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1968-1998）， 1998年2月《知青老照片》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30万册。《知青老照片》在向全国老知青们征集老照片时，要求配以千字左右的短文，文章内容既要与照片有关，又要写出自己下乡时的真切感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老知青习近平应邀撰写了《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篇文章。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l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这篇文章后来又发布在2002年第12期的《全国新书目》上：
2012年第9期《西部大开发》发表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那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
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
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
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
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
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 “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
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6，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
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晌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上面这个版本 ，也在微信公众号《学习大国》2015年2月13日发布过。学习大国2015年2月13日还发表了2005年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
习近平：我15～22岁的青葱岁月
2015-02-13
延安梁家河，是习近平挥洒了七年青春的第二故乡，是他脱胎换骨之地，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的起承点。与梁家河乡亲们同甘共苦，人在一起、心在一起、吃苦流汗在一起的青春岁月，习近平经受了磨难，锻造了意志，砥砺出坚强。
习近平的梁家河记忆，之于广大青年是最好的励志教科书，之于中国，其意义则远远超越“励志”。学习大国（微信公号XXDAGUO）为伙伴们找到了拍摄于10年前的一段视频，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电视台专访，回忆在延安的插队岁月。视频有删节，方便大家学习，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s0147t5qzeg&width=500&height=375&auto=0
（原文）
解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大幕，习近平的父亲，曾为西北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被打成黑帮，正上中学的习近平作为“反动学生”被关进了学习班。为了暂避风口，习近平要求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延安插队落户。没想到，这一请求居然很快就有了结果。1969年初，16岁的习近平和其他两万多名知青一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习近平：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是破涕为笑。
记者：你没有给自己确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习近平：我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漫无目的的，到了那儿以后呢，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一个逃避之地。北京文化革命搞得这么厉害，我们到这里来暂且避一避，也没有想融入到群众中去，而且一切都不太习惯适应，人家看我们也不太习惯适应。
当时人们议论我最多的一条就是拿面包喂狗，这个事在延川一开始也是一个误会，当时并没有说我就那么浪费，是那个面包放的时间太长了，不新鲜了，在清理书包的时候，就剩下那么半个面包，后来我就随手拿着在门口喂了狗吃。老百姓看到了，问那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说知识青年谁谁谁拿面包喂狗，好像我们这些人就特别的不象话。
再接着因为我是漫无目的去，而且也比较自由散漫，所以基本上我不太听招呼。刚去了以后，什么上班、上工干活，我是不去的，其他同学都很规矩，我是不去的。去了以后，爬到山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了，我不干活了，上了山我说这不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吗？这已经很累了，我爬上来已经达到目的了，还要干活，这是刚刚开始。
那种劳动强度使我感到震撼，就是到吃中午饭，早饭到吃中午饭，中间就可以一次休息，就是抽一袋烟，当然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烟瘾上来了，可以坐在旁边抽一袋烟。甚至可以说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干阵活说咱们抽烟，抽烟咱们就可以休息一会儿。后来是去方便一下，就可以休息一下，就找这个借口。哪能撑得住呢？那个干活就排一溜锄地，没有歇的时候。真的也不适应。再就是和群众那种情感，来了以后，老百姓要坐在我们炕上，这心里就别扭，他怎么坐炕上呢，有没有虱子啊。
还有一种，当时叫教条主义，一屋的同学看老乡来了，聊几句，咱们还没问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呢，你是什么出身的？（老乡）说贫下中农，说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突然问到了这人说我是富农，富农，滚蛋，一下子被轰出去了。见到有人来要饭了，滚蛋。所以老百姓就说，这些学生残乎着呢，说是待人不好。当然我们说不对呀，这就是富农啊，我们对他好了，不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不好吗？很教条，没有见过实际中的事儿。
后来老百姓就说他这个富农算什么，他这个富农是羊富农，所谓羊富农就是当时养了几十只羊，后来定为富农。说这个要饭的我们都认为是二流子，哪里嘛，家家户户都要饭，就是富正月，穷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这个时候粮食留给干活的，然后婆姨、女子带着孩子们出去要饭。后来我们才了解这个情况，和前面形成很大的反差，所以我待了没有半年吧，三个月以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解说：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北京风声正紧，他又一次作为倒流人口被管制了起来，这一关就是半年。再出来时，真正是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回延安。
习近平：这一刻我就很认真的对待，开始那真是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试图着去跟他融入，接近、了解他们，而且客观上我也必须得依靠他们，因为当时我们全村的知识青年全走光了。
延安插队：过了“五关”的历练
记者：到后来您干陕北的农活，或者跟老百姓的关系相处上，肯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习近平：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后来讲“过五关”。
第一关是过跳蚤关。很有意思，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但是三年以后过去了，那也真是叫“牛肉马皮”了，不怕咬了。
第二个关我说的就是饮食关。刚才讲了什么都不会吃不爱吃，五谷杂粮，那哪是五谷杂粮，是糠菜半斤粮，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什么都吃了，没有还不吃嘛，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来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以至于到后来，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
我们曾经可能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肉都吃了，经过这么一个过程，这是饮食关。
第三个关就是生活关。生活关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后来就慢慢什么都学。我们都学着捻毛线，但是织袜子我还是织不好，羊毛袜子，但是缝衣服、缝被子这些活都是自己做，所有的这一套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所以这个是受益无穷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打下的基础。
第四关就是劳动关。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六分，当时六分是什么呢？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十五六岁，我们当时也十五六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后来就评成十分，十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像我们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二百斤，十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这个是第四关。
第五关，那我想就是思想关。开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刚一去了以后，看到我们这个窑洞在半山上，星星点点的煤油灯，我跟我的同学说，我说你们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那都是说得是很不像话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七年。
对老百姓是由怕他上炕，到请他们跟我一起睡觉，我这个窑洞里有四五个小伙子陪着我，晚上不仅是他们，村里的其他人，都是陆续地吃完饭以后进了我的窑洞，来串门，来听我讲古今，因为我的故事多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北京什么样子，知道还有国外，美国是怎么回事，很好奇。你们都吃些什么，在北京吃什么，什么最好吃，你们都还见过什么稀罕事，《三国》、《水浒》、《红楼梦》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三国》、《水浒》、《红楼梦》，跟大家都是成为好朋友。
担任大队支书：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了陕西第一个实现沼气化村子
解说：两年以后，在村里人的强烈要求下，公社请示县委破格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二十岁的习近平挑起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扑下身子带领社员不分昼夜打坝淤地、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了陕西省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村子。
记者：当时第一口沼气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习近平：首先是我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一直想找一点推动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一天我翻到《人民日报》，当时头版有一条消息就是四川省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我很兴奋，我觉得沼气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记者：这是您第一次听到沼气这个东西？
习近平：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梁家河要解决这个缺煤少柴的问题，要搞沼气。
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哎，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溅的我满脸喷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我们马上就接起管子来，我们的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我看那个再憋一阵儿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捅开了，另外的沼气池是相隔了一两天以后也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省第一池，后来就变成全省第一村，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帮助指导这件事儿。
难忘：离开梁家河时与村民依依惜别
记者：那么您到现在为止，回想起这二三十年以前的那七年的插队生活，您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习近平：很多，最难忘的事情很多，举个例子来讲吧，我还是觉得临走的那一刻。临走的一刻这七年的酸甜苦辣，最后形成了梁家河群众对我的这种依依惜别。前一天晚上是跟我一起聚会、聚餐，陕北的聚餐就是杀一只羊，家家派代表来跟我话别。当时的习惯是送临别的纪念都是一个笔记本，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里边写上祝福的话，收了一大堆笔记本，等于每家送一本，然后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因为睡得比较晚，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们，但是都没有吵我，因为我在里边睡觉，（他们）静静地等，反正我那次是哭了，可能那是我到延安插队以后第二次哭，这七年之中我第二次哭。
第一次是我那个大姐去世，我正在那儿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哭了但是大家也没有看到，都是找一个地方去哭，这一次是当众哭了，就是当众丢脸了。
解说：一九七五年习近平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告别了梁家河的父老乡亲，告别了人生中最难忘的那段岁月。
记者：习书记，刚才听您讲了那么多关于插队那段生活的一些故事，我想这七年可能对您来说，是人生中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段经历，那么在您内心来说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人？
习近平：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承点，这也是我人生逆境中的，是我人生中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延安人民向我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