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的另一种“伪吗啡”丨姚峥华专栏
印象中文学批评家总长一副目光如炬、嘴角紧绷，见人处事入木三分的模样，黄子平则低眉顺眼，克己奉礼，时而给人羞涩之感。
我们讨论的是按摩，足部按摩或是身体某个部位的按摩，似乎可以缓解疲劳或酸痛，但慢慢的，也上了瘾。
很多人便习惯了足疗或是水疗，在深圳的罗湖或是福田口岸，有多家此类服务，规范且价格合理，很多香港居民更是闲时过关，按按脚，吃顿饭，再回港，成了一种周末度假的消费方式。
隔着大桌子，黄子平放下正在书上签名的笔，缓缓地说，伪吗啡。身体在按摩下会产生一种叫“伪吗啡”的东西，依赖并成瘾。
伪吗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上网查，医学术语是，人体神经和体液调节系统在按摩刺激后，会产生一种“内源性吗啡”，长期反复刺激下，人体便产生了依赖性。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课时，校方为黄子平提供了与校区相隔一段距离的留学生客房当宿舍，每天上课，得绕过一条热闹的街，沿街开设了各种按摩店，小门小脸，奇奇怪怪。好心的学生为老师着想，说，开车接您吧。
▲黄子平
幸亏搭车去上课，要不，有时从门口路过，真讲不清楚呢。黄子平一脸俏皮，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广东或是香港口音。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是有语境背景的，当时“雷洋事件”刷屏了微信朋友圈甚至整个世界。
说起来，我们算是广东老乡，他是梅县人，我是潮州人，两地的方言为客家话和潮州话，语音语调却相离十万八千里。
这个您可比不了陈平原老师，他的潮州话溜溜的。我开他玩笑。
哈哈，那当然。他要是忘了还能行吗？我客家话至今还是很溜。黄子平反应很快。
黄子平小时候曾在潮州汕头待过，9岁后才回到老家梅县。他记得小学就读于汕头市外马路第二小学，多年以后再回去，那所学校居然还在，但与记忆相比，有点像缩微模型的感觉。
外马路吗？我是在外马路第四小学上的小学。
想不到黄子平与我的家乡汕头还真有点关系，不过，潮州话他基本忘光了。
黄子平是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当年从海南岛国营橡胶农场以知青身份直接考学成功（20岁从梅县赴海南岛插队），成为天之骄子。上大学时，年届28岁，不是最大岁数的那一层，但也不算年轻。
北大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49人，各种年龄各种经历各种背景各种成长环境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涌来，荟萃一起。同班同学中，黄子平比查建英整整大了10岁，陈建功与黄子平同岁，知名的同学名单一长串，张鸣、葛兆光、梁左、黄蓓佳等等。
77级牛，78级也不逊色，我举例张曼菱便是78级的佼佼者，她与季羡林先生、韦君宜先生都交往颇深。黄子平补充，78级的还有刘震云、戴锦华、孟悦、商伟。
黄子平1981年从中文系毕业，考取了北大中文研究所硕士，后任北大出版社编辑、北大中文系讲师。但我记住黄子平这个名字，却是1985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
那一期《读书》有一个编者按：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今年（1985年）5月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所谓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未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 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本刊拟围绕这个理论构想发一组谈话录，分缘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和文体、方法六篇，陆续发表，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读书》连续6期刊登了三人谈，这在该杂志历史上绝无仅有，它从介绍新知到开始介入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起了一个头，后来越走越好。
黄子平说，是董秀玉的功劳，她胆子大，还没见到正式论文，凭直觉，就放手让我们做。
▲1985年第10期《读书》杂志封面
“三人谈”中的三人，钱理群岁数最大，1939年出生，当时已46岁，正在北大备课讲课；36岁的黄子平已毕业工作，任北大出版社文史编辑；31岁的陈平原还在北大念王瑶老师的博士生，课业繁重。
据说当时在万寿寺现代文学馆旧址开全国性的“创新座谈会”，需要几个专题发言，落实到北大，就由钱，黄和陈三人，联合做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报告。
三人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原来在文学史论述中，追随政治史，分近代文学，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现代文学，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当代文学，从一九四九到当下。
现在打通原有的划分，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顺应了那个时候的学术潮流，即用现代化叙事来代替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用现代化进程，及世界文学背景，思考并定位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
这在当年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在20年后做阅读专题时，才开始深入关注此类现象及话题，对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三个“时代”般的名字，有历史车轮滚滚而来的睽违穿越感。
据说当年“三人谈”，便是三人凑一起，聊天，录音，每期由一个人整理，文章成形后，再轮流看，个别地方有修改，但不大，努力保留学术生产的原生态。也正因此，该命题该论述尽管在当时富有其新意，但不完整甚至有严重缺陷。后来他们也想进一步完善，终决定不改，因为这是历史文本，只有那个环境下，在那个学术氛围中，才有其意义。
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他们三人谈，不是思想有多高深，关键是文体意识，还有酝酿这种文体的文化氛围。以前是正儿八经写论文，现改用谈话的方式，有点鸡零狗碎，但三人的思想不同，思路不同，有意识地保留了之间的差异，发表“思想的草稿”，把不完整的思考说出来，吸引同道，一起攻关。这种侃大山式的学问，所表达的，很代表上世纪80年代的风气。
这也是为何时隔那么多年，“三人谈”依旧光芒闪耀。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有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后来就没有了，尤其现在的校园，很少有人愿意深入理解别人的思路，都只顾自讲自的，不太习惯倾听与对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封面
“三人谈”及《读书》，为我们后学之辈打开了活泼的民主学术之风。没想到，20多年后，有缘与陈平原、夏晓虹老师，一同赴伶仃岛游船观猴吹海风。据说，夏晓虹在77级班里外号“瘦瘦”，属道骨仙风不食人间烟火一类，后来与陈平原结为伉俪，竟练就一霎那功夫变出三菜一汤的手艺。他俩的学术互通，更在学界传为美谈。
钱理群老师出书频繁，坊间笑传看书不如他写书快。我们曾电话联系采访，有时“得逞”有时也被婉拒。2015年便听说他卖了房入住北京昌平区一家养老社区，房间100多平方米，每月住宿费加其他费用约三万多。
不必柴米油盐的神仙般日子，使他可以每天只做想做的3件事儿，第一是休养身体，第二是写作，第三是跟朋友聊天。真正做了与世俗“告别”——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退出来按照自己的本意（生活），不再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不参加直接对话，不在青年中讲学，也不给人写序了……
有人担心钱老这种晚年选择的利弊，我们悄悄为他算了一笔帐，哪怕一年养老费用用掉30至40万，卖房的钱也足够今年77岁的他高质量地生活15至20年。何况，每天高速写作，书稿被出版社抢着出，稿酬、稿酬、稿酬，呵呵，老年生活真的不必愁。
2016年，钱老又有多本新书进入好书评选的视野，《岁月沧桑》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据说以此了结他的“共和国情结”。
黄子平在三人中属于最低调的一位。印象中文学批评家总长一副目光如炬、嘴角紧绷，见人处事入木三分的模样，黄子平则低眉顺眼，克己奉礼，时而给人羞涩之感。
他离开北京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多年，2000年前后，重回北大，两年期届满，复到人大文学院，任教三年，讲鲁迅的“结巴”；讲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讲 “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讲 “香港文学”……
从1983年开始写作起，30多年来，出版的作品不多，除了上世纪80年代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文学的意思》等，到香港后又出版了《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和《边缘阅读》。
他似乎“害怕”写作，却又掌有写的自由和不写的自由，面对很多朋友送与的书，往往谦虚地感慨自己的“不作为”，又隐隐带有自得和嘲讽的舒心，微微松了一口气。我似乎能感受到他颇享受这种多年养成的进退有据，选择自如——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后来黄子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他们仨”的结缘有一小段总结：
在一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这种无数的“小圈子”的交谈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出现也是非常自然的。法国的思想家把它叫作“无限交谈”，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平原君与我的结识，是因为苏炜的介绍，然后平原君又经过我认识老钱（理群），这得益于原有单位体制的松动和瓦解，这种“小圈子”的对话在单位瓦解之后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所谓公民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曾经在2013年，胡洪侠便萌发了请“三人谈”的三人重新聚首的念头，就当年的概念或是话题重新阐述并发表新的见解，以在2015年纪念“三人谈”三十周年。
陈平原、黄子平似乎都没有疑异，只是老大钱理群已有了“告别”之意，没有新的发言冲动。此事便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其时钱老正做归隐南山的准备。
▲陈平原（左）、钱理群（中）、黄子平（右）
30年来，三人各有各的发展，黄子平安于一隅，始终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做他的文学批评。他对此解释为“我虽然也兴趣广泛，精力却不济，当然主要觉得还仍然好玩。像当代传记文学这一块就很好玩，从文学角度入手研究的人却还不多。这两年我读了很多现当代传记，还开了一门选修课‘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
他甚至举韦伯的例子，有人问韦伯研究领域是什么，他说我又不是一头牛，非得在一块地里耕耘。但回到他自己身上，他还是谦虚，“只能老老实实，种自己的园地”。
不由得想起他说的“伪吗啡”，三十年如一日做同样的事，是否也算身上的另一种“伪吗啡”呢？
他评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是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回溯性地解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回溯，同时也把19世纪末（晚清）的历史图像，带进了对张爱玲写作的解读，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他说沈从文写作初期是对于郁达夫式的写作的延续，以自叙传的形式描写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
他说汪曾祺是上世纪40年代新文学成熟期崛起的青年小说家在80年代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80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40年代文学传统培育出来的笔。
他说钱理群几十年的写作，“知识分子精神史”是他的核心命题，他的一个重要写法是把自己写进去（“我的精神自传”），这是要求理性、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的大忌，但又是“五四”传统之一。
他甚至说董启章的几个短篇非常有想法；葛亮的长篇《北鸢》是一部“大视野”的小说，创造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学叙事语言……
黄子平的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以贯之。以不恰当的话讲，便是一种“瘾”；而用他的话讲，“还觉得好玩”。 他曾经说过，比较的责任是沉重的，但将继续在混乱中细心比较各种“态度”。
确实没有离开自己的本行。上世纪80年代黄子平便留下诸多名言，“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深刻的片面”，30年后2014年扬之水老师在《晶报》“深港书评”周刊写文章《定名与相知——名物研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谈论《棔柿楼集》交付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程，引用了这么一段话：
“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黄子平在《读书》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深刻的片面》，其中一个意思是说凡是有所创新的人，为自己的发现所诱惑，总免不了在强调的过程中有片面性，因为他很可能顾不得去瞻前顾后仔细考虑各个环节都无懈可击，而这样片面往往有思考的深度。
当然这里说的是有重大发现的人。我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很少有思考的深度，却有这种自己经常提防而肯定还会有的片面。找材料是一个格外艰苦的过程，一旦认为自己找到了，还会舍得放弃么。因此与其说寻找材料难，不如说，放弃材料更难。”
这让我联想到朱天心“写的自由”很难，但“不写的自由”更难。
▲钱理群
2015年香港书展上，查建英与黄子平对谈，这对同月同日出生的老友，时光让友情沉淀生辉。黄子平当时是北大文学77级刊物《早晨》的主编，查建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初的流星》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而黄子平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就是评论这篇小说的。这么多“第一”，被他俩占上了。
当年，黄子平、王小平和查建英几个人还创办了北大的五四文学社刊物《未名湖》。封面请徐冰设计，选了一个除“未名湖”几个字是红色外全部黑色的样版，当时大家开玩笑说“黑皮未名湖”，稿子作者有史铁生、北岛，刘震云。后来有人打小报告，校方认为有倾向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办了一期就停了。
2012年黄子平再谈当年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细节，直言道：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对作家、文艺家历史上空前的迫害。所以我主张当代文学必须从四届文代会讲起，从全体起立为‘非正常死亡’者默哀的那个长长的名单讲起。你会发现过往的文学史叙述基本上是一个排他的、压抑的装置（‘文革’中极致的表述是‘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是一片空白’），是为迫害辩护的，建立了迫害的合法性，本身是迫害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核心想法就是找到一个全新的叙述框架，使现代文学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能够重新发声。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意识’的核心。”
“我后来的想法比较虚无，偏于后现代，认为只有历史的碎片存在着，文学史只不过是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系统建构而已。不过，搜集被湮没的碎片，讲述被遗忘的故事，倒是文学史家的当下使命了。我很欣赏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尤其是后一本。如果文学史就是文学事件的历史，文案的写法就是对路的。假如我从四届文代会的默哀名单开始写当代文学史，就会写成了一大批文艺家的死因调查报告，这是侦探小说的写法。可读性很高，做教材就不行，没法测验，拿它考研，北大、华师大都考不上。”
他甚至引用卡内蒂的格言“只看见过一次的东西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东西不再存在”，说在文学史里，前者是自由主义文学，后者是社会主义文学。
……
这些发声，从内敛温和的黄子平口中说出，我似乎要重新检视“伪吗啡”的准确性，他不是借助外力有了依赖性，而是他本身就是 “伪吗啡” 制造生产商，乐此不疲，针针见血。
与其谦逊的外表截然相反，文学批评中他的力度深度广度多维度甚至血性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伪吗啡”范畴，闻之不禁生畏生敬。不免想问，那年，他为何毅然决然携家带子离开北京南下？
▲查建英（左）与黄子平（右）在香港书展对谈
2
幸好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使得黄子平从香港来到深圳。
2014年，在黄子平认真严谨力推下，由马鸣谦翻译、诗人王家新校对的《奥登诗选：1927——1947》荣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可惜那一年我缺席了，只在字面上见到黄子平的精彩发言。
2015年，我们又同列评委（惭愧，我又何能何德可与这些前辈老师平起平坐呢），黄子平却因故没到主会场，但发来长长的评语，阐述对所推荐书本的意见，由其他评委在会上朗读，当时只觉黄老师颇具老派文人认真治学风范。
倏忽两年，还是擦肩而过。
2016年5月20号，一个周五，黄子平应邀来深圳参加“书城晚八点”活动。他看着信息念，周五晚上八点到凤凰书院讲课，周六上午九点半在书城多功能厅演讲。大伙听了，觉得有点不对劲，凤凰书院在宝安区，很偏远，晚上的讲座未必有人；第二天书城十点才开门，九点半的讲座似乎也不尽情理。正想着问问主办方，黄子平又低头看看手机上的通知，说，弄错了，两处要互调过来。
还好，发现及时。时间一下子空出很多，“可以到报社办公室给新书签名。”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汪小玲提议，我们一路前往胡洪侠办公室（他外出开会）。上电梯时，黄子平悠悠地说了一句，“评委脸谱”不错。
我一惊。想起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结束后，大家相继各奔东西，微信群里依旧战火纷飞，慷慨陈词。我也意犹未尽，便萌发了在“姚言书事”公众号里写“评委脸谱”的想法。手管不住脑，口管不住心的，笔下没大没小的三言两语划拉起来，专挑好玩的场景或是细节写。既然“脸谱”，得漫画式的，有放大扭曲变形之意，故意逗人乐。一开了头，就刹不住，一路硬着头皮走下去，直至把所有人写完。
微信群里为此一片噪动，“深港书评”刘忆斯掷地有声给“恶评”，“学而优”书店陈定方姐简直要把我拉出去“毒打”一顿，还有不表态以示不认同的如诗人朵渔，当然，刘苏里小宝等兄长则宽宏大量地谢了“不杀之恩”，林林总总。可不在现场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现在说，好？
▲黄子平在深圳“十大好书”评选现场
我明白黄老师善良，面对后辈多予鼓励。温源宁的笔法，这辈子是学不来追不上的。再说，评委们都是相熟心仪的前辈兄长，他们大度包涵宽以待我，“姚言书事”才得以幸存，放别处，哼哼，试试。
到办公室，烧水，喝茶。几样茶中黄子平选了单枞。茶具实在成问题，我理解中的功夫茶喝单枞，必须是小盏小杯，晶莹剔透，加以滚水，投茶快，洗茶快，出汤快，冲泡不如法，则有违茶道。
黄子平很懂茶道，他说，第一泡第二泡是5秒，第三泡起是8秒。我更加紧张了。水沸后冲瓯烫盏，然后投茶，水面要刚好盈过茶面。单枞属乌龙茶，分潮州凤凰单枞和饶平岭头单枞。据说两种同源，是国内迄今发现树龄最古老的人工培植茶园，有200年至600年间，当地人称宋茶。问，如何？他抿了一口，可以。
还是善良，黄老师怕我有负担。就聊一些烟火气的话题，在家买菜做饭吗？运动吗？他呵呵笑了，做饭嘛，不让做，怕做不好。有空做做八段锦。
曾有学生这么描述，黄子平书写时有一个辅助用具，一个红色的粉笔套筒，粉笔插在里面，就像放大了的圆珠笔，书写时手上不会沾上粉笔灰。
他似乎是个仔细的人，敏感之人（批评家特质），又绝对超然物外。看着胡洪侠办公室里四周书墙，坦言自己不会再买书了，那年退休时就让学生们到办公室先选想要的书，剩下的再捐给学校图书馆。
车来了，下楼。我跟司机讲，送黄老师回酒店休息。他浅浅地笑着，挥挥手。我心里又是一问，当年，他为何离开北大到香港呢？
据说，当年黄子平的太太是阿根廷归国华侨，在北大读书，受到高的礼遇，成了王瑶先生门下最小的女学生，也是黄子平的小学妹。后来他们成家，分到宿舍，陈平原经常下课时拎了一条鱼，到他们那里做鱼生粥……
这一年，我们又有缘多次相聚。
2016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深圳设立分公司，成立仪式上我有幸与黄老师一起聊天，晚上一路搭车到福田口岸，黄老师要从那里过关回香港。谈出版动向，谈媒体现状，谈人才流动，谈花开花落。他倾听着，微笑着。不知不觉中，我将他当成一位可以亲近的师长，甚至无话不谈。
他说，也许下个月会去喀什访学。
真的吗？一定要去，那里天那么蓝水那么绿瓜果那么甜景色那么异域……我恨不得罗列新疆的各种好，恨不得黄老师马上动身出发。他笑了笑，好的，就听你们的。
▲黄子平（左）与本文作者（右）
2016年11月，又到一年一度的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活动，与黄老师如期相会。他一贯的话语不多，然而，一开口，就有新名词，甚至新事件。我忍不住又开始了“评委脸谱秀”，黄老师这一节，这里全文摘录：
“建议以后新媒体小编统计每个评委的发言频率、句子容量和词汇重量，当文献资料保存。黄子平老师属于‘场上话不多’的评委之一，但话音一落，必定掀起一场‘文学运动’，就像当年与钱理群、陈平原‘三人谈’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打通了近、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这次，提出新名词‘大头针’。至今我还在体味消化一盘炒‘豆芽’如何演变成‘大头针’的，只能悄悄通风报信一下，当代小说里的句子们词汇们，通通要注意了，烫了发也是面条这么容易蒙混的事情以后彻底翻篇了，在黄老师宛如手术刀的肌理解剖下，‘五六十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已经没落’，翻开页页只见大头针，扎嘴咯牙，咽之难受。
做为一向恪守自己文化立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悲悯情有可原，比如“我们”里没有“我”，译诗者首先应是写诗者……不过，阴雨连天的评书现场，最终不乏一抹亮色，他还是感受到‘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不管是对手中所评的书，还是对一众评书的老友……评选结束后，黄老师半夜三点发出感言：各种不平衡的倚轻倚重带来的意外和惊喜，才是评选的乐趣所在。因而，精读分享、讨论辩论中带出的问题，值得在选后持续思考关注。譬如，奥斯维辛古拉格科雷马邵燕祥钱理群软埋带出的如何书写苦难；汉学家的中国史叙述的理论视点的敏锐处和盲点；翻译质量的严重和不严重……谢谢黄老师，这才是评选的大收获。”
黄老师善良地点了赞，不忘幽默地说需要编一部《十大好书评奖词典》，不然“行话黑话”越来越多，难以索解。
哈哈，我总是“无知者无畏”一路向前。可惜的是，这一年黄老师没有去成新疆喀什。
查建英说自己曾很英勇地决定要重读一遍黄子平所有著述，并从中追踪研磨他这许多年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但读着读着，渐渐觉得这种学术派的干法是个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笨办法，不如老老实实就她所知道的那个“平哥儿”做个印象式的描述吧。
我当然不能与黄老师一生“女闺蜜”查老师相比，仅凭一点点皮毛感触，妄图“素描”或“脸谱”，都是不够格的。但，如何把对上世纪80年代“三人谈”的感念至30年后依旧没有淡忘及冷却的欣赏粗浅且拘谨地表达出来，确实需要一点点文字上的呈现。
思量之下，以“伪吗啡”做为标题。灵魂受了挤压，每有锥心之痛，文学批评之于他，乃是一种他常说的自我治疗。于我们而言，读他的文学批评，更有一种“伪吗啡”般的治疗功效。
如此，挺好。
姚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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