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薄熙来也可以是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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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瑜
来源：作者著《观念的水位》
导语：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这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人却只有自己倒了霉才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 “坏人”权利跟我没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的“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 “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 “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也成了“坏 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失足”了。
好人变成“坏人”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
人权概念被长期污名化，原因之一或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但这恰将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理解反了：普遍人权保护的不仅是“我”的自由， 还是作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这种价值观里，社会由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组成，并非由一个身处顶点的“我”、数个身处中层的“你”与无数身处底层的 “他”组成。只有将社会理解成无数个尊严对等的“我”，普遍人权才变得必要和珍贵。换言之，人权观念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
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常常显得比周围很多人乐观，这种乐观来源于对逻辑的认同。一个为 “大鸣大放大字报”唱赞歌的学者，在遭遇网络语言暴力攻击后，也会愤慨和痛苦；一个隐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学者，在涉及自己学术诚信的辩论中，也忿恨痛 斥有些媒体的信息一边倒⋯⋯这些人对抽象的普遍权利颇有微辞，却在自己具体的权利被侵害时表现得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就是我保持隐隐乐观的理 由。
根据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类似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走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就成为趋势。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当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畅。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悲剧是，任何一点进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价为成本。本来可以两点一线走完，结果中国人 过去一百年愣是在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简单的事情被搞复杂，大约就是因为太多人只有亲自倒霉一场，才能体会到权利的可贵，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自己被烫一 次，才知道不能随便玩火。数亿人只有被烫才明白火的危险，进步的代价能不大吗？
所以笨可能确实是一种人品。甚至还有不少人被烫了也未必明白危险，这种人据 说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笨就连人品都不是了，它是一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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