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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立国之战

第一回 物价猛涨迎接建国,金融大战奠定乾坤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就遇到了第一个巨大挑战: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



因为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


而在此之前,在银元投机大战中新政府软硬兼施,直接取缔了银元投机交易。而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相信共产党必败,打仗也许你行,搞经济金融必败。


投机商们哪里知道,用金融手段攻击控制了货币主权和资源的新中国政府,是以卵击石。


早在1931年11月,毛泽民就受命筹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银元为本位,以30%的准备金发行了苏区纸币,以及银币、铜币,统一了苏区混乱的货币。苏区银行对需要市场和经营资金的,发放低息贷款;秋收时,以合理价格买入粮食;缺粮时,以合理价格卖出。


在统一货币、统一财政的基础上,苏区通过贸易、税收获得的资金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稳定。


1932-1934年,苏区的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成功建立的的货币金融系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更是实现了以物资本位发行货币。


小学毕业的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创造了物资为本位的“北海币”。就是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买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的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如果物价下降,则增发货币,收购物资。


薛暮桥把海盐和花生油这两样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主要武器。根据地规定出售海盐和花生油只收北海币,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数量的北海币;后来人们发现北海币币值稳定,很乐意持有。


这样,北海币就变成了敌占区的“外汇储备”,享受了“铸币税”的收益。这比后来美国人策划的石油只能使用美元购买要早三十年。


1948年底,中共开始发行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不与金银挂钩,也不靠外汇背书。汇率根据货币实际购买力和国家战略自主决定。这样,人民币就成了一种真正独立自主、不受他人控制的货币。


新中国政府的策略很简单,一是调集物资,二是紧缩银根。


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出货,而且一边卖一边涨价,向黑市价格靠拢。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不惜一切疯狂吃进,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经过计算,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国营贸易公司开始在各地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新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书呆子,同中国共产党人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新政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举实现了。


从此,新中国土地上的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人民的货币,币值的稳定一直保持了三十年。


第二回 不平条约一朝取消,打扫干净再来请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做了一件事,在国际上颇受“赞誉”,那就是公开宣布继承并偿还晚清、北洋时代所欠下的一切外债,包括庚子赔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蒋介石仍非常守信用偿还了7月份和8月份的对日庚款。9月份以后,蒋介石把对日本的赔款打进了汇丰银行一个专用账户,名字叫“备付日本庚款”。


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史迪威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


美国不得不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作为出兵的条件,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


1945年6月,美、苏、英三国将《雅尔塔协定》通知中国。这一幕实在是太让人熟悉了。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就是这样通知捷克的。


随后,蒋介石跟苏联达成交易:“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外蒙古“公民投票”的过场。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二战的战胜国吗?很不幸,对于中国是二战战胜国这件事。美国人没有理会,英国人没有理会,苏联人也没有理会,就连我们二战的敌人日本人同样没有理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得到的胜利成果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是战胜国,我们得到的胜利成果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了苏联,外加上承认蒙古的独立。


而新中国立国之初,就宣布要废除过去旧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元月初,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会上,毛泽东主席谈到了对外政策的考虑,也就是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抱着一线希望,留在了南京。


司徒雷登是应马歇尔的邀请,在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人生悲剧从此上演。


司徒雷登一厢情愿地希望将中国引向他所期待的方向,但他既不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


司徒雷登在驻华大使的位子上干了些什么呢?


他试图在中国维持一个由国民党主导的亲美政权;

当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时,他给予经济和军事支持;

当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他主张抛弃蒋介石,扶持新的代理人李宗仁等;

当国民党政权濒临覆灭时,他希望策划中国的分裂来维持美国的在华利益。


那么当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时候,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又期望得到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通过南京市外事办主任-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秘密接触。司徒雷登提出要保障美国的在华利益,承认过去签署的国际条约。然而,司徒雷登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新中国的同意的,且他本人在杜鲁门政府中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许多针对中国的阴谋,把司徒雷登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也扯下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好朋友”的伪装。


8月18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晚景极为凄凉。蒋介石忌恨司徒雷登力主扶持李宗仁之事,公开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于1949年12月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并于1952年11月28日被迫辞去大使职务。曾经梦想左右逢源的司徒雷登,晚年落得“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被各方抛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新中国已经废除了旧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例外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党和苏联签的那个。


第三回 软硬兼施废除条约 恼羞成怒毒计出笼


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作为出兵的条件,苏联获得了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迫确认了苏联人的这些利益。


1949年1到2月间,米高扬在中国访问,毛泽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他进行过一番对谈,通过他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米高扬在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 ,而外蒙才100万。


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正如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自然没能实现。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冷淡而微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受共产国际资助和领导。所以博古带着周恩来、李德到达江西,可以直接就夺了毛泽东的权。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也只是拿到军权,最高领导人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张闻天。1937年12月王明到达延安之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推行苏联利益第一。直到德国入侵苏联之后,通过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才真正获得了独立,斯大林也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控制。


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斯大林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对苏联来说,国共内战最理想的结果,是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所以,在国共内战时他就要求中共不要过长江。


然后,这个世界只相信实力。斯大林不得不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开始了与斯大林的直接交锋。




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刚到苏联第一天会谈就直奔主题,要求讨论重新签订新条约,要求苏联全面经济援助,还要拿回中长铁路和旅大港的主权。


斯大林怎么可能把费尽心机、付出上百年努力才拿到手的利益轻易吐出去呢?他抛出雅尔塔协定作为理由给顶了回去,然后就一直把毛泽东凉在一边。


毛泽东很快就又列出了包括撤军条约的一系列项目,要求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但这次斯大林对撤军条约根本就不予理睬。


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又有求于人,你毛泽东凭什么和我谈条件?


按理说,中国没有任何实力和苏联讨价还价。但毛泽东明白,对苏联来说确保中国不倒向美英至关重要。这就是筹码。一个人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强大,是赢得谈判的保证。


毛泽东表现出非常恼火,公开表达对苏方的不满,闭门谢客,也拒绝外出参观等活动,并向苏联方面前来探访的人提到正在跟美国的盟友英国接近。


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


1月12日,美国指责“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同时声称远东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


对于美国总统拉拢中国的讲话,苏联受到巨大压力,斯大林要毛泽东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反驳,苏联和蒙古也同时发表。据师哲的回忆,毛泽东问清楚了官方声明就是要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却故意只让胡乔木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一个非官方的与记者谈话来应付。斯大林非常生气,可是又无可奈何。


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也议论纷纷,英国报纸甚至说毛被软禁了。


迫于这一系列压力,斯大林最终被迫让步,请毛泽东出面会见记者辟谣,并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


1950年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


据公开的前苏联部分档案,在一份斯大林批阅签名的文本中,中国提出的内容全部被斯大林划掉,并标上许多问号和惊叹号,斯大林当时的气愤可想而知。


1月28日,经过艰难紧张的谈判,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加上了一条:苏联有权自由利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对此,中国要求对等的利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至新疆自由运兵和军用物资。这不是要把刚割让的蒙古给包围了吗?这彻底激怒了斯大林。


1950年2月14日,中苏正式签订新条约。苏联不但要给与中国经济和军事援助,还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条约让毛泽东如愿以偿,可是斯大林怎么甘心吃这么一个大亏?


他早就策划了一条毒计。


第四回 朝鲜半岛战云突起 英雄儿女一战成名 


斯大林的毒计,就是挑动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


早在1月30日,中苏谈判大局已定之时,斯大林就决心以发动朝鲜战争教训毛泽东。这一天,斯大林给驻北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发去一封密报:若金日成想就攻打韩国问题与我会面,我随时准备同他谈。2月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斯蒂科夫:叮嘱金日成,对攻打韩国、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要绝对保密。


两天后,金日成会见斯蒂科夫,要求将朝鲜人民军扩编,增到10个师。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


而此前斯大林对金日成的野心是持完全相反态度的,多次拒绝金日成武力统一全朝鲜的要求。


1950年5月13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金日成在开战前一个月才向中国通报情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是从国外报纸中才得到这个消息,美国在第二天就采取了军事干涉行动,并且进驻台湾海峡。当时苏联正以抗议联合国不接纳中国为借口抵制联合国大会。葛罗米柯提醒了斯大林:苏联代表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以否决任何不利决议。但斯大林却出乎意料地指示:苏联拒绝复会。


于是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成联合国军正式介入。美军仁川登陆,金日成兵败如山倒。


1950年10月12日,讨论中国出兵朝鲜时,斯大林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拒绝提供空军支援,建议中国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组建流亡政府。


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斯大林对于毛泽东逼自己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非常不满——这是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唯一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是沙俄自彼得大帝以来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是苏联出动百万大军打败日本关东军用鲜血收复的失地,并且得到苏美英雅尔塔国际协定以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确认。


苏联迫于压力已经一让再让,最后只要求保留使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竟然仍然遭到新中国抵制,这使他极为愤怒。


明的既然不行那就来阴的。一边继续与中国谈新条约,一边马上一反常态秘密与金日成联系,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特别嘱咐金日成要对中国保密。而且处心积虑提前退出了安理会。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牺牲朝鲜,以美军兵临鸭绿江的压力逼迫中国保留苏联驻军东北的权力。这样一可以保证中美的直接军事对抗,二可保证苏联对中国的直接控制。


斯大林的阴谋,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看不到这一点,也不相信能够打赢美军,都主张不出兵。


但是中国不出兵,或者出兵之后打败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金日成如果带领军队退入中国建立流亡政府,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兵临鸭绿江,东北就成了前线和战场。


外有敌兵大军压阵,内有金日成军队和苏联军队这样的不安定因素,不但工业最发达的东北不能发展,还将被苏军直接控制,国家主权和独立将受到重大影响。



斯大林可谓老谋深算,朝鲜战争一开始,中国果然请求苏联暂缓撤军。但有一点他万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新中国这个昔日的东亚病夫竟然敢出兵对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联军,尤其是在自己拒绝提供空军支援后还决定出兵,而且居然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直接打回了三八线。


第五回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但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也名正言顺的把苏联人的势力赶出了东北。


因此,抗美援朝是驱苏抗美的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在全世界树立了新中国的威望,斯大林也不得不开始履行援助中国工业化的承诺。


赫鲁晓夫上台后根基不稳,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以巩固权力和维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苏联对华援助进入高峰。建国不到10年,中国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原子弹、导弹打下了基础。


中华儿女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十八万民族英雄长眠半岛。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了朝鲜。



很多人污蔑说,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是为了让他去镀金的,增加点当兵的资历,为将来接班做准备。


你很可能会这样想,除非你看到,毛岸英和蒋经国的经历对比。


蒋经国1910年出生,1925年10月去苏联,1937年3月回国。


毛岸英1922年出生,1936年去苏联,1946年1月回国。


1. 蒋经国回国后的经历


1938年1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兼任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6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1940年创办“三青团江西干部训练班”,共训练干部五百多人,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1943年12月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兼三青团组训处长。


1944年10月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中将主任。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


1946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国民党,因元老派及CC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1947年8月蒋经国任上海经济副督导员,以行政铁腕解决经济危机最后失败。后来去台湾的经历此处省略。


这叫培养接班人。回国不到一年升少将,任地方大员主政一方,在党、政、军方便全方位培养自己的嫡系。


而到了台湾,蒋经国先后当国防部主任、行政院副院长。最后当上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死后,接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职位,这才是培养接班人的套路。


2. 毛岸英回国后的经历


1946年毛岸英住进了劳动模范吴老忠家,学习开荒、翻地、播种等农活。


1947年毛岸英先后到山西和山东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进入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


1949年调社会部工作。10月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


1950年春,毛岸英跟随李克农访苏并当过翻译。


1950年夏,毛岸英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毛岸英任彭德怀的俄语翻译入朝,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牺牲。


对比蒋介石对蒋经国的精心培养,就能看出毛泽东并没有要培养儿子接班的迹象。


如果毛泽东真要培养儿子,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随便派毛岸英到林彪、粟裕、刘邓或彭德怀的部队里,不是比去朝鲜好多了吗?大家都知道去朝鲜打仗实力悬殊,前途未卜,风险很大;而且毛岸英到朝鲜,是以翻译的身份去的,这种当兵的资历有什么用?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急切需要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同时,中国的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还残留着人数众多的国民党部队,还有数量巨大的土匪。多地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还不巩固。而对手是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不但海陆空军非常强大,还拥有原子弹。


如果从毛泽东自身利益考虑,领导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这是多大的功劳?顶着全党巨大的反对压力,抗美援朝万一输了,领袖地位不保,得不偿失。


可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不打这一仗,一方面美国将大兵压境,金日成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中朝边境永无宁日;另一方面苏军将常驻东北,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也受到巨大威胁。


所以,这一仗一定要打。那么怎么服众呢?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作为党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这就是毛岸英的特权,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英的爸爸不叫李刚。毛岸英的爸爸叫毛泽东。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2018年12月26日,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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