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的拨乱反正之路（上）：历史大背景

2017-08-13 拨开迷雾看世界拨开迷雾看世界

读史可以知兴衰，前提是能拨开重重迷雾看清历史的真相。

历史大背景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宗教”与众不同。宗，是祖宗血脉；教，是教育。多生后代是延续祖宗血脉；教育孩子是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有史以来，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生孩子，和教育孩子。

怎么教育孩子呢？不是用迷信来教，而是用真正的智慧经典：道德经、论语、诗、书、礼、乐、易、春秋。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没有任何迷信超自然力量的成分，也没有信某某上天堂不信某某下地狱的愚昧和恐吓。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文明是唯一成功的最先进文明。

我们的血脉和文明历经是全世界唯一传承5000年以上而绵延不绝直到今天的。多子多孙的理念，让中国人历经磨难战乱而能保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文明的传承，强大的生产效率，让中国人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口，生生不息。

当几千年前整个世界迷信超自然力量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道、儒、法”；当今天世界上其他人口绝大多数信奉愚昧的有妖教的时候，中国人主体上仍是唯一保持清醒的不迷信的民族。

高度发达的政治

中国人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人的政治修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的治国之道，是道儒法。治理国家，素朴用道，教化用儒，已乱用法。道儒法三家，是人类，从素朴天真到礼乐教化，再到法令惩戒的三个阶段。儒和法，都是道的体现。制无美恶，适时为善，这便是最高的统治之道。

高度发达的经济

中华文明是高度早熟的文明。有人说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萌芽导致落后，这是文盲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

《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一幅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波澜壮阔的图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货殖列传》简述了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和商业活动，列举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的事迹。

随便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商人吕不韦，以“珠玉之赢百倍，而立国家之主赢无数”，干起了拥立国君的大生意；管仲相齐，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是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的老祖宗。

中国历史就是国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史

人类社会的规律，《道德经》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地位不同，机会不同。人类自发竞争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富者愈富，资源愈来愈集中。这是人之道。

我们看到每个朝代开国之时，都是分田地、均贫富，然后物质丰富社会发展国家富裕；再然后就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人之道。

人之道发展到超过界限，天之道就开始发挥作用。天灾人祸，饥荒、造反、战乱，要么中兴成功，要么改朝换代，开始新一轮的均田地均贫富。这是天之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就要让人之道符合天之道，顺天应人；既要发挥个人的能力，又要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史。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

周朝

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资本。从所拥有的土地资本看来，周王室是个巨无霸的国有企业。其他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下属乡镇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向周王室纳税。周王室统治天下的保证，一个是礼仪，第二个军事威慑和讨伐。

周王室由于经营不善衰弱了，后来又失去了军事霸权，那么要再强行回收诸侯国的土地就不可能。诸侯国这些乡镇企业们，就变成了诸侯的私产。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战争。

秦汉

秦朝统一天下。新帝国所面临的敌人，就是农业资本家，金融投机资本家。要避免重蹈周朝覆辙，短期看，要彻底铲除旧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长期看，只有废除分封制，以免未来再产生强大的诸侯国和地方豪强势力。

始皇帝的改革办法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巨大的央企，不再设立下属乡镇企业。而是把地方的经济问题，交给郡守和县令来负责。郡守就是省级分公司总经理，县令则是中央帝国的县级分公司总经理。三代的封建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分离。相比三代的封建制来说，秦朝的郡县制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自耕农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郡守和县令，都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只有对百姓的管理权，负责维护生产秩序，负责向地方征税，并上缴中央。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政权控制商人，而不让商人控制政权，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融投机资本家们，以吕不韦为代表，他们翻云覆雨，把天下兴亡，玩弄于鼓掌之上，这是十分可怕的事。

美国，就是商人资本家控制政权的典型代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了：参考《这张图揭穿了美国民主的遮羞布》

秦朝灭亡，被汉朝取代。汉朝先灭了异姓王，又诛灭了刘姓诸侯国。从那之后，郡县制便深入人心。为了彻底剿灭金融资本家，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西汉的均田制，耕者有其田。这巩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但是西汉的均田制，允许土地交易，为后面的土地再次兼并，埋下了隐患。

被汉武帝剿灭的地方豪强，和官僚资本家，死灰复燃。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自耕农纷纷破产，沦为佃农，或者沦为流民。

王莽篡汉，新朝实行王田制，土地先收归国有再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并且，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准买卖土地。

但土地革命这种事，历来都是需要铁血政策来实现，幼稚的王莽，却把它当成了儿戏。要分土地，王莽得罪了地主豪强；流民要不到土地，王莽得罪了流民。流民军开始起义，豪强们开始割据，天下大乱。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并没有清算跟他打天下的地方豪强们的既得利益。东汉的豪强们，越来越壮大。到了东汉献帝时，为了平衡豪强，东汉推行了职田制。皇帝把土地分封给官员，雇佣佃农劳作，劳动所得扣除税收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工资。

庄园制催生了门阀豪族，职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门阀们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中国的土地兼并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极端的固化。

魏晋南北朝

曹魏篡汉没多久，很快，司马氏又篡了魏。为了防止其他士族门阀如法炮制篡晋，司马家复古走分封制。更荒唐的是，为了防止权力旁落，司马家选择近亲结婚繁殖后代。

晋朝复古实行分封制的后果，则是灾难一般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让帝国的精锐毁于一旦，导致胡人趁虚而入，最终造成了更惨烈的五胡乱华。八王之乱之后，华夏对夷狄，开始从攻，转向了守。晋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司马家是千古罪人，全是一群弱智当皇帝。

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国祚越来越短，社会越来越乱。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豪族。上面走马灯一样换皇帝，下面的真正统治集团，却依然还是那些豪族。皇帝成了豪族们的傀儡。

所谓的君主立宪，所谓的民主政体，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很多没读过书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多好一样，不过是中国早就玩剩的东西。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士族门阀政治，只意味着混乱和灾难。

华夏的命运，走进了一场长达几百年醒不来的恶梦。怎么从精神上获得安全感呢，答案是淫祀。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侵入中国的。

佛教初入中国，是很低端很愚昧的。进入中国之后的佛教，窃取了儒家、道家的思想，伪造出《金刚经》、《心经》、《楞伽经》等等文字精美义理玄奥的佛经。佛经的理论，东拼西凑汇编的痕迹比较明显。为了让百姓甘心供奉香火，佛教总是能迎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潮流，不愧为最成功的营销大师。利用佛教骗钱的本质，在当今以承包寺庙、承包功德箱的行为最为典型。

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军事集团，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胡人在人口数量上天然的劣势，长期的战乱，导致他们耗光了男丁，不得已只能启用汉人当兵打仗。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代表，隋文帝杨坚推翻了鲜卑人，消灭了南陈。混乱了几百年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隋朝建立了。

隋唐

隋文帝杨坚的母亲是个十分迷信的佛教徒，他自己从小也是尼姑养大的。他是篡逆之主，所以内心里，总是伴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他狂热的痴迷所有的淫祀迷信。同时，他需要佛教这种夷狄之法，来制衡和打击本土的儒家士大夫文官集团。这导致，他登基之后，全国复兴佛教。佛教享有超国民待遇，对寺院田产免征税收。之前被拓跋焘消灭的佛教又再次兴盛了起来。

隋唐两朝以武制文，以佛攻儒的体统，便是这么来的。

导致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是杨坚父子推行的均田制和科举制。隋朝的均田制，规定国家可以回收土地。自耕农死了之后，土地上缴国家再根据新的人丁，重新分配土地。

均田制打击的是那些军阀资本家，和门阀豪强资本家。科举，打击的则是士族文官集团。他们都起来反对隋炀帝。而又恰逢这个时候，隋朝与高句丽战事失利，几大合力加在一起，就造成了隋朝的短命。

李渊在天下大乱之时，举兵起事，平定了天下。隋唐两代，以军事集团立国，兴于兵，也亡于兵。

为了制衡军事集团，李渊用突厥人帮他打天下。后来，唐朝皇帝，又使用回纥人，沙陀人，等各路蛮夷兵帮自己打仗。以兵制兵，层层制衡，直到闹出来了安史之乱。这便是隋唐以武抑文的结果。

在土地制度上，唐朝承隋制。这个体系是，户籍制，加均田制，加租庸调制。均田制是土地制度，租庸调制是税收制度。土地按人丁均分，那么户籍制度，就是均田制的基础和前提。耕者有其田，那么税收就需要按人头征税，那么租庸调制这种税收制度实行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均田制。

到了武则天时期，唐朝均田制全面崩溃。自耕农纷纷破产，失地农民为了逃户和逃税，要么去进寺庙做佃户，要么就去当兵变成职业军人和雇佣兵。因为唐朝仿效隋朝，对寺院庙产不征税，很多有钱人，就为了偷税，就变相的成立寺庙，然后雇佣很多失地流民帮他们耕种赚钱。于是，佛教就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僧侣资本家利益集团。

唐朝的失地流民，一个去向是到寺庙里做奴隶。另一个去向，是到藩镇那边做职业军人，做雇佣军。最后造成了佛教的鼎盛，造成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中唐以后，自耕农这个阶层消失殆尽。没消失的，也都会逃户逃税，把自己的地，挂靠在那些免税的寺院和军田之下。

唐朝社会的糜烂，不只是单纯的糜烂，它还很脏。一个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佛教的兴盛。中国的皇帝，要跪拜和尚，中国的皇帝，为了迎接印度猴子的一块小骨灰，要诚惶诚恐地举行隆重的国礼。这是多么的肮脏啊。

李世民怎么死的，他是吃了番僧的甘露丸死的。甘露丸是什么呢，是和尚的大便混合女人的经血，人肉等物质搓成的球。

文化上肮脏，军事上失控，国家首都，屡屡被蛮夷劫掠。还给后世留下了沙陀人，契丹人这种祸害。那么我们所说的唐朝的盛，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土地制度崩溃，税收也随之崩溃。在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创立了两税制。以前按照人头征税，难以为继。那么就只好按照土地征税。这就等于变相的承认了土地兼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地主被征税了，他们可以转移资产到寺庙里，因为寺庙不征税。

所以，要把两税制落到实处，就必须得铲除寺庙这个毒瘤。这便是唐武宗灭佛的经济原因。三武一宗灭佛，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僧侣资本家太强大，再不打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

唐武宗灭佛之后没多久，唐朝的佛教又恢复了盛况。为什么？因为经济制度所导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病态肮脏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糜烂而又肮脏的唐朝，被佛教和军阀两大毒瘤所吞噬，直到它迎来了灭亡。

黄巢基本杀光了士族门阀们；周世宗灭佛，再一次打击了畸形病态的僧侣资本主义经济。士族门阀被清算，佛教被清算，这是宋朝经济复兴，并走向巅峰的两大基础。

宋元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周而建宋。汉唐都是因为兵强而灭，宋明则是因为兵弱而亡。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宋朝之后长期的以文抑武。为了害怕宋朝被武将篡逆，宋朝皇帝让文官统领武将。一个有才能的武将，在宋朝文官的眼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会不会造反，而不是他能不能打败辽和金。秦桧杀岳飞，就是以文抑武的典型。

因为这样的以文抑武体统，尽管宋朝有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经济，最先进的手工业科技，但是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们去打仗。层层制衡，遇到了强大而才华横溢的武将，皇帝和文官们，第一反应就是杀掉他们。

武官被文官集团压制，那么谁来帮宋朝消灭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呢。宋朝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宋朝亡了。

元灭宋之后，蒙古人对南宋的大地主们，是很客气的。不但没有抢他们的土地，甚至都不收他们的税。税收优惠，再加上蒙元的无政府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四起，饿殍遍地。

这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崩溃。中国的北方，是一群蒙古贵族分裂成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南方则主要分成了江淮利益集团朱元璋，江南利益集团张士诚，和两湖利益集团陈友谅。

明朝

朱元璋统一了中国。大乱世之后，人口减少，地太多没人种，一开始就会均田地。等生产恢复了，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供给的增长，土地就会变成稀缺资源，接着就是土地的大兼并。人口增长越快土地兼并就会越迅速。流民就会越来越多，然后等着下一次的大乱世到来。

明朝的统治系统，设计的是让朱家的藩王来拱卫帝室。防住了武将，怎么防文官专权谋逆呢，朱元璋的设计是废除了相权，创立内阁制。

在土地制度上，明朝废除了职田，直接发钱给官员做工资。不过明朝的工资水平相比其他朝代算是比较低的。天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分成了军田，地主豪强，自耕农和藩王四种。

明朝的腐败为什么那么严重。根本原因，在于文官集团失去了土地，只靠工资生活。下一级的官员，为了想做官，就只能想办法送钱给提拔他的上司。这钱哪里来呢，靠那些有钱人送给他们。明朝的有钱人是谁，地主豪强，和商贾。

同时，明朝又有官绅不纳粮的规定，地主豪强，商贾们，想要开办商业机构，或者开办农业庄园，他们就会挂靠在官员名下。要么就干脆直接花钱捐个功名。

明朝的党争，也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谁在朝廷上说话算话，那么就意味着那些有钱人，都会送钱给他。所以，这些官员，就结党营私抱成团，在皇帝面前，争的头破血流。

官绅不纳粮，很多地主挂靠在官员下面，这便形成了税收优惠。优惠的税收就可以给佃户开高一点工资来吸引更多的人口，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久而久之，土地兼并就变得十分剧烈。人口和土地，都集中到了大地主手里。这对自耕农和军田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自耕农纷纷破产，变成流民，军户也开始逃户逃税。

而藩王那边呢，不仅不纳税，每年还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国家的税收状况越来越恶化，怎么办呢。到了张居正时期，他对明朝税法进行改革，废除了两税制，创立了一条鞭制度。人头税，田税，劳役，杂税，都打包在一起，百姓不需要再用实物交税，用白银交税就行了。

户籍崩溃，土地政策崩溃，税收混乱，金融秩序混乱。一条鞭制，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亡羊补牢。

那么明朝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呢？明朝的钱，在金融寡头们的手里。他们比明朝政府，有钱多了。

洪武帝和永乐帝两朝，在没有足额金银作为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宝钞这种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导致金融崩溃。官方法币失去信用，民间开始自发的以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从此，白银就成了明朝实际上的官方货币。

江南的金融寡头，控制了帝国的大多数金银储备。这时候，江南就成了明朝的华尔街，那些江南金融寡头们，就成了实际上的美联储。国家的内阁学士，则成了受明朝美联储控制的白宫官员。

对于江南的那些大地主来说，这时候怎么获得白银，就比种地更划算。他们就把耕改种桑棉，加工成纺织品，和日本西班牙等国开展贸易，源源不断的中国纺织品流向境外，同时，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明朝。

白银的价格和汇率，完全操纵在那些地主和商贾手里，政府对白银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政府的央行，形同虚设，环太湖区的大地主和大商社的老板们，充当了国家央行的职能。

江南的农业资本家们，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向工业资本家的转型，从种稻米的农业资本家，转型成为纺织业资本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失衡，西班牙的白银不断的流入中国，那么在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

西班牙政府的对策是，直接禁止和中国的贸易。对日贸易那边，政府为了打击走私，那些商社做生意也不交税，所以明朝政府，就直接设置海禁。不准江南的商社和日本再开展贸易。

中国当时的白银流入来源，主要就是西班牙和日本两国。明朝海禁，和西班牙中断对中国贸易。导致白银输入的规模骤减。明朝发生了很严重的白银危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白银越来越少，这是一场严重的通缩紧缩。白银变的越来越贵，货物变得越来越贱。在这种情况下，家里持有白银的商社，大地主和有钱人，他们都把白银囤积或者埋了起来。

这就造成了通缩紧缩的恶性循环。钱越来越贵，商品越来越便宜，所有的东西都不值钱，所有的人都没有钱，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明朝崩溃，好迎接一个新王朝。

明朝灭亡，信用崩溃，国家失去央行的职能，在开办商业和纺织业上，官办经济，又被民办经济打的溃不成军。在国际贸易上，官办经济，也完全不是民办经济的对手。既然民办经济这么发达，理论上说，那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但问题是，明朝对商业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征税，彻头彻尾的毫无办法，根本就收不上来钱。

国家越来越穷，穷的连军饷都发不起。地方豪强和商社，越来越富，他们富得成为了实质上的央行。天下大乱，烽火四起，他们担心山穷水尽的政府来强征他们的钱去打仗，所以都故意把钱藏起来。朝堂上，再串通东林党，配合他们偷税漏税。明朝到了这个地步，想不亡也不行了。东林党，就是那群呼吁国退民进和国企改制的人。

在明朝早期，因为是征兵制，军户有军田，打仗吃自己的粮饷，根本不需要向百姓征税纳粮。征兵制的好处是，军队和将领的互相分离。有战事了，政府官员，把士兵们都组织起来，朝廷任命一个军事统帅，拿着军印去统军打仗。仗打完之后，将军再把朝廷的军印上缴，士兵们，也各回各家。这样就不会造成军阀割据状况的出现。

后来，因为官绅不纳粮，地主们的土地，都挂靠在官员名下。军田既要负担国防还要负担税赋。这样的规则不平等，让很多军户开始逃户，屯田制崩溃，征兵制也随之崩溃，就变成了募兵制。募兵制，是朝廷发钱粮给军事统帅，统帅在招聘职业军人，组成军队打仗。对于职业军人来说，谁给他们钱，他们就听谁的。军队渐渐的就变成了军官们的私兵。

为了要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扩大自己的军阀割据地盘，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和钱。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呢，那就需要创造和培养出来边患。边患越严重，朝廷给的军饷越多，军饷越多，军官们招募的士兵越多。士兵越多地盘就越大，地盘越大，那么捞的钱也就越多。

在这种大背景下，努尔哈赤，不仅不会死，而且还会被养的膘肥体壮。这便是养寇自重的逻辑。

明朝军官集团的养寇自重，到了什么地步呢。明朝火器专家赵士祯上奏崇祯皇帝说一些将领“专以双粮厚赏，招养夷丁，驱我华人，为虏奴仆，辱我族类，馁我士气”。

后来崇祯改变了对满人的维稳政策，方向转向了剿灭。这时候，袁崇焕出现了。他的嗅觉很敏锐，他嗅到了国家国防政策的根本性转向，他认为这里面有他追求的功名利禄。他开始频繁的写信轰炸崇祯皇帝，说只要给他钱和粮，五年他就可以平辽。

袁崇焕不仅剿匪不力，还纵虎为患，这让本来就已经水穷水尽的朝廷，开支越来越大。袁崇焕要更多的钱粮，那么这些负担就摊派到了农民头上，辽饷加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引发了李自成起义。

崇祯杀掉袁崇焕之后，祖大寿为代表的明军将领，很多人开始纷纷投降满人。为什么要投降满人，因为满人有钱。满人的钱哪里来的，因为明朝的那些军官们，和满人私自做贸易养肥的。

朝廷给军队钱，军队把钱给满人，养肥了满人让他们闹，再以维稳的名义，跟朝廷要更多的钱。满人再用钱，收买明朝军队，让他们投降满人。这是一个死循环的利益链。

明朝以维稳开始，以亡国结束。明朝的灭亡，是国家安全维稳思路的一次总崩盘。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它以血的教训说明，敌人是用来消灭的，不是用来维稳的。同时也说明，维稳派和汉奸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们可以随时切换身份，服务于不同的主人。维稳派眼里，只有捞钱，没有社稷。

崇祯说，文官每个人都该杀，因为文官们，他们实际上是为江南的大地主和金融寡头们服务的。明朝晚期的武官，不捞钱的也没几个。

文官勾结江南的金融寡头们捞钱，武官则在辽东勾结蛮夷逆贼捞钱。

整个国家，都烂透了，从自耕农大规模破产逃户，军户们开始大规模破产逃户，明朝就已经走上了灭亡的下坡路。

这时候，土地，金融资本，劳动力，商业贸易，都控制在了大地主，手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手里。阉党们没倒台之前，还能从这些铁公鸡手里挤一点钱出来。等阉党一倒台，后面的剧本，就是官商勾结，看皇帝的笑话。

满清几十万人，为何能够轻松征服接近1亿人口的汉人？满清的成功法宝是：利益收买。对于文官，“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而对于武将，“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明朝的官僚地主豪强们信以为真，纷纷投降。明代公知，东林党的党魁钱谦益剃发降清。

等到满清站稳了脚跟，转手就剥夺了他们的官位财富乃至头颅。这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满清入关，中华民族进入低谷

满清入关后，为了奴化和愚化汉人，满人全面的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在满清的两百多年里，原本应该培养来经世济国的政治人才，被扭曲成不准谈政治的废物书呆子。而科技方面，经过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衰退到了不足明朝的6%。

读书人，都变成了废物，科技也全面落伍。文化黑暗，科技黑暗，中国彻底走向了黑暗时代。

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的一次全面退步。把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变成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中国近代的赤贫和落后，就是因为，满清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个国家。满人是监狱狱卒，汉人则是负责艰辛劳动的囚徒和农奴。

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蒙古人西征，给欧洲带去了中华文明。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文盲遍地的欧洲人震撼的发现，东方有一个国家竟然有超过两千年不间断的书面历史，经史子集流传千年，诗书世家绵延不绝。而蒙昧的欧洲最靠谱的历史只是一部半神话半传说的圣经。于是，基督教的牧师们开始模仿编造各种西方“历史”和“经典”。中国的经典进入欧洲，引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干的事，就是羞辱god，批斗god，把god往死里批斗。他们批判到最后，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西方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蒙昧。这和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吃人两个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近代的欧洲人，一直把遥远的中国，想象成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是现实版的伊甸园。但是，当他们终于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到处都是一片的饥饿和赤贫，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这种幻灭，是西方近代开始丑化中国的精神根源。

欧洲人则给自己编造了一个新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制造出欧洲中心论。

通过鸦片贸易，以及列强们的群殴，中国人在农业文明时代所积累的金银和财富，都被满人给赔了个光。百年耻辱，让中国也开始了新文化运动。

真实的历史是，中国一直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全球生产中心和财富中心。

而受满清的毒害，和欧洲中心论的误导，导致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积贫积弱几千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汉字的落后，中医的落后，鼓吹要消灭中国文化，取消汉字，取缔中医,要全盘西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历史大背景。

下一集：习主席的拨乱反正之路（下）：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