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贱人张恒2：告密者为何就是贱人

告密者为何是这个社会道德最为卑劣的一群人呢？

不管是黑白两道，普通民众，告密者从来都是被各色群体最为讨厌的一群人。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讲述了古今中外告密的文化，说明了告密文化在任何社会风行时，都是最黑暗的时代。

可是评论区无数朋友无法理解，甚至有一大群人口出恶言，愤怒不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并未连什么是告密者都不清楚，更不清楚为什么告密文化会毁了世界。

张恒，为什么将其定位为告密者？

告密者是利用原有双方的信任关系获得对方的隐私，并采取向公权力举报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的一种行为。

有可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比如张恒将曾经的爱人郑爽视为仇敌，欲借公权力毁之而后快，我们绝不会认为张恒是出于正义感而向政府和媒体告密。否则，他早干嘛去了。

你会相信张恒为了什么大是大非，为了国家利益，而告发郑爽吗？

你会信这样的鬼话吗？

有些人是因为嫉妒，比如有些人看到有些人活的比他好，心生嫉妒，但对方可能把其当作好友向其吐露隐私，发现对方的隐秘后，欲借公权力毁之以达到心理平衡。

有些人是为了利益，比如历史上有些政府悬赏鼓励举报，而告密者因与被告密者关系亲近，有机会获得隐私，为了获得利益，出卖自己身边人的隐私以获得赏金。

告密者首先是因为获得他人的信任，不被防备，甚至是对方主动向其吐露秘密，才得到他人的隐私，而告密者将这些信任转化为可以置对方于不利状况的工具，用于打击对方。

张恒就是典型是的告密者。

张恒获得的郑爽的秘密是哪来的？是郑爽对他毫无防备，将一切个人隐私毫无保留地向他吐露。

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郑爽对张恒是毫无保留的信任。

一切个人的作为，包括扔狗，去超市喝完东西不付钱，报销机票事情都告诉张恒，可是这一切信任，在夫妻反目后，成为试图毁掉对方的证据。

而丈母娘、郑爽与张恒的关于片酬、合同的事务更是直接与张恒沟通，也可见是将其视为最为信任的人。

这一切信任，都在转瞬间成为炸弹，甚至有可能送对方进入牢房。

如果今天某人到朋友的小企业里闲聊。

聊到生意，朋友向其吐露心声，税收能少交就少交，税实在是太高了。某人进一步问其如何少交税的，朋友和盘托出。

一段时间后，二人因经济纠纷闹翻。

某人走进税务局出示当时的通话录音向税官告发朋友。

这就是告密。

一些朋友在留言区纠结，举报坏人，算不算啊，看到街头有人杀人可不可以举扔了啊？

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告密。

利用他人的信任，掌握他人的隐私，而被告发者根本没有想过向信任的人交出隐私会有什么后果。在关键时候捅出一刀，让所有的信任全部化为悔恨。

“文革”时告密之风发展到登峰造极。

因之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父子告讦现象层出不穷。

人人自危，至亲之间也不可能吐露真心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亲人之间的告讦不再是件可耻而被禁止的事，而是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政治正确，是光明正大的，甚至是引以为傲的。

当时最主要的提倡方式就是，与所谓的罪恶父母和亲人划清界限，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主要标志性行为就是告密，将父母和亲人之间所谓的罪行揭发出来，从而洗清自己的罪过。

而父母和亲人则对这些人完全信任，甚至在家里说出他们在外面不敢说出的话，但未曾想，这些话全部被子女和亲人当作证据，向政府告发。

有网友收藏有一本“文革”资料，十六开，共58页，钢笔写就，多为告密、交心、汇报材料，作者名为吴大昌。

这一叠检举告密资料显示，吴大昌检举揭发的就是其直系亲属和远房亲戚，包括自己家的保姆，以及自我交心。其中的告密内容尤以告其父母和哥哥为多。

吴大昌在告发中说道：

“过去我对自己的剥削反动家庭是认识不足的，虽然认识到剥削起家这一点，但也未从旁督促自己的父母加紧改造。

自从红卫兵来我家革命造反，搜出了反动旗(就是过去未卖完的废旧旗帜，尚未来得及处理）、杀人指挥刀(系其姨父所存放，但未必杀过人)以及还有祖父手里的佃户名册等等，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家里反动的本质，特别像反动旗等是反革命复辟的罪证。

这说明解放以来，我的父母亲根本就没有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仍念念不忘旧社会的剥削生活，企图变天。”

同时，还大表特表决心，

“从今天起，我除了在思想上与一切剥削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外，一定认真改造自己，进一步督促自己父母彻底认识长期以来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可耻罪行以及反动本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吴大昌还立下一份“保证书”：“我向党和组织提出保证，一定和自己的反革命剥削家庭严格划清界限，并经常向党和组织汇报吴拯寰、秦世华（其父母）平时的言行，还将亲友们和他们的来往随时汇报。立保证人吴大昌”。

这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是被鼓励，是被赞扬，是被当作榜样去宣传的。

在“文革”走向极端，民众处在极度惊恐不安的社会状态下，许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压力下屈服，或者被洗脑；尤其是孩子在无知状态下，扭曲原本正常的亲情伦理，自以为在行大义，待时过境迁，终生留下心理阴影难以摆脱。

 “ 文革”中一代学生很多都耳闻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对老师的告密，虐待、酷刑甚至谋杀，这种整一代人被扭曲的现实，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都在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在那个时代，甚至夫妻双方都相互防备，父母还要防备子女，老师防范学生，亲戚朋友相互防范，同事之间的闲聊也不一小心就成为证据，人人自危。

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文革还有重演的可能性。

我认为，温总理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

2019年，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因在课程QQ群中和学生争论“四大发明是否是创新”，被学生举报，被校方处置，引起轩然大波。

老师将与学生的讨论当作教学，而学生则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言论收集在案，反手一击。

自此，高校老师人人自危，非常多的老师不敢与学生吐露其真实观点。

一份高校老师自保手册的文章在高校教育圈疯传。

包括一切言论讲政治，坚决不说一句过头的话；包括表达观点时一定引用文献，表明是他人观点，个人仅为复述；慎用社交软件，以防截图；与任何学生的交流不超过五分钟等等。

仅需一次告密，就可以使得所有的老师在心里都种下阴影。

张恒告密郑爽，让世间有更多的夫妻心里也会多了个心眼。

如果一切向配偶毫无保留的话，万一有一天，他（她）咬我一口怎么办？

因为经济纠纷对簿公堂的夫妻不少，但在分开后，利用当初的信任下的隐私透露去报复对方的才是真正的贱人。

有个别人告密，并不奇怪。

可怕的是媒体集体为某一告密事件集体狂欢。

更可怕的是无数普通人为告密者叫好。

告密不是举报，举报是你发现不公不义之事，比如看到当街杀人，你打电话报警。

告密一定利用他人的信任，一定是背叛双方的默契。

不管对方行事到底是对是错，利用他人的信任，都是一件人格卑劣的事。

如果你真有什么正义感，你认为对方做了错什么，你可以当场翻脸，你甚至可以当场扭送公安机关，甚至也可以告诉对方，你这行为，我马上要带你去自首，你也可以当着他的面向警局打电话。

你看到朋友打麻将赌钱，你当着他的面打电话向公安局举报，让警察来抓他，这不是告密。赌博对不对再说，我起码认为你做事磊落，最多认为你是个傻瓜，是认知上糊涂，而不是人格上的低劣。

如果你与朋友谈笑风声，问他赚了多少钱，他说赚了几千，你说祝你多赚，然后走出门，在阴暗的角落打电话给警察告密，说朋友在赌博输赢多少，这就是贱人。

利用他人的信任，偷偷地搜集黑材料，在关键时候倒戈一击，让对方猝不及防，不管什么事，都只能证明你卑劣的人格，都将为社会所不耻。

再一次将人民日报的评论登出，好好品品：

“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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