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柳传志的发家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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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柳传志创业大背景
1. 中科院计算所断粮危机
1984年，市场化被认为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此前，政府已经大幅退出了城镇医疗卫生领域，1980年公立医院只发30%经费，后来降到19%，不足部分靠医院自己想办法从病人身上赚。1985年起连军队都只拨60%的军费，不足的部分鼓励“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利国利民利军”来补足缺口。
对于科研领域，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规定》，对应用研究工作，“原由国家拨给的事业费，要逐步减少，争取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内，这类研究机构中的大多数能够做到事业费基本自给”。
各级科研院所面临生存危机，必须自谋出路。计算机被列为应用科学，财政拨款将从1985年起逐年削减20%，5年后将全部取消。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拥有1500名员工，未来如何养活这些人？
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与科委主任宋健当面翻了脸，但也于事无补。曾茂朝被逼上了梁山。左思右想，他找来了王树和、柳传志等人，要他们创办企业，以备未来计算所没有饭吃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养活大家。
1984年底，公司开张了。最初起名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任副总经理，加上其他人共11人，保留计算所职务、编制和发工资，提供20万资金、场地。未来的联想公司就这样起步了。
因此，联想公司并不是以某个人个人能力的造就的事业，而是计算所拼全所之力为自己的未来打造的出路。
2. 恶劣环境下的痛苦求生
创业初期，大家很迷茫，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业务，联想这样背靠中科院的高科技公司卖过电子表、旱冰鞋甚至摆摊卖过运动裤衩。
自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各路人马纷纷下海，各显神通。来钱最快的就是倒卖批文。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听说江西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有一批彩电，特意去江西看到实物，兴奋的汇了14万出去。然而最后彩电却消失了。
当时的大环境非常恶劣，违背承诺，损人利己，甚至蓄意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不仅柳传志被骗，当时的任正非被骗了200万，被南油公司除名；王石做饲料生意赔了70万，靠“个人魄力”赊账倒卖玉米才翻了身。
虽然20万创业金一下子赔了14万，但是柳传志比较幸运，背靠着计算所这颗大树。
计算所把科学院拥有的20万美元外汇额度给了公司，为公司提供银行贷款和担保。计算所承担了国家KT8920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把其中的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部分转交给了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更重要的是，倪光南把在计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6个月后售出至少100套，获得40万毛利润。
1985年，中科院买了500台IBM的PC机，后续的验收、服务对当时的公司是一笔大生意。所长曾茂朝以计算所的名义和中科院申请，柳传志派出刚挖来的擅长交际的李勤负责具体公关。当时具体负责人是中科院装备处的处长王永乐，他和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关系很好。经过努力，公司最终获得了这笔业务，带来70万的收入。
这笔业务，还让柳传志发现了代理IBM微机的业务机会。汉卡的成功已经让公司有了客户群，如果把微机卖出去，利润更高。但是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当时倒卖“许可证”成为那时候最赚钱的行当，还酿成无数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的事件。
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有个四维公司，中银集团买了很多IBM大机器，IBM就让四维当IBM代理。柳传志找上门去，双方达成默契。
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笔业务是国家体委信息部的12台IBM微机，过程却异常艰辛。
王柯原来是个游泳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在一次展览会上，王与柳一见如故。他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柳传志来到国家体委的时候，才发现购买计算机须有体委财务处的处长批准。柳传志再接再厉打通这第二道关，又发现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
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业务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众目睽睽之下把柳传志灰骂了出去。柳传志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柳传志立誓：“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去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在席间大献殷勤。那小伙子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在不经意中提到自己要去香港，需要换外汇。柳赶紧说：“您换多少钱？我们那边有人，我们给你弄。”等到柳传志与那小伙子握手道别的时候，后者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那些天柳传志逢人就说，特别得意，对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也有了更多的信心。
然而，最终收到利润的时候，却少了2万美元。原来柳传志和香港中银四维的协定都是口头的，没有文字，对方换了老板，现在钱都在中银账上，利润分配只能任人摆布。
柳传志悲愤之下，到了香港，给中银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在水里趟着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了……他讲的那些故事产生了作用。“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在感叹之后把钱如数付给柳传志。
柳传志凯旋而归，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来。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柳传志和李勤便设想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了飞机奔深圳。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最后，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心脏就不行了。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一做梦就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1987年，联想卖出了6500套汉卡，还附带卖出了至少1000台国外的微机，工商局的年终审核报表显示，公司收入7345万，纳税347万，固定资产400万，流动资金550万。
然而，物价局的官员来到公司，说汉卡定价过高，谋取暴利，违反国家价格政策，要罚款100万元。属下员工一片激愤，围着他要求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媒体给评理。
柳传志太了解眼前这些官员的秉性，有时候他们的面子要比事情本身的曲直更加重要。他四处托人求情，去物价局长的办公室拜访，人家说“没工夫”，他就又打听到局长的家，到了晚上就去拜访。那是个星期日，柳传志带着王晓琴爬上楼去，敲门的时候“心里咚咚直跳”。局长一家人正在吃饭，显然来的不是时候，硬着头皮走进去，却又说不出话来，垂手站在一边。
两人又来到副局长家。副局长很和善，仔细听了二人的陈述，最后居然肯赏脸接受他们的邀请出来吃饭。饭局设在京城西郊的莫斯科餐厅，是西餐。这王晓琴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席间第一句话就问局长：“您吃过西餐吗？”局长脸色一变，却还保持着一点幽默：“咱是老土出身，哪儿见过这个？”就听王晓琴接着说：“我可从来没吃过。为了请您吃这顿饭，我跟人家现学的，知道得这么拿刀……这么拿叉。”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个折衷的产物，物价局还是罚款40万，但毕竟减了不少。柳传志没有彻底达到目的，“那天真把我吓坏了。你的法子可以接受，但是头一句话说得实在是不好，值得斟酌。”
1987年，联想花了25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柳传志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如实禀报上级，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非营私。所以当公司遭到审查的时候，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当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们的物品领送手续齐全，”所长在一份证言中写道，“个人不存在问题。”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则更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他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
联想传记的作者们说：
如果不是仗着柳传志的果断、坚忍、百折不挠，以及几分“黑社会老大”的野性，他可能早被埋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混乱秩序中，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中科院这棵大树，柳传志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02
香港联想疑云
1. 柳传志的海外战略三部曲
IBM推出的新微机PS/2不再开放，生产兼容机的中小制造商乘虚而入。
1987年秋天柳传志再次南下深圳，回到北京的时候带来三款微机，交给倪光南的研究小组测试。研究人员一致认定其中一款名叫AST的兼容机质量最优，价格也要便宜很多。这年年末，柳传志决定放弃IBM，代理AST电脑。AST是两个华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加州创办的公司，也算是美国品牌。
那时候，一台2万元的电脑，从香港拿到大陆，可以卖4万元，这是暴利。不过香港的中间商要截留15%或以上。因此柳传志决定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部曲，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海外建立一家贸易型的公司，用以积累资金和经验；第二步是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第三步是努力跻身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行列之中。
2. 香港联想的背景
在柳传志的斡旋下，最终由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和另外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合资成立了香港联想。
香港导远是由几名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年轻人创办的小公司，是IBM的代理商，也是他们把AST推荐给柳传志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柳传志认为导远的人比较诚信，比较熟悉海外市场，有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经验，好比是心明眼亮的“瘸子”。而联想公司对海外的销售渠道不甚熟悉，好比是身强力壮的“瞎子”。柳传志把双方的合作比作“瞎子背瘸子”。
1988年10月10日，柳传志在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动员大会上坦率地说：“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柳传志当时没有提到的是，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董事长正是他的父亲柳谷书。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英文名字为LEGEND，三方各投资 30 万港元，吕谭平成为总经理，柳传志为董事长。联想把AST包装成了美国知名品牌，在国内卖到第一名。开办当年，香港联想营业额达到 1.2 亿港元。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而且拿 100 万港元购买了一家有生产能力的 Quanturn 公司。海外产品销售，主要由港方人员负责，而研究开发人员由北京派出，财务则由双方共同负责。
倪光南回忆说：1989年3月香港联想在德国汉诺威的CeBIT博览会上首次推出了联想286微机主板产品。由于我们不是采用“公板”（现成已设计好的主板）而是自行设计的，尤其是采用了“零等待页面模式”和“隐蔽再生”技术，使性能得到较大提高。用测速软件测试，运算速度是当时中国市场上最快的286（AST 286）的1.7倍，这使联想286十分畅销。
结果展会大获成功，总计拿到了2073台“联想Q286微机”和2483块主机板的订单。
1989年计算所新技术公司改名为北京联想。1990年，北京联想终于获得计算机生产许可证，开始生产自有品牌微机。
3. 香港联想增资疑云
1988-1990年北京联想销售收入为1.34亿、2.2亿、2.5亿元人民币；香港联想销售收入为1.25亿、3.5亿、4.7亿元港币。
香港联想是怎么做到快速发展的呢？很简单：
a. 香港联想作为AST的总代理，北京联想的进货都需要通过香港联想。
b. 依靠父亲柳谷书是香港国企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董事长的关系，以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担保获得巨额贷款，囤积CPU、内存条等投机炒货。
香港联想于1989年和1992年两次进行增资扩股，最终三家股东股份变为：北京联想占53.3%，导远公司占43.3%，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占3.3%。中技公司放弃增资权，吕谭平等的导远公司不想放弃但苦于没钱。
联想投入了1270万美元，其中717.42万美元作为北京联想的增资，另外的552.58万美元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增资。
倪光南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借钱给港方买联想股份的做法，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了倪柳彻底决裂。
1994年，香港联想在香港上市，北京联想持有上市公司香港联想38.78%的股权，导远公司持股31.5%。联想板卡已占世界板卡市场的14%，成为世界三大板卡供应商之一；联想微机在国内市场已达到5万台的销量，占10%的市场份额。
4. 香港联想破产危机
仅1994年，香港联想就赚了8000万港元。
然而好景不长，在吕谭平主持下，香港联想囤积了66万块奔腾和486芯片，准备大赚一笔。但是由于AMD与Intel的激烈竞争，奔腾上市不久就大幅度降价。另外，内存条的价格从12美元/M跌到2美元/M，因内部管理原因未能及时处理。香港联想连续两年巨亏2.45亿港元。股价由1.3元跌至0.3元，整个公司的市值由10亿港币跌至2.3亿港币。
实际上，香港联想已经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股东的552.58万美元港方已经无力归还。这是柳传志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怎么解决的呢？还是靠计算所。
因为柳传志的父亲早已调离，柳传志无法再获得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担保。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逼债的话，香港联想的业务资金周转都会成问题。香港联想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
曾茂朝、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和严义勋两个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科学院的名义担保，让联想拿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一共解决了一个亿的资金，挽救了香港联想。
香港理想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是靠北京联想和借钱投机囤货赚钱。要救香港联想，就只有出卖北京联想了。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进行整合，北京联想的优质资产与香港联想的股权进行置换，将北京联想最赢利的业务包括联想电脑、联想科技等注入到联想香港上市公司。
吕谭平、吴礼益等人退出香港联想，只做股东。他们有30%多的香港联想股份。随着联想股价的上涨，吕谭平、吴礼益卖出了很少的股份就轻松的还清了柳传志借给他们的552.58万美元的入股金本息，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03
联想的改制
我们看到，联想在发展过程中数次面临破产的危机，无不是中科院动用国企的资源全力支持，才挽救了联想，而不是靠商业教父柳传志的个人能力。
联想是怎样从100%的国资成为私营企业的？
1994年，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重新划分，确定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联想自身占其余35%的股权比例。但依照当时的政策，联想属于国有资产，股权属于国资局，中科院是无权划分的。于是一个变通的办法被制定出来，即股东给员工奖励35%的分红权，也就是说每年分配利润的35%是奖励给创业者和骨干员工的。
随后，柳传志与其他管理层商讨35%股份的具体分配方案，最终确定：15名创业初期的骨干员工获得其中的35%，约160名于1988年6月1日以前加入的核心员工获得其中的20%，现在和未来的骨干员工将获得其余的45%。尽管持股方案被制定出来，但当时并没有立即按照股份把分红发放到个人手中。
2001年，财政部下文件由科技部牵头处理联想改制事宜。科技部最终决定，将审计后的联想股权定价再打七折，由联想人自己拿钱买。由于1993年以后的分红，虽然划到了个人名下，但并没有把钱分给个人，于是该笔积蓄正好用以购买股份。
联想集团控股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6.6亿。联想员工持股会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购买了联想控股35%的股权，正式形成了中科院（通过国科控股）出资4.3亿元、占65%，以及联想员工持股会出资2.3亿元、占35%的联想控股公司股权结构。
2009年民营企业中国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的价格从国科控股手中收购了29%的联想控股股权，形成了国科控股36%，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35%，中国泛海29%的股权结构。
2010年，源自联想员工持股会的有限合伙企业联持志远创立。创建人为联持志同（作为普通合伙人）和15家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由原职工持股会的618名成员和联持志同创立）。
2012年，以员工激励为目的的有限合伙企业联恒永信成立，创建人为联恒永康（作为普通合伙人）和4家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有限合伙人，由联想控股的127名员工和联恒永康创立）。联恒永信从中国泛海受让8.9%的联想控股股权。
2014年联想控股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公司发起人包括国科控股（36%）、联持志远（24%）、中国泛海（20%）、联恒永信（8.9%）四家机构和董事长柳传志（3.4%）、总裁朱立南（2.4%）、副总裁宁昊（1.8%）、副总裁陈绍鹏（1%）、副总裁唐旭东（1%）、惠州市百利宏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少康（1.5%）6位自然人。
04
倪柳之争始末
根据刘韧的《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的说法，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1995年6月30日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开会，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倪光南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在研发的战略上谁说了算。分歧突出表现在ASIC和程控交换机的发展战略上。另外，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全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
经过调查，公司认为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最后，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柳传志发表讲话，中途开始哽噎，拿出手绢擦眼泪，停了几秒钟，才将自己平静下来：
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往事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明确要求：“公司宣传个人只宣传倪总!”我把院里奖励给我的一套住房，宣布为院里奖励给倪总的。我过去从未任何一个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同志不满的话。而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说我去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的时候，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年被查出罚款30万，我受到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交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卖现房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寰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十一年了，让我的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讲到这儿，柳传志又一次抽泣起来)。
......倪光南同志和我分手以后，如果准备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此刻愿意去的同志或愿意去的部门，我都表示支持，经费经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光南同志准备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和总裁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倪光南讲话很短，
......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由于我的一些经验以及积累的自身能力，可能对大家以后的一些方面有促进的作用......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柳传志称：“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调查完，我没事了吧，那你还能当总工吗?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后来，倪光南认为报告回避了柳传志向港方借债持股的问题，继续通过组织向上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先后都对倪光南上告柳传志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国内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
倪光南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痛苦、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运营，1997年是倪光南上告的高峰期，当时正值联想进行南北整合，因为倪光南上告，不先查清楚老问题，证监会不批南北整合，致使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推迟半年多时间，痛失最佳时机，造成股市上的巨大损失。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科学院7层会议室。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
倪光南发表了《我的自我批评》：
这次解聘事件促使我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的责任。五十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我认为经中央批准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应作为统一分歧的基础，其主要结论是：“联合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还清贷款和利息。”
这样，我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当然，过去我之所以上告是认为负债持股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另外，1995年6月30日我被解聘时所宣读的、由院党组审议通过的《通报》认为：“倪光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把我推到了类似“诬告”的地位。此后院有关领导再也没有和我见面，直到1997年11月10日有二位领导找我谈话，名为传达院调查结论，但实际上他们向我说的仍是否定负债持股(有记录)，这样，我就不得不继续向上反映。
我真正看到这个结论是在1999年2月12日院党组办公室给8位院士的复信上，按理这时我应停止上告了，但我却犯了偏激的毛病，因为不懂法律，看到了个别的例子，就误以为负债持股都要定为“国有资产流失”；另外一个动机仍是想摘掉“诬告”帽子，这促使我继续上告以致于引起了解聘事件，实感内疚。
1992年、1993年，联想内部划分股份时，倪光南所占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1998年，联想董事会正式做出决定，不分给倪光南股份。1999年9月2日，正式对外宣布解聘倪光南之前，联想曾讨论过是否给倪光南500万元，联想很多创业者坚决反对给倪光南500万元，但联想最后还是决定赠予倪光南500万元，原因是怕外界有看法。倪光南很快表示，不要500万，要个清白。倪光南说：“这500万是不符合任何法制的一种钱，我不能要。”
05
发展路线之争
倪光南和柳传志之争，影响更深远的还是技术发展路线之争。最核心的有两件事：
1)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夭折
1994年,倪光南在联想领导层参与下又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准备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能力。他对这项被称为“中国芯”的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最后次项目在即将开张之前夭折。
后来倪光南回忆说：
微机的核心技术如CPU、操作系统、硬盘等等，都已被外国跨国公司所垄断，我们能够做的增值是主板的电路设计，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创新空间。随着芯片集成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英特尔公司也进入了微机支持芯片组市场，主板电路设计的增值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硬件方面如果不掌握集成电路芯片这个核心技术就没有前途。
当时，我们在7型联想式汉卡首先采用了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获得了成功，然后，我们又在联想微机设计中，加入自主设计的ASIC芯片以提高增值。这样，由香港联想R&D的孙祖希、张岳松等开发了VL总线和PCI总线的IDE控制芯片，这种芯片总共销了近百万片，虽然由于竞争，利润很小，但量很大，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尝试。
1991年，我们又立了联想激光打印机项目，由北京联想R&D的孙祖希、徐非、刘洪等开发用于联想汉字激光打印机的ASIC芯片LXCG9000，一秒钟可以生成数百个汉字。用这个芯片做出了联想激光打印卡，当时HP激光打印机打印汉字一页要2-3分钟，而加上了这个卡打一页只要25秒。
后来，联想激光打印机事业部的徐非、刘洪等就自己设计激光打印机的控制器，再OEM外国公司的机芯，开发出了联想自主品牌的激光打印机，由于采用了自己开发的ASIC芯片和嵌入式系统，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如LJ4B激光打印机，因为市场上没有同类机器，所以每台的利润可以超过5000元。这样，联想激光打印机从无到有，成为国内激光打印机的第一品牌。
2)联想程控交换机的覆灭
一向力争自主研发的倪光南坚持认为联想下一步应当进军核心技术，并顺应计算机与通信融合（ICT）的趋势及早作出部署。为此，倪光南于1992年立项研发联想程控交换机。
联想的程控交换机，1994年元旦的时候就在河北廊坊开局成功。那时候，华为的局用交换机也刚刚起步，两家在1994年一先一后获得邮电部的入网许可证。当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还曾专门视察过联想的LEX5000程控交换机。从技术含量上来说，程控交换机比之联想早年的主机板和微机应该要高多了。
倪光南要求将程控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当时程控事业部有80人，是仅次于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第二大部，由倪光南学生罗争领导。其全面实力超过了当时的华为，连中南海都采购了联想程控交换机。
柳传志始终对倪光南主导下的交换机研制工作缺乏热情。柳传志认为，程控事业部本身就亏得厉害，变成子公司完全没法控制，坚决不干。
但当时研发部门的调查显示，在从开始研制到当时，前后三年时间内，程控交换机不仅收回了开发收入，而且还获得净利润近300万元。
不久倪柳之争升级，倪光南被撤了总工的职务，后来联想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也被裁撤了。
此外，1993年，倪光南组织了软件中心、小型机部、R&D部三个部门联合开发LXBS金融平台软件，市场反映良好。
随着倪光南的出局，联想立足于赚块钱，有风险的技术研发被放弃了。
06
评判联想之路
一、当年的大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策，造成了塌方式的腐败。最暴利的就是倒卖批文、倒买倒卖、走私等等。柳传志、王石、任正非都干过这些事。
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下，社会诚信度非常差，诈骗非常普遍，而且往往可以不受惩罚。柳传志、王石、任正非都被骗过。
进口国外的商品才有暴利。一台2万的电脑从香港搬到大陆，可以卖4万。当国外产品的买办是发家致富的捷径。柳传志、王石、任正非都干过这些事。
而辛辛苦苦开发出来一个产品，还要随时被各方吃拿卡要，物价局说你价格虚高就可以随意罚款，简直是无法无天。
国家大幅削减了很多工厂院所的经费，但是又没有在政策上给与规划、保护和扶持，致使大量企业倒闭，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只能各显神通，野蛮生长。
回忆那个年代的创业者，高光的时刻并不多，更多的是屈辱、欺骗、泪水、走私、犯罪、道德拷问和良心考量等负面的东西。在早期人物中，还有一大批来自北京中关村的英雄人物，如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和京海公司的王洪德等人，当年声震北京的“两通两海”的超级明星们，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远走他乡，要么湮没在中关村的历史尘埃中。
二、艰苦的自主研发之路非常艰难
在倒卖国外产品可以轻松赚取50%甚至100%以上的暴利的时候，自主研发不但风险巨大，而且利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浓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情怀是很容易走上急功近利的道路的。
柳传志和任正非的区别，在这一点就非常明显。
三、联想离不开国家的鼎力支持
联想并不是柳传志带领11个人创业，然后就成功了。很多人对计算所投入了20万以后就坐享后来每年的分红愤愤不平，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不说计算所保留所有人的职称和工资，免费将设备、研发成果和人员输送给联想，将自己的所有资源如银行贷款、外汇、业务交给联想使用，还屡次挽救了联想。
柳传志开业没多久因倒卖彩电受骗损失了70%的资金，还是计算所分了业务给他才度过难关；倪光南的汉卡项目也是免费交给了联想，为联想打出了品牌。
联想香港的起步，资金全靠柳传志父亲的国企公司提供。老爷子为此压上了自己的毕生信誉和前途。
当香港联想因经营管理不善濒临倒闭时，又是中科院找来了中国银行1亿元的贷款救急，最终靠把北京联想的优质资产注入空壳化的香港联系，才挽救了它。
实际上，联想失败了，损失只能是国家抗；联想成功了，却算做柳传志个人能力强。
四、柳传志给港方人员借钱入股违规
柳传志创办香港联想，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和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各30万股本，其实承担最大风险的是中国新技术。因为他要负责提供压货所需的巨额资金，一旦有亏损，香港导远是没有能力赔偿的。柳传志等于是压上了自己父亲的前途。
如果说，这还不算过分的化，那么香港联想1992年增资扩股，联想投入了1270万美元，其中717.42万美元作为北京联想的增资，另外的552.58万美元由柳传志作主借给港方增资，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也难怪倪光南对此无法理解。
柳传志对此的解释是：“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柳传志还说，不给人家那么多股份，人家就没有动力好好干活。
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激励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靠巨额的股权。其次，万一经营发生风险，对方是完全没有能力还钱的。
果然，香港联想后来在经营上出了问题。香港联想的利润主要就是来自倒货。除了贩卖AST，还囤积备件谋求暴利，其业务存在很大风险。1994年虽然靠此获利8000万，但是转年因为压货巨量CPU和内存条投机失败，巨亏2个多亿，资不抵债。
曾茂朝、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和严义勋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科学院的名义担保，让联想拿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一共解决了一个亿的资金，挽救了香港联想。
但是，随着AST的衰落和板卡业务的销量下降，香港联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还款能力。
这个问题就是柳传志的软肋。为什么对倪光南的上告这个激动，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就是这个原因。
这时候，要救香港联想，只能将北京联想的业务注入香港。柳传志只好要求导远的股东退出联想的经营。这时候，符合逻辑的办法就是收回对方的全部或大部对方的股份，以归还借款。但是这样一来，当初的借款条约就是违约了，而且倪光南的告状也就成了实锤。
所以柳传志只是让对方退出了联想的经营，但仍然保留全部股份。此后北京联想注入上市公司，联想股价从几毛钱涨到了几十块。导远的股东在1、2块的时候卖掉了少量的股份就轻松还掉了联想的借款。
导远的股东既可以在因投机造成香港联想濒临破产时不负任何责任，又能坐享联想股价上涨成为几十亿身价的富豪，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柳传志这么做，一句“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还清贷款和利息。”就能解释了吗？
联想，对外方极其大方，对内则极其苛刻。
剥夺倪光南的所有股权，而对港合资方赠送巨额利益；收购IBM裁员时给外方丰厚的福利和补偿金；而对国内裁员时通知后限期两小时离开；用中国区的盈利，补贴国外的亏损。
说到底，联想和华为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联想领导人的“买办思想”。柳传志给联想的定位就是善于干“毛巾里拧水”的买卖。
事实上，联想这样的企业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在世界科技产业链的分工里，联想干着低端生产、组装的活，拿着最微薄的利润，还要用在中国赚的钱去补贴全球。
难怪，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严厉打压，禁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而对联想收购IBM PC业务、收购Moto手机业务却是一路绿灯。
柳传志创业教父的神话，早该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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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去伪存真，拨开迷雾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