人无金钱、无军队，以与白川搏斗，唯有“一人’，其人准备并曾受训练，能于日军禁卫森严中，只手杀之。”
▲尹奉吉被捕
在1980年代之前，白川义则遇刺案，一直都只和韩国人相关，没陈铭枢、十九路军和王亚樵兄弟什么事。
到了1983年，画风突然变了。
相关说法的提出者，是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外甥郭超，他们二人于《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发表的《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中称，在得知日军于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的消息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蒋光鼐，以及上海斧头帮首领王亚樵等密商，定要捣毁这个会场。
最后王亚樵命其弟王述樵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流亡在沪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联合行动。安昌浩回去后连夜找金九、尹奉吉等人具体落实。
此后，1986年和1989年在《合肥文史资料》第3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19辑刊发的类似文章中，他们重复了这个关键情节的描述。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白川义则遇刺案，是中国军政要员所策划，韩国金九等人只是执行而已。
这可是改写了历史。
王述樵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这段故事时，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
1932年被处死刑的尹奉吉自不必说，其他如王亚樵1936年被军统特务乱枪打死，安昌浩病逝于1938年，金九1949年遭暗杀，陈铭枢死于1965年，两年后蒋光鼐也撒手西去，蔡廷锴最晚去世，也只活到了1968年。
此时的话语权只是王述樵一个人的。
▲陈铭枢（左）、蒋光鼐（右）
如果陈铭枢等人确实谋划了虹口公园的炸弹袭击，那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淞沪会战，中国是战败的一方，正与日本谈判，停战协议马上就要签署，此时实施刺杀，风险极高，一旦露出马脚，无异于重启战端。
在十四年抗战中，1932年的“天长节”无疑是最不应该这么做的几个时间节点之一。
当然，我们可以假设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当时未必按照常理出牌。但在时过境迁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他们总会提及此事吧？
《蔡廷锴自传》中对淞沪抗战前后有大篇幅描述，但只字未见筹划刺杀白川义则等人之事，反而有炸弹袭击四天之后（5月2日）的一段记录：
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范志陆前来镇江，与蔡廷锴密谈，汇报（1932年2月25日）炸敌旗舰的情况，而后进一步提出想法：“现在我们又有一个最好办法，如能成功，收效甚大。”
蔡问有何办法？
范答：“敌方亦有革命党，联合高丽革命党向我们接洽，待敌方开某会之时，仍以炸弹对付。但他每人也要安家费数千元，成功后，仍要路费数千元，可否与其密商，请你决定？”
蔡说：“如果系间接办理，不成问题，如系直接，恐事情不密，就会弄成国际交涉。”范答：“绝对间接与秘密，对我军毫无影迹，请你放心。”
▲蔡廷锴
蔡廷锴是军中鹰派，仍忌惮直接支持朝鲜革命党，只赞同间接办理。自传出版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无需隐瞒自己的立场。
但这一段回忆，也恰恰说明，他并未筹划4月29日的虹口公园炸弹袭击，如果有的话，在这本反日情绪浓重的自传里断无不说之理。
蔡廷锴还和蒋光鼐等人撰有《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等文章，同样未提参与刺杀白川义则之事。
事实上，一直到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1960年代中后期去世，他们从没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他们确实筹划了这一炸弹袭击事件，有什么理由到抗战胜利二十年后一直不予公开？
参与的韩国人呢？
对虹口公园刺杀案描述最权威的叙述，来自金九1949年出版的回忆录《白凡逸志》，其中同样并未提到陈铭枢等人和王亚樵发挥了作用。
按照金九的讲法，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天，他写了一封信交人急速转交给流亡在沪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信的内容是“从上午10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问题来了，如果确如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所说，是他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安昌浩，安昌浩回去后连夜找金九、尹奉吉等人具体落实。那金九给安昌浩的信的内容岂不是莫名其妙？那封信显示，安昌浩根本不知道当天会发生刺杀案（“重大事件”）。
安昌浩在刺杀案发生后不久，也被日军逮捕。但严刑拷打、交叉讯问和各种证据比对之下，仍没有发现他参与的证据。所以他保全了性命。
▲为纪念尹奉吉上海鲁迅公园建有一座“梅亭”
陈铭枢等人策划虹口公园刺杀案，目前占据了中国主流的历史叙事，包括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邵雍等人都倾向于做此论断。
但令人讶异的是，在王述樵的单方说辞之外，他们没有提出一件像样的证据。
王述樵的说法属于孤证，且和其他核心当事人的说法有矛盾之处，这降低了他叙事的可靠性。相关的历史援引应持谨慎态度。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陈铭枢和王亚樵兄弟策划刺杀白川义则案是王述樵晚年的一次杜撰。
韩福东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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