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曾经的传呼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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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即止
“侬好，这里是xx弄，请问你找谁？”
“好的，稍等，我这就去叫……。”
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曾经如此熟悉的对白，如今，都已经走进了历史。据上海电信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在住宅电话的普及和移动通信的发展之下，上海的传呼电话自21世纪以来开始渐渐退出市民的生活。
电话在上海并不稀奇。上海滩最早的一部电话，仅仅比贝尔1876年发明电话晚了6年：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7号，开通了人工电话交换所，经营租界内的电话业务，这就是上海最早的市内电话。但在随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电话都是少数人的通讯工具。
1949年以后，由于国力不足，技术跟不上，电话主要作为单位工作的办公工具存在。1951年，上海仅有公用电话1512部，那时的公用电话，大多安装在弄堂口的烟纸店里，由买杂货的老板代为看管，不负责传呼。
1952年，上海开始试行传呼公用电话，到1960年，全市的公用电话达到了3293部，遍布于上海城区的每一个角落。公用电话间一般只有2、3个平方大小，电话间有好几只电话，一般的配置是“打”和“接”对半开。电话打一次3分钟4分洋钿，传呼一趟3分洋钿，传呼费可以分一半给个人，一半归公用电话站。
公用电话间里，一般坐着两个“老阿姨”，难板也有老爷叔。他们通常都是住在这条弄堂里的，互相之间都熟得不得了，等于他可以晓得整条弄堂里面三代、四代的人。所以，选择电话传呼员，也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居委会一般都选择善于和人打交道，又“拎得清”的人担任。
公用≠传呼电话
上海人说的“公用电话”，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有一部分公用电话，如设在一些店铺柜台上的，可以付费拨打，但不做传呼。如今在武进路一带，还依稀能找到公用电话牌子的身影。
设在城市各个居民区的公用电话则是可以向每个家庭传呼的。我们又称之“传呼电话”。这块牌匾现在基本只有在上海电信博物馆才能看到。
据资料记载：1952年，上海开始试行传呼公用电话。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是这本电话簿面世时，全市的公用电话达到了3000多部，几乎遍布上海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不要看电话亭里的老阿姨们好像文化层次不高，但是，她们都是“看山水”的高手：比如（当然这个例子伐大“恰当”咯），来电话说家里人过世了，传呼阿姨就会说，“XX来电话，叫侬到医院去一趟，侬勿要急，XX病比较重一点，你去一下”——不是马上告诉你一个很不高兴的消息，而使你一下子很紧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平日里，电话来了，老阿姨们不会马上就去喊，往往要等好几张单子，才会走一趟。出去传呼的老阿姨，一只手拿了几张电话单，一只手拿着铁皮喇叭（后来是电喇叭），一路上喊过去：“15号亭子间小张，22号客堂间老王，31号三层阁蒋老师”。
由于是老式房子，邻舍之间听到有电话，会接龙传呼，在灶披间一喊，亭子间转到前楼，再到晒台；邻舍关系不大好的，就全当没听见。所以，公用电话也是考核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和公用电话关系“搭得够”的，电话可以勿用挂，直接接听就可以了；但是，在付钱的时候，侬要“拎得清”，除了付传呼费，还要把电话费付了，否则，以后的电话肯定是要挂断的——电话挂断，就要重新排队，等到侬拨电话了，不是对方占线，就是对方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侬双脚跳也没用，只能怪自己“拎勿清”。
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传呼电话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上海几乎每一条弄堂口都出现了公用传呼电话亭，这些神经末梢连通着全上海的市井街坊，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经脉络，当时给人留联系方式，必留一个公用电话号码。然而，因为上海的电信系统一直沿用解放前的技术设备，这些神经并不通畅，打个电话花半个小时是常见的事情。
1989年上海的传呼电话
传呼电话真正的黄金时代，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做生意的多起来了，到外地出差办事的多起来了，出国留洋的也多起来了，信息的交流，不再是依赖单位传达，传呼电话亭便如同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电话传呼员的队伍，也随之壮大了起来。
进入80年代，仅仅在白天营业的公用电话传呼站，已经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夜间应急电话应运而生。上海市政府把设立夜间应急电话，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大工程。
在黄浦区老城厢巡道街面筋弄里有个3平方米的小亭子，76岁的贺阿翠阿婆在这里“叫电话”已30个年头，她至今保留着当年木质的收银盒。
在传呼电话的“全盛时期”，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12个小时几乎没有停过，贺阿婆也曾有一天传呼100多个电话的记录。
贺阿婆想起曾经的辉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那时我年轻跑得勤快，最忙的时候刚回到电话亭还没有2秒钟休息，就立刻又去叫电话了，我嗓门大，不用喇叭也能直接让6楼的人听到我的喊话声。”
贺阿婆搬下一块块木板，她坚持每天7点准时开门。“以前，从面筋弄巡道街到中华路金坛路桥北，这一片近700多户居民靠的都是这个传呼电话。”
起初，每天有70-100个电话，4位传呼员24小时轮流上班，逢年过节，连吃年夜饭的时间也没有。“可不能小看这个亭子，救了好几条人命呢！”贺阿婆说：“以前没有电话，邻里有人突然生病或者发生意外，都是靠这个电话第一时间叫来救护车救人的。”
86岁的王老太是独居老人，记忆力衰退，唯一的亲人是住在浦东79岁的妹妹。王老太家在“大马路对面”，虽不是贺阿婆的传呼电话范围，但是这里的常客。贺阿婆经常能看到王老太独自一人站在的小巷口，期盼着家人来探望，贺阿婆便在电话亭门口摆了张椅子，让老太太坐在等亲人。
在8年相识的时间里，贺阿婆会假借“妹妹打来的传呼电话”安慰王老太。比如：“妹妹打电话来，天冷啦，多穿点衣服”、“妹妹让我传话给你，多吃点素菜，吃点麦片补补钙”......其实，大多的话，是贺阿婆自己编出的“谎言”。
到2014年，面筋弄仍有近10户居民家没有安装电话，这也是传呼亭坚持营业的原因之一。“只要有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叫电话。”贺阿婆质朴的言语中流露出对这份工作的感情。
在传呼电话淡出人们视野的同时，上海浦东大道一小区门口的老式公用电话传呼亭却“一不小心”走红，成为勾起一代老上海人公共记忆的“网红”。吕树生便是这座公用电话传呼亭的“传呼员”。
吕树生（左一）
这座成为“网红”的老式公用电话传呼亭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弄堂口，最初建于1995年。而与之陪伴的吕树生，今年已经87岁。23年来，他见证了这里的变迁。
这处弄堂口穿堂风很大，不少老人搬出凳子坐在公用电话亭门口，聊着家常，公用电话亭内电话铃响了，那是吕树生的一个远方亲戚打来的。尽管家里的电话早已经装上，但吕树生留给亲戚的依然是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号码，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传呼亭内破旧的陈设
服役多年的电话机
公用电话亭承载了他和他老伴半生的时光，“老伴在十多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也是那时候从她手里接了班，继续看护公用传呼电话亭。”
1994年吕树生一家从浦西搬迁到了浦东大道2511弄，当时这里有居民200多户，但家用电话还不普及，打电话要步行到1公里外的居委会，通信很不方便。1995年，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起一个小房间，4部公用电话机，3位专人值守传呼，一张电话局颁发的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于社区内200多户居民的公用传呼电话亭就这么开张了。
吕树生老伴是电话亭最早的管理员兼传呼员，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忙活到晚上7点。传呼员必须熟悉小区内5栋楼200多户居民楼牌号码的具体位置，接听来电时，就按照“近接远播”的规则进行传呼，“住在前几排居民的来电，不挂电话，等传呼人员把居民喊来直接听。住在后几排居民的来电，挂掉电话，让居民到了电话亭后再拨回去。这里会专门放个小本子用来记录。”
吕树生回忆说，节假日是最忙碌的时候，传呼员要不停地在各家各户和电话亭间来回奔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到了中午传呼员回家吃饭，家人就来“替班”。吕树生就曾是一名“临时”传呼员。“那个时候，大家通电话的时间都不长。干脆利落说上几句就挂了，因为电话费不便宜。”
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
墙上悬挂着的“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话费标准：
市内通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电话1元/分钟，讲一通30分钟的长途电话就得花上几十元，是笔不小的开销。
“最高峰那几年，一个月一部电话的账单是300元。四部电话总账单就要超过千元。”传呼员的收入则按“传呼”次数来计算，传呼一次3毛钱，基本每人每月收入能达到300元。
在吕树生居住的这一带，随着安装家用电话的居民越来越多，公用传呼电话的生意逐步冷清下来，电话传呼员从最早3个人变成了2个人。公用电话亭的功能也逐渐由“打电话”向“社区文化中心”转型。
1. 嘎三胡
吕树生的老伴退休后来到公用电话亭发挥“余热”。做电话传呼员，不仅要熟悉每户人家具体位置，热心的她对家家户户的“家事”也有一定了解，并主动帮忙，时间一长附近居民没事就会聚集到公用传呼电话亭，有人主动搬来沙发凳。
2. 卖冷饮
夏天时，大家聚在一起“乘风凉”，吹着穿堂风，摇着扇子，拉家常，人多一热闹，本该在7点关门的电话亭常常要到8点以后人散了再打烊，“那个时候还没有便利店，买个饮料不方便，我爱人就和居委商量，买了一台冰柜放在公用传呼电话亭门口，居民纳凉时，随手就能买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盐水棒冰……”吕树生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收入也有上万元。
3. 量血压
冬天，老人们就聚在一起晒太阳，吕树生老伴还买了3部血压计，免费给附近居民量血压，“那个时候，除了社区居民，路过的路人都排着队来量血压。”
现在，尽管来打电话的人少了，但来往于电话传呼亭的人却从不曾因此减少，人们在这里沟通情感，交流日常生活，这里成了记录传统上海里弄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电话机已从最初的4台减少到了1台，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不足50元。居委会曾建议吕树生结束电话亭的运营，但他不愿看着电话亭就此退出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于是一个人坚持运营到今天。“有一次，我等了两个多月，发现账单没有来，我生怕停机就主动去电信营业厅查，才知道拖了1个多月没有缴费。从这以后，每个月不等账单来，我直接去营业厅交。”
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老人都待在电话亭里，为有急用的路人或者来沪打工的年轻人提供方便。“现在基本就是来上海打工的小青年给老家打电话，要么就是社区老人出门时忘了带手机，家里煤气灶忘了关，出门下雨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家人送把伞下来。”
公用电话亭的桌子上高高堆起一叠“角子”，除了一元，还有不少是一角，那都是拨打电话的人留下的。这里至今保留着按规定收费的老传统，相比较那些非正规公用电话运营者动辄1元、2元的收费，他们依然严格执行市内通话0.2元/分钟标准收费。“这里附近的不少老家在崇明、启东的年轻人，他们回一趟老家路费几十元，到电话亭来打个电话两三元就够了。”
颠覆传统传呼亭的，是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的增加。
1988年3月10日，上海电信建成本市第一个大区制模拟公众移动电话网；第二年四月，引进手持式移动电话机，俗称“大哥大”。一只“大哥大”一万多，通讯费更是贵的吓死人，因此，“大哥大”绝对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1995年11月25日零时，上海电话网八位拨号工程割接一次成功，上海成为继巴黎、东京、香港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实现电话统一八位拨号的城市。
随着住宅电话的增加，上海的传呼电话亭减少了，1990年末全市的公用电话，只有3912处，电话传呼站的生意，也日益冷清。电话传呼员集体“下岗”，发生在本世纪初期，难以为继的传呼电话亭被逐渐拆除，2001年就拆除了1000多家，超过了总量的三分之一。
20世纪90年代弄堂口的传呼电话
如今，劳苦功高的公用传呼电话亭终于带着无数人的回忆功成身退。在它身后，留下了社会变迁的曲折轨迹，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展开画卷。
文字丨整合自IT时报、腾讯大申网
图片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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