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三种坏文化影响了数千年
作者:马未都
来源:马未都脱口秀《都嘟》
中国的文化非常复杂,一两句话很难说清,但我还是想试着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枭雄文化。中国人永远盼着出现一个枭雄,中国一旦失去集权,就会陷入混乱,比如我们的五代十国时期、民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领导人没出现,一旦出现,社会就变得比较安定。这就是我们的枭雄文化。所以,作为农民的陈胜、吴广起义时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个枭雄啊。
其次是不妥协的文化。生活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某些人一张嘴就说我这人可不能商量啊。这种心态导致中国人很难从谈判中获得利益,经常吃亏。我们解决分歧的方法要不就硬打,要不就吃亏认栽,反正都是走极端。中国人的谈判都是让人拿枪顶着后脖颈子才谈完的。没有人愿意发自内心地去谈判,也不懂得找一个中间点,双方说和。因此,在这种不妥协的文化中,社会交易成本极高。
第三是推卸文化。有事儿了先推出去,千万别找我,不是我干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画面是,在公园里,一个学步的孩子突然摔倒,爷爷奶奶一定冲过去,一定要找个事去赖,没有赖的地方也要赖到地身上。我见过无数个老太太抱着孙子拍着地说,都赖它,都赖它。这就等于从小给了孩子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出了事一定先把责任推出去。这让我们成了一个不会道歉的民族,给外人的普遍印象就是中国人不会道歉。我小时候就不会道歉,也绝不道歉,最后都是被老师拧着去道歉的。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我是不对,但你也不怎么样”。这就已经算道歉了。你看外国人就很会道歉,他们经常是高跟低道歉,比如父亲跟儿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丈夫跟妻子,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按中国的传统,总认为男比女高一头。在西方,丈夫跟妻子道歉的事比比皆是,张口就来。可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多说一句“这事过去就拉倒了”。明白了吧,只要你家丈夫说“这事过去就拉倒了”,那已经是在跟你道歉了,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别再不依不饶了。中国人的这种推卸文化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怨天尤人,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
包容的力量
说了这么多枭雄文化、不妥协文化、推卸文化,这些都是负面的,我们也有好的文化。那就是包容。中国人心胸最宽,有容乃大。
文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牵进来。比如说我们的餐饮,全世界独树一帜,光是那些古怪的字眼,就连中国人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比如炝炒和爆炒有什么区别?这中间的分别极其微妙,中国的烹调术语能写满满一本书。西方人有什么烹饪手段啊?少得可怜,但是它能长驱直入。改革开放没多久,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业,那队排得一眼望不到头。然后麦当劳也来了。今天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有上万家,你出国万一人生地不熟,不确定上哪儿吃饭放心,你就去这两家,绝对不会上当。我在土耳其试过,一尝,跟北京的没啥区别,跟美国的也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一点咖喱。你看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早餐都有炸油条、蛋花汤了,现在还有麻婆豆腐盖饭呢。你想想,肯德基、麦当劳进入中国才多久?不到三十年。我看再过三十年,我们就得挤对得他们掂勺了。一百年后中国的肯德基、麦当劳全是厨子在那掂勺。这就是包容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好像是在不断改变自己,其实是先让你进来之后再悄悄把你改变。我们一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以汉族为主,但是汉族人所有的生活习惯全是学来的。你的起居原来是坐地上的,现在坐椅子上了;你原来的衣服是宽袍大袖,现在都是紧身的;你吃饭过去是分餐(到了明朝还是分餐呢),清朝人让我们共餐了。大家围在一个桌子上吃,明朝人认为是种野蛮的吃法,应该一人一张桌子,自个吃自个的。日本人现在吃饭都是一人一份,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若真按明朝的吃法,今天的我们还真不习惯了。你想想,十个人十张桌子,一人一份地吃,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在号子里。
文化输出的无尽遐想
文化是社会变革最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不能理解文化是你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背景,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太顺。所以官方今天不停地讲要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去。
美国人靠好莱坞大片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理念。我们靠什么呢?我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走到哪儿都发现有中国人开的餐馆。我想,如果通过餐馆来输出我们的文化,那一定事半功倍。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中餐馆一般都偏小、偏杂乱,档次不高。我今年去了一趟慕尼黑,人家介绍说有一个特别好的中餐馆,就是有点贵。我问是不是中国人去得不多,他说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去。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餐馆的菜式都是很传统的中国菜,但它的布局和上菜方式非常西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文化输出的场合,大量的外国人在里头悠然自得,很享受那个环境。其实,只要你让一个人从胃里爱上你这个国家的菜,他一定会对你的国家有无尽遐想。
马未都:在功利时代 穷则独善其身
来源:新周刊
我不愿看到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谈钱的领域。功利会伤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标高,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内心需求,帮他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基本上全社会的收藏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业的博弈,至少99%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社会各角度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唯一干净的净地变得非常世俗化。
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地儿,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免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原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我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严重的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
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很多国内的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惨败,对冯小刚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呖长鸣,鹤呖是悲哀的,会传很远;但我们的电影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映射。《泰囧》的商业成功,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复制,再有个什么囧也不会是那样,我们整个民族没有目标。
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奥运会银牌有谁,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说,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渡过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跟韩国不能比,你看韩国电视剧,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在韩国的文化输出当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谨的法律,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中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划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条绳——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划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划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会若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个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
问:你怎么看“社会板结”一词折射出的社会现象?
答:所谓社会的“板结现象”,从某个角度讲,其实是现在人的能力不够。我们的社会再板结,也不会像三四十年前那样。打个比喻,今天的社会板结是黄土,而过去是水泥甚至是钢板。我们年轻时,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的,今天你不满意可以转身就走。今天的社会,只要一个人有能力,就一定能够走出来,你没走出来说明你能力不够,或者在某处有缺陷。比如一个人能力非常强,但有性格缺陷,和人不好沟通,那就很难走出来,人家不帮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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