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减负搞了60多年，靠谱的还是1964年那一次 | 冰川观察
我们这些年来的减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为什么总感觉姿势不对。主要还是减负的行政逻辑和教育理念出了问题。
很多人都说，80后是最苦逼的一代人，没赶上房子分配，然后，买啥啥贵。我现在觉得，还可以加上一条新理由——天天接送孩子，简直就是要把人往火坑里边推。
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之后怎么办？这让很多80后父母崩溃。家里有老人、保姆或者一方在家的还好。如果是谁也指望不上，夫妻两个人都在上班，那么，每天不论有多忙，也得有人按时去学校接孩子。
▲小学下午早放学，家长面临接送难题
也就是说，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商务谈判或者工作会议，一到时间，你就什么都不行了。有个员工天天这样，不知道老板们的内心会有多么悲催。
即便老板是仁慈的，你抽出时间来跑了一趟学校，但还是得找人或者机构托管，或者，把孩子从学校里接回来，再转手送入校外的补习班。
今年，两会期间，这个问题通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臻摆在了教育部长面前。教育部长也回应说要解决，今后要实行弹性放学制等等。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问问，为什么小学生放学之后的托管，就成了问题？
作为70年代人，至今仍然还记得起早摸黑上学、放学的日子。当然，那个时候上学、放学基本都不用家长管，小伙伴们一召唤就OK了。
后来，到了90年代后期，不知不觉，发现小学生们每天下午三点半就开始放学了。这个确实要算是“减负”的功劳，只是我们那代人没有享受到。
一想到当年早晨5点起来抄写作业，主要是作业太多，晚上写不完，我就觉得教育减负是必须的，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
中国的小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不算早，也不算晚。美国、日本、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小学生，基本也是在这个时候放学。
小学生一般在学校的学习时间不能超过6-7小时，是世界教育界的规律。让孩子上学的时间和父母工作节奏同步，每天8小时，孩子们就会以极大的不高兴给这个世界差评。
▲孩子们渴望早放学
但是，小学生们享受了减负的成果，却给家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这背后可能还是和我们教育部门的减负传统有关。
说起来，中国的教育减负是有很长一段历史的。自从1955年7月发布建国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我们已经有了60余年的教育减负历史。
此后，这些减负文件横跨6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最近的一个专项减负文件是2013年发布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综观这些减负文件，谈的最多的还是怎么减轻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比如，有的年份突出强调，小学生不要搞应试教育，有的年份又规定不准补习功课，然后，发现这些都不管用，就干脆取消统一考试了，或者是硬性规定低年级小学生不留书面作业等等。
总之，在过去6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教育官员们费尽吃奶的力气，和追求升学率的学校以及只认学习成绩的家长们“作战”。他们确实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也减轻了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他们似乎只是想方设法给小学生减负，却总是不爱考虑小学生减负之后怎么办。这些多余出来的时间如何安排，学校和家庭怎么衔接，都没有充分的考虑。这就是现在80后父母们头疼接送孩子的烦恼根源。
其实，历史上，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考虑，只不过那是在50多年以前，离现在有些过于遥远。
▲六十年代的小学生照片
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这份文件当然也有时代的局限，但是，大体来说，也符合现代教育理念，考虑比较周全。
比如这份文件明确提出，“小学生每天睡眠十小时，初中学生每天睡眠九小时，高中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另外，还单独列了一部分内容，谈“在课业负担减轻以后，适当开展学生课外科技、 文娱、体育活动和课外阅读的组织和指导。”
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正是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代部长是刘季平。他早年曾经考入晓庄师范学校，师从陶行知。
资料显示，1929年1月，刘季平受聘无锡河埒口小学任教，秋天又受邀前往北平香山慈幼院担任实验部主任。由于坚持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 理念，培养儿童“自己管理自己”，以“使儿童手脑得到真正的解放”，遭到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年底即被院方解聘。
▲刘季平
刘季平曾是陈毅的老部下，1963年8月，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普通教育，着重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工作。但可惜的是，1964年2月开始，刘季平在教育部代部长的任上，总共干了不到一年，然后，正式的教育部长就来了。再然后，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也来了。
文革期间，小学生课业负担当然不是问题。但遗憾的是，文革之后一直到现在四十多年，教育部有关减负的文件似乎都选择性忽视了减负之后的问题。
在2004年6月“五坚持，五不准”中，可以找到半句“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但是，具体怎么开展，也没有细说。
谈了那么多减负的历史，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有些人只是单向思维，或者只是考虑自己的部门利益，那么，他们只需要考虑怎么减负就可以了。至于减负之后，又该怎么办，他们就不管了。
▲小学生去哪里找自己的课外活动？
这样搞到最后，学校和老师反而事实上成了教育减负的最大获益者。国家教育投入连年增加，而学校和老师们的工作时间和压力却在相对减少。有朋友说，这是义务教育的缩水。我看，很有道理。
所以说，我们这些年来的减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为什么总感觉姿势不对。主要还是减负的行政逻辑和教育理念出了问题。像刘季平主持的减负方案，起码就考虑到了减负之后，应该让孩子们干些什么。
作为陶行知先生的得意学生，刘季平还是有教育家清晰的教育理念在那里。他于1985年被选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至于接下来怎么解决？我想，假如是刘季平先生仍然在世的话，他可能会给出如下的建议：
▲托管班成解决方案之一
一是像很多发达国家学习，让公立小学的托管班成为标配。这样可以方便那些不能按时来接孩子的家长。当然，托管班不是用来让孩子们继续学习和写作业的，而是，在老师或护工的带领下做手工、游戏或者搞搞体育活动等等。
另外就是真正按照素质教育观念，把放学之后的课余时间交给兴趣和爱好。这点在1964年减负文件就说得很明白了，现在当然不会具体照搬当时的做法，而可能会将大量课余时间给孩子们去从事各种体育运动、阅读、文娱、手工艺劳动等等。
龙树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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