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 章晖｜《王時敏与王翚信劄七通》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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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時敏與王翬信劄七通》考釋

——兼論稿本信劄在藝術史研究中的文獻意義

文｜白謙慎  章暉

因微信字数所限，本条推送中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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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上海楓江書屋入藏王時敏（1592—1680）致王翬（1632—1717）信劄七通。信劄裱成手卷（下簡稱《七劄卷》），通長419.5 釐米（不含題跋），高13.5釐米。20世紀40年代初，此卷曾經葉恭綽收藏，卷上鈐有鑑藏印六方，其中葉恭綽四方，計：葉恭綽（白文，一次），遐庵（白文，十三次，皆鈐在騎縫處，可知葉氏曾重新裝裱；又一次在題跋起首處），遐庵珍秘（朱文，一次），恭綽（白文，一次）。吴湖帆二方，計：湖颿審定（朱文，一次），吴湖颿（半朱半白，一次）。吴湖帆爲題簽條：“王煙客致石谷手劄七通。癸酉冬至吴湖帆題簽。”後又有吴湖帆觀款：“後學吴湖帆謹觀。”

此卷未見於清代各種著録。民國楊静盫劄記殘稿中述及其所見王時敏與王翬手劄六通，其時已裝裱爲手卷，楊氏全文録下其中第一劄，與《七劄卷》的第一劄内容完全一致。其餘所録文字分别來自《七劄卷》的第二、四、六劄。或是楊氏記録有誤，或是在葉恭綽之前，此卷只有信劄六通，葉氏得到第七劄後將其重新裝池。1961年《藝林叢録》第二編有江春《王時敏與王翬的關係》一文，引用此卷手劄第一、二、三、四劄和第六劄的個别段落，但信劄内容未全文發表，也没有相關的釋文和考證。

王時敏（烟客）和王翬（石谷）都是畫史上的重要人物，葉恭綽在把玩手卷時，應已察覺到它對研究這兩位大畫家的潛在意義，拖紙後有他題跋曰：“四王吴惲齊名。而論人品，每於石谷不無異議。往者頗疑不無恩怨愛憎之見。今觀此七劄，烟客翁好賢樂善之懷溢於楮墨，而石谷之嗜利忘義亦可於言外得之。知往論之非誣矣。石谷與墨井亦復隙末，且有人以爲因墨井奉天主教之故，其實恐亦緣簞豆刀錐以致乖忤耳。山水畫純視胸襟，石谷之未能高逸，其以此乎？！其以此乎？！民國三十一年秋。遐翁。”題跋這種文體，宜作短評，所以葉氏根據信的内容，點出王時敏“好賢樂善”，王翬“嗜利忘義”，並從人品和藝品的關係角度發出感慨：“山水畫純視胸襟，石谷之未能高逸，其以此乎？！其以此乎？！”

葉恭綽題跋

對《七劄卷》的詳細解讀，需要現代藝術史個案研究的視角。十年來，我們有機會多次觀賞研讀此卷，並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七通信劄内容相互關聯，書於康熙五年（1666）至七年（1668）間。作爲文人畫歷史上一位承上啓下的關鍵人物，王時敏的一生跨明清兩代，家族也經歷了由明末鼎盛、入清衰落、再至康乾時期延綿發展的過程。由於家族背景和個人在書壇的地位，王時敏和當時文化界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信劄涉及的人物多達二十位（包括收信人王翬及其父王雲客），社會文化背景多元複雜：既有遺民畫家王鑑、前朝顯宦趙士春、江南大儒陸世儀，也有貳臣詩人吴偉業、貴戚收藏家王永甯、當紅畫家王翬、享有盛名卻潦倒的“南曲天下第一”蘇崐生。其話題涵蓋了王時敏家族的經濟狀況、收藏轉讓，與太倉及周邊文人、藝術家之間的交往等等，内容之豐富在明清信劄中亦不多見。

王時敏在信劄中屢次提到的“王長翁”，即吴三桂的女婿王永甯。長期以來，研究收藏史的人們都會從一些書畫名跡上王永寧的印章知道清初有過這樣一位收藏家，但對他的身世卻不甚了了，也無人知曉他和王時敏之間曾經的密切交往。晚年的王時敏結交這樣一位炙手可熱的新貴，折射出了以王氏爲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在入清後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的複雜性。

王鑑是王時敏的同鄉、同門，也是王翬最早的老師，在明末清初的畫壇同樣舉足輕重。剛開始研究此卷時，信劄中關於1668年王翬爲王鑑繪製壽圖、同時也爲常熟趙士春製作巨幅山水的信息便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其時王翬在江南畫壇聲名鵲起，一畫難求，即便對老師王時敏也無法有求必應，爲人作山水大幛想必有特殊用途。趙士春生於1599年，1668年恰逢其七十整壽，查趙氏詩集，中有“兒輩新正（1668）爲予七旬祝壽”之句，可見王翬送的巨幅山水當是壽禮。根據當時習俗，逢六十、七十和八十整壽時，人們往往一入春就行慶祝。那么，他爲王鑑所製壽圖是否也爲了慶祝某個整壽？王鑑没有詩文集存世，但這仍然引發了我們的求證。我們進一步發現，歷來公認的王鑑生年與他本人的畫跋和不少相關的文字記録均相牴牾。通過考證，我們最終得出結論：王鑑生於1609年，王翬爲之繪製大幅山水是慶賀他的六十大壽。由於王鑑的資料相對較少，對他的生卒年份的訂正，直接關係到畫家生平行跡的追溯，對其繪畫真僞的鑑定和各時期畫風的評判也甚爲重要。目前這一結論已經逐漸爲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博物館所接受,包括臺北故宫博物院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

王時敏在晚明是大收藏家，入清後一度家道中落，曾被迫轉讓收藏。《七劄卷》中涉及書畫轉手的文字雖然簡短，依然能讓我們體味到江山易代時舊家的無奈淒涼，新貴的躊躇滿志，文物商的貪婪狡黠。世事浮沉，人間百態，於此畢見。王時敏在致王翬的信劄中言及出讓藏畫時，談到一位在當時非常活躍卻被學界一度忽略的收藏家張應甲（仙三），我們根據這一線索，對張應甲及其父親張若麒的事蹟鉤沉輯佚，重構了山東膠州張氏父子的收藏活動，這對清初書畫鑑藏的研究無疑又是一個重要的補遺。

以上只是根據我們已經完成的研究來對《七劄卷》的文獻意義做一概括性的介紹，其所含與清初歷史和文化相關的豐富内容尚有待於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從各自的角度進一步發掘。鑑於這一珍貴的歷史文獻至今尚未曾全文發表，我們整理了釋文並考證了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公諸學林。由於我們的研究始於信劄原跡，也借此機會，討論稿本信劄在藝術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以及處理這類文獻的一些方法，以期引起學界的關注。

枫江书屋藏 王时敏致王翚七札 卷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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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劄釋文（以手卷裝裱順序排列）：

第一劄

弟初六日自楓橋返棹，夜泊婁門，五鼓發舟，順風揚帆至虞山，日尚未午，即風送滕王亦不過如此暢快。但吾兄在遠，以不得把臂爲悵。惟與尊公親翁劇談片晌，因出唐子晉兄近劄相視。其所以要質吾兄者，密密重圍不放一線，料道駕過毗陵必爲所縶縻。寒冬急景，如駒過隙，一入新春，王長翁又將北歸，必當邀致。恐弟朝菌夕陰，遂無復接清光之日，深切痗懷。極知吾兄宿諾正多，苦無分身之法。然來日方長，自可取次酬應。惟弟年及西垂，迫不及待。不敢望累月經年，但祈乘間暫過，使弟得再侍研席，一觀盤礡，則餘生之願畢矣。在貴邑解維，率附數行，郵筒有便，千乞寄音，以慰懸懸，不勝跂望。

石老仁道兄社盟               弟時敏頓首

第一劄

第二劄

前過虞時雖未接言笑，而尊公親翁厚愛綢繆，迄今銜感，但以未展寸忱爲歉耳。正以吾兄歸信時時繫念，疑必爲晉昌牽留。前月掞兒往金沙，曾寄一椷，囑令過毗陵時覓便投致，想未及達。惟陸桴老近歸，云曾訪其橋梓。孔老體尚未健，子晉兄方有殤子之戚。想其欲得吾兄以排愁破涕，不啻饑渴。而尊體適因小極，未能登岸，則似天假之緣。庶幾吾兩人得以少遂合併。捧讀來教，喜躍欲狂。蓋以弟衰病日增，視陰無幾，而吾兄一身四應，漸鮮暇期，故亟思聚首以樂殘景。雖窮冬短晷駛如隙駒，然得暫紆清塵，即數日亦稱奇遘。未知曾覓得舊紙絹否。倘俯念前約，惠然肯來，仍以三月爲期。俟長翁北歸後，弟與吾兄同往謁晤，歸後赴孔老之約亦未爲遲。揔之他處相與正長，惟弟來日苦短，故不得不先其急者，以至情告之，當亦必能見諒耳。張仙三向在金沙，近復遣人來問關仝真蹟，云不惜重購。弟姑以典去答之。但此蹟藏之甚秘，不知其何以聞知。窮子漸成孤露，惟此衣裏珠，實不敢輕以示人也。麄婢學制餌，比更勤習，已大勝前，再兩月度必精熟。一俟長翁歸，當即送去。因彼中無善此者，聊以充用，何言報乎。敝城饌品惟寒家最惡，一二俗庖不過官廚排當，豈足供鍊珍之役，容徐徐廣覓以報。使若輩聞之，料無不奔走如騖者，未知何人有此福也。崐生旅況何如？與黄君曾解結否？幸示之。承秧履紅燭之賜，用以暖歲寒、照四壁，拜惠良多。吾兄念弟何以勤拳乃爾，益使弟自慚薄劣矣。未敢奉報。容即耑僮奉候，並布鄙悰。縷縷不盡。

弟時敏頓首

石老仁道兄社長   沖

撝稱何以仍用此一字，反似疏外。萬乞去之。

第二劄

第三劄

前聞道駕歸自邗溝，喜爲狂舞。亟遣舟奉迎，謂旦晚必得聚首。乃人回接手劄，則以尊體偶隙爲辭，並芹將亦不見納，似若有遐心者，令弟内愧色沮。悄然以思，竊意高情必不若是恝，當繇凋年急景、筆墨舊逋擺撥不迭，未遑爲境外之遊。且年來宿諾頗多，一手一足未能獻酬，群心方以此叢怨媒忌，而獨狥弟請，形迹尤所甚難。中間牽掣良苦，弟悉深知。乃數數相强，誠爲不識進退，循念殊切悚惶。是以徘徊累旬，不敢以隻字再瀆。而望前一日，孝逸從貴邑歸，云曾晤吾兄，精神倍旺。且獲觀新作巨幀，偉麗奇特，詫未曾有，益令弟不勝羡慕。又云吾兄已得勝侣，開歲即爲京華之行。果爾，則弟垂盡殘光，一别不復再見。因念吾兩人投契之日雖淺，而意氣相期，自足千古。今此暌離，忍不一執手乎。未審春風整轡定卜何日，如可暫紆清塵，獻歲之初即望枉賁於小齋，爲旬月盤桓，更得賜妙筆一二小幅，以輝耀蓬廬、娱悦老眼，則弟雖身同菵露，亦無遺憾。未知肯慨許之否。前辱教云，殘歲尚當過婁爲炤翁稱觴，近孝逸亦云然。此誠不可少緩。弟亦因之再挹清揚，詎非至快。且有少裏言必須促膝傾倒。尊舟果來，幸從北關登岸，繇州前先過寒舍，晤談少頃後詣染香爲便。炤翁壽圖乞先見眎。趙景翁大幛如未送去，得並攜賜觀，尤荷尤荷。人便附寄，尚容專人薄致鄙忱。縷縷未盡。

十八日弟時敏頓首

石老仁道兄大人社長    沖

第三劄

第四劄

初旬從郡中鼓棹虞山，晤尊公親翁，有一緘奉寄，未審曾徹覽否。長翁於何處分袂廣陵，於何日渡江？計歸途道經毗陵，必多留滯，在吾兄誼自不能恝然。自此侯門如海，弟已自分爲路人，但區區鄙願不過以視陰無幾，惟冀蹔紆清塵，非敢有久留之望。雖吾兄分身無術，不能自繇，然宿諾何如，尋思得無耿耿。前見子晉兄劄，以九日期兄不至，已作一詩解嘲。若冬後失約，當以長篇揄揚盛德。此雖調激之語，而盼望殷切。人情相去不遠，於此可見。豈以弟不能詩，遂謂可無慮耶。一咲。兹因掞兒有金沙之行，再以數字囑令過毗陵覓便奉致吾兄。故知乍聚，席尚未煖，何敢相促。但祈賜一回音示以過舍的期，使弟得安心竚俟，免日夜腸斷眼穿，則厚幸矣。萬乞存念、至懇至感。雲翁橋梓前乞爲弟道傾嚮之誠。縷縷未盡。

陽月廿四日弟時敏頓首

石老仁道兄大人社長    沖

長翁定何日還南？崐生近況何如？併乞。

第四劄

第五劄

日道駕過婁，得接顔論者累日，深慰渴企。即欲攀留，知尚多筆墨之逋，未敢遽妨清課。匆匆判袂，不禁黯然。惟來月初見過，面承訂定不啻再三，差足自慰。然數日光陰尤嫌其太遠耳。昨睿玉從貴邑回云晤尊公親翁，知晉陵復有使翰相促。雖恃金石之信，必無轉移，而敦趣甚迫，恐難自堅。迴環寸心不覺如搗。頃草一劄致子晉兄，求其暫假一兩月，或當矜許。倘其使者未行，即以付之，否則覓便郵早寄何如。許堯老新從北歸，云在都與邵蘭雪往來甚密，得見大作卷册，歎服不置。邵兄尚有裏言寄聞。吾兄至婁尚可與堯老面談也。又雲長翁攜鹿脯帖至都，有軒冕精於賞鑑者一見歎絶，深恨聞之稍遲，未得先購。又云長翁方往汾州迎太夫人，尚未至揚。皆渠所目擊。則前所傳十二已到之説，想亦不甚確。未知伊在兄曾行否。聞有唐使在宅，故先草一劄，令急足馳上。俟出月當即遣人舟奉迎，並修薄聘。諸不多及。

廿四日弟時敏頓首

石老仁道兄大人社長沖

緘書後偶晤梅翁，云已爲吾兄作長歌，頗甚得意。因方付謄寫，尚未寓目。道駕速來讀之，亦一快也。並聞。又拜。

第五劄

第六劄

吾兄正當羔雁交集、手足莫措之時，乃爲弟堅謝他約，確訂來期，高誼隆情真可薄雲天而辟金石。捧誦手劄，忻感無已。今旬期已届，特遣小舟奉迎並具二十金，少爲尊庭一日甘脆之奉。萬唯即日命棹，以慰懸佇。懇懇。梅翁長歌先録奉覽。渠方裝一册，尚欲手書以贈。但聞初十日欲爲苕上之行，即之武林，或有一兩月盤桓。吾兄早過猶得相晤。張先三頃有字至，欲得湖莊清夏圖。弟實戀戀不忍割，姑以暫典須贖緩辭之。然比來方苦窘困，莫名一錢，恐亦不能固守，亦待吾兄至，粗勾草稿，聊存一形模耳。種種統俟晤時面罄。不多及。

石老仁道兄大人社長                 弟時敏頓首

第六劄

第七劄

前子惠至虞山，有一緘奉寄，云已致尊公，未知家郵中曾以達覽否？小僮在郡數日，遍覓尊寓不得，聞已有錫山之行。及昨子惠歸，云曾至飲馬橋袁寓奉訪，適逢偶出弗遇，則仙蹤仍留郡中。以凡延致吾兄者，皆詭詞謝客，秘不使人知，故無從物色耳。惟於雲臣處得吾兄前寄一劄，娓娓滿紙，所以垂念者最殷，訂晤者最切，具見道愛綢繆、信義諄郅，迥越尋常，弟何人而邀異睠乃爾，感非言喻。但吾兄以一身應天下之求，固極煩苦，正恐後當益甚，則高名爲累，反妨閒適。毋論弟妄希瑰寶，究成虚願。即求一接笑言，亦豈易得。殘年促景，益不勝悵惘也。弟今年所處困約，真成赤立。前所托伊在之物，三次遣人催索。其兄弟間互相推諉，逐日遷脱，竟無了局。雖累次稍有持歸，以舍間適有意外之費，隨手散盡。惟藉後手些須以支旦夕。原許月内全完，故復令催取。但聞其家漸成撒局，且索逋者甚多，恐以先應强力之家，則弟孱懦些微益後緩視。乞吾兄以正論婉諷，得如期速付先爲竣事，則當厄之施，感佩更不尠矣。以實因窘迫不得不爲大聲之呼，乞致伊在兄曲爲留意。長翁有的信否？良晤或在其過郡時。有便千祈惠音。冗次草草。

石老仁道兄社長                 弟時敏頓首

第七劄

二、寫作年代考

本節中我們將根據信劄的内容並結合已知的相關史料考證這七通信劄的寫作年代，並作排序。

第三劄有一段這樣的内容：“前辱教云，殘歲尚當過婁爲照翁稱觴，近孝逸亦云然。此誠不可少緩。弟亦因之再挹清揚，詎非至快。且有少裏言必須促膝傾倒。尊舟果來，幸從北關登岸，繇州前先過寒舍，晤談少頃後詣染香爲便。炤翁壽圖乞先見視。趙景翁大幛如未送去，得並攜賜觀。”

炤翁是王鑑（請參照本文第三節的人物考釋）。“過婁爲照翁稱觴”“壽圖”之語揭示衆人正準備爲王鑑慶祝生日。而“此誠不可少緩”的語氣，結合王翬專程由虞山趕到太倉並奉上壽圖的行動，王鑑的這個生日極有可能是整壽。在當時，江南有些地區有這樣的習俗，即逢六十、七十、八十整壽時，人們一入新春即爲慶祝。而據“殘歲過婁”的説法，我們推測王鑑的整壽當在次年。在“炤翁壽圖乞先見視”句後，王時敏緊接着説道：“趙景翁大幛如未送去，得並攜賜觀。”趙景翁是趙士春，出身常熟世家，祖父趙用賢曾與王時敏的祖父王錫爵同殿稱臣。根據信中王時敏的描述，王翬此時正值盛年，在畫壇聲名鵲起，繪事繁忙，一紙難求，此時爲趙士春做“大幛”當有專門的用途。王時敏的語氣充滿了期待，可知這是王翬認真對待的一幅畫作。結合信劄上下文，我們推斷此大幛應也是畫家爲趙士春的某個整壽而準備。如此看來，王鑑和趙士春兩人都將在王時敏書寫此劄的次年慶祝整壽。那麽，“次年”究竟是哪一年呢？

排比王鑑和趙士春的生年，兩人整壽分别在1618年、1628年、1638年、1648年、1658年和1668年。根據信劄，王翬爲他們繪製壽圖時已馳名畫壇，試由這個信息做一個排比：王翬生於1632年，1648年時只有十七歲，自然排除，1658年他二十七歲，畫藝尚未成熟，“筆墨舊逋擺撥不迭”和“宿諾頗多，一手一足未能獻酬”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現。因此只能是1668年。也就是説，第三劄書寫於1668年的上一年即1667年（康熙六年）冬底。

第五劄提到：“緘書後偶晤梅翁，云已爲吾兄作長歌，頗甚得意。因方付謄寫，尚未寓目。道駕速來讀之，亦一快也。”又第六劄説：“梅翁長歌先録奉覽，渠方裝一册，尚欲手書以贈，但聞初十日欲爲苕上之行，即之武林，或有一兩月盤桓。”“梅翁”是指吴偉業（見第三小節信劄人物考釋），他爲王翬所作的長歌在《梅村家藏稿》和《吴梅村全集》都有收録，惜未注明寫作年代。程穆衡原箋、楊學沆補注的《吴梅村詩集箋注》中將此詩歸入卷十，讓人得出長詩作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的結論。復查《清暉贈言》，方知該詩原來有序，而其他諸本均未輯録。詩序全文如下：

吾里王煙客太常、王圓照郡伯畫入神品，海内所推。其鑑賞爲獨絶，工斯藝者過從無慮數十家，余皆得見之。海虞王子石谷晚出而獨精詣，天縱絶倫，其年與學莫可得而量也。海虞山水靈異，文有東澗，畫有石谷。兩王矜慎品題，而余亦不妄許人者。戊申春日成此詩，因題數語，識者當以爲知言。

序文寫明長歌作于戊申春日，即康熙七年（戊申1668）春，而不是《吴梅村詩集箋注》認爲的順治十六年。這也再次印證了前人對《箋注》“編年之未能盡臻美善”的批評。

詩成後吴偉業去了湖州，即第六劄所説的“苕上之行”。關於此行的確切時間，吴偉業有詩可證:《梅村家藏稿》卷十七有《戊申上巳過吴興，家園次太守招飲郡圃之愛山台，坐客十人，同修褉事，余分韻得苔字》，知其康熙七年三月三日已到湖州。結合以上各種信息，可推斷第六劄所言“初十日欲爲苕上之行”當指該年二月初十，那麽第六劄就書寫於康熙七年的二月之初，排比其與第五劄内容的關聯性，第五劄落款之“廿四日”是當年的元月二十四日。據此，也可推出吴偉業爲王翬作長歌更具體的時間，大致應在康熙七年的一月。第七劄内容雖然涉及一些王翬的活動行程，但我們暫未能在相關史料和研究論著中查到記録。不過，王時敏在信中談到自己當時的財務狀況，用了“弟今年所處困約，真成赤立”來形容，與他康熙五年時寫給第五子王抃（1628—1702）的系列家書中所述之“今年真窮徹骨”的情形非常相合。在此暫將第七劄系於康熙五年，具體時間有待日後進一步考證。

以上已考出第三劄寫於康熙六年的冬天，第六劄寫於康熙七年二月初，第五劄寫於康熙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以此爲基礎，依據各信劄内容及其間的關聯性排序如下：

第七劄：康熙五年（丙午1666），此爲第一封信。

第一劄：書於康熙六年（丁未1667）十月六日至十日之間，爲第二封信。

第四劄：書於康熙六年（丁未1667）十月二十四日，爲第三封信。

第二劄：書於康熙六年（丁未1667）十一月，爲第四封信。

第三劄：書於康熙六年（丁未1667）冬末，爲第五封信。

第五劄：書於康熙七年（戊申1668）年元月二十四日，爲第六封信。

第六劄：書於康熙七年（戊申1668）二月十日之前，爲第七封信。

三、信劄人物考（以出現於信劄的先後爲序）

《七劄卷》涉及的人物共有十八位，現依照其在手卷中出現的順序逐一考證。

唐子晉、孔老、雲翁

唐子晉是信劄中出現的第一位人物，“因出唐子晉兄近劄相視……料道駕過毗陵必爲所縶糜”。毗陵唐子晉即唐苂（1626—1690），字於光，又字子晉，號匹士。父唐宇昭（1602—1672），字孔明，又字雲客，號半園，故劄中有“孔老”“雲翁”的稱謂。唐氏郡望在山西晉昌，所以王時敏説“疑必爲晉昌牽留”指的是爲唐氏父子挽留之意。

武進唐氏自明代中期起累世書香。唐宇昭高祖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學者稱“荆川先生”，年二十三時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己丑1529），史載其“於學無所不窺……爲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他是“嘉靖八才子”領袖，在文學史上首提“唐宋八大家”的概念。順之父祖均進士出身，祖父唐貴曾任職户部，父唐寶官至湖南永州知府。順之子唐鶴徵和外孫孫慎行都是著名學者，亦爲東林黨的重要人物。

唐宇昭於崇禎九年（丙子1636）中舉，一生未仕，明亡後與弟宇量、宇全偕隱，“以不肯剃髮没産。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遁歸”。工詩，有《擬故宫詞》一卷傳世；書畫兼擅，爲“毗陵四書家”之一，畫則尤長水墨竹石，李玉棻在《甌缽羅室書畫過目》中稱其“淡逸飄舉，胸無些塵，筆有妙法。世傳其畫罕，幾等廣陵散矣”。子唐苂善畫荷花，格調高雅，在當時有“唐荷花，惲牡丹”之説。

唐氏一門也以宏富的古籍和書畫收藏見著。黄公望名跡《浮巒暖翠》據説曾爲唐順之收藏，後歸京口張修羽。唐宇昭的父親唐獻可（生卒年未詳，字君瑜）被吴其貞稱爲“大鑑賞”，他們父子與董其昌相過從，唐家是董其昌拜觀古代名跡的重要地點之一，唐氏收藏的巨跡經由董氏的記載可得一窺，吴其貞《書畫記》中也有不少：

倪雲林山水圖小紙畫一幅……趙仲穆秋溪垂釣圖小絹畫一幅……董北苑夏山圖絹畫一幅……王叔明讀書圖小紙畫一幅……范中立溪亭對弈圖絹畫一幅……梅道人江山漁樂圖絹畫一幅……以上六圖觀于常州唐雲客、茂宏、仁玉三兄弟家，乃大鑑賞君瑜之子，荆川先生曾孫也。八代皆元魁，惟間君瑜一代，雲客丙子、茂宏己卯皆登賢書。好古玩、嗜茶香，鑑賞目力亦過人。時壬辰八月二日也。

茂宏是唐宇昭的兄弟唐宇量（1607—1676），字茂弘，號聞川，又號懶雲道人。此外，唐宇昭的堂弟唐宇肩（1648—1718，後名予堅，號若營、若營散人）也是有名的收藏家。

王時敏的父親王衡（1562—1609）曾代其父王錫爵（1534—1614）撰寫《唐荆川先生祠堂記》，由此推斷兩家世有交誼似無不可，但仍需更多史料做進一步考證。從信劄看，王時敏與唐宇昭父子不但相識，而且較爲熟悉。此外，唐氏父子（尤其是唐宇昭）和王時敏一樣，都是王翬畫藝精進道路上舉足輕重的扶持者。王翬經由惲壽平而結識唐氏，嘗於唐氏半園觀摩宋元名跡，王時敏謂其“與孔老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語氣概不乏些許妒意。王翬四十初度，唐茪曾爲精心繪製《紅蓮圖》軸，上有王時敏、王鑑、笪重光等人題跋，今藏於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長翁（長翁）

王長翁是信中被談及最多的人物，名永寧、字長安，是吴三桂之婿。此人在正史無傳，生平事略散見於幾種清人筆記，有些不免杜撰，甚至姓名也有誤傳，正因爲此，近年的一些相關研究中有將其誤作爲耿精忠或是索額圖者，《七劄卷》的相關敘述讓我們對此人産生了强烈的好奇，以之爲線索，又據吴偉業《王母徐太夫人壽序》以及清初相關史料考證出其身份，並對他在清初的活動進行了梳理。王永寧是山西太原人（或祖籍太原之汾州人），其父與吴三桂爲軍中同僚，清軍入關後被吴三桂招爲婿，此後便以“額駙”的身份居於江南，將蘇州拙政園置爲住宅，在揚州也有宅邸。他還往來於京城和江南之間，與吴三桂集團的人員、清廷新宦以及舊朝遺老均有交往。卒於康熙十年冬末（“冬末”舊指十二月，康熙十一年壬子元旦是公元1672年1月30 日，故其卒時當在1672年1月），其時吴三桂尚未起事反清。

王永寧居拙政園前後約十載，期間以古董書畫和昆曲演樂爲媒交結了不少江南文人名士，包括王時敏。王時敏曾幾度入園品鑑書畫，康熙七年五月，王永寧更招待他到府中小住。根據《七劄卷》的記述，王翬顯然也是拙政園的重要客人。

王永寧在清初的收藏圈曾經異常活躍，經他過手的名跡包括王羲之《瞻近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宋徽宗《六高士圖》和米友仁《瀟湘圖》等等，王時敏在信中所説被他攜入京中的《鹿脯帖》乃顔真卿的名品，經其父王衡寶藏，上有董其昌的題跋。關於王永寧的收藏活動我們已有專文發表，在此不一一詳述。只是因其壽數不長、身份特殊，所聚書畫在身後即匆匆散去，並未詳載於書畫史，故連同其人也常常爲後世忽略。

掞兒

掞兒是王掞（1644—1728），王時敏第八子，字藻儒（一作藻如），號顓庵，康熙五年（丙午1666）舉人，康熙九年（庚戌1670）進士，累官工、刑、兵各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育兩子，長子奕清（1664—1737）字幼芬，康熙三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次子奕鴻字樹先，康熙四十八年進士。

王掞一生仕途順暢，甫入翰林即爲掌院學士熊賜履所器重，不久擔任日講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三年提督浙江學政，於積弊多所剔除，嗣後在各部任上亦皆有建樹。五十一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直經筵如故”，五十二年典會試後疏辭閣務，爲康熙帝温旨挽留。六十年，因建儲事被康熙責罰，遣與諸御史俱赴西陲軍前效力，掞因年老，責其子奕清代往。雍正元年王掞以老乞休，世宗降旨褒奬，以原官致仕，仍留京中備顧問。不久年羹堯事發，王掞二子奕清、奕鴻受牽連，被責同赴軍前效力，越十年方返。

王時敏分别在第二劄和第四劄提到王掞和他的“金沙之行”，前文考證此兩信分别書於康熙六年的十月和十一月，王掞已於前一年秋闈中試舉人。根據王時敏康熙五年秋天寫給第五子王抃的家書，王掞鄉試時的房師之一是金壇高沖之，中舉後他曾希望前往金壇（即金沙）一謁恩師，苦於家中景況艱難，還要籌措翌年春天赴京參加會試的路費，未知謝師之行是否就拖延到了第二年。

王掞是王時敏家族自王錫爵以後官位最顯者，與曾祖王錫爵並稱“祖孫宰相”。他繼承了父親晚歲最鍾愛的西田别業，以及若干重要的書畫收藏。王時敏九子中除王掞外，次子王揆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成進士，但未出仕，後因奏銷事遭到銷籍，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被薦博學鴻詞科，力辭不就。九子王抑爲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舉人。長孫王原祁康熙九年（庚戌1670）與八叔王掞同榜進士及第，累官至户部左侍郎。

陸桴老

陸桴老是陸世儀（1611—1672），字道威，太倉人。“少從劉宗周講學，歸而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嘗講學於錫山東林書院，説易於毗陵大儒祠，設教於雲陽黄塘。好友陳瑚評曰：“桴亭天姿英邁，凡五經六藝諸子百家之書，以至於三才萬物變化之情狀，莫不究析其精微而貫通其指要。其於經世之物、曠世之略則原本王道、斟酌古今而著爲成書，確然可見之施行。人見其應於外者不窮，不知其足乎内者。非涉獵之才、記問之學所得而望其涯涘也。”平生心得見《思辨録》一書，著作有《陸桴亭先生遺書》等。同治十一年，從祀文廟。

陸氏家族世居太倉，並非豪門望族，先世事蹟暫無文字可考。父號振吾，崇禎六年（癸酉1633）館於王時敏家，擔任其第五子王抃的老師，一年後因患風疾行動不便，由二十四歲的陸世儀代之授業。此後三十年間，陸世儀與王氏父子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是王時敏晚年社交圈的核心人物之一，與王時敏次子王揆交往尤爲頻密，詩集中録有多首他與王氏父子燕集觴詠的詩作。陸世儀的師友、學生遍及江南。他與毗陵唐宇昭父子友善。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陸世儀拜謁唐宇昭高祖唐順之的祠堂，康熙五年（丙午1666）赴毗陵講《易》期間，受邀至唐宇昭家，唐氏父子盡出家藏見示，陸世儀贈詩作答。

張先三

張先三名應甲，字先三（又作“仙三”或“先山”），號希逸，張若麒子。其先祖於北宋元祐年間自南直隸清河縣遷至山東王台的漕汶，故稱“漕汶張氏”。張若麒是晚明政治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張若麒、張應甲父子是明末清初北方籍重要收藏家，關於其收藏活動我們已有專文發表，在此僅作簡述。

張若麒（?—卒於康熙九年後）字天石，崇禎四年（辛未1631）舉進士，初授保定府清苑縣知縣，七年遷永平府盧龍縣知縣。崇禎十年（丁丑1637）以考核最優行取刑部主事，十一年（戊寅1638）升兵部職方司郎中，十四年（辛巳1641）以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遼東軍。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二月松山城破，洪承疇被俘降清，張若麒則自寧遠遁還，遭衆臣彈劾，被崇禎帝論死系獄。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張若麒獲釋，授官山海關防禦使，領兵政府尚書銜，一月後作爲李自成的代表赴吴三桂軍中議和。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一日多爾衮進京，張若麒迎降，旋即出任清朝順天府丞，暫管府尹事。其後仕途一直順遂，順治七年遷任大理寺少卿、太僕寺卿，九年升通政使。同年八月，張若麒返鄉，繼以母病未愈、自己也染疾爲由奏請在籍調理，自此再未出仕。順治十三年（丙申1656）遇京察，以久病休致，後卒於家。

張應甲是張若麒長子。《膠州志》記載其“性端方，少爲諸生有文名。弟應桂早通仕籍，應甲以家居養親不求仕進，以歲貢終”，承父志經理“張氏三田”，“祀必盡禮，贍族親疏不遺，擇貧士有志力學者給粟四石，歲以爲常。八十年遵循弗改。”

張氏父子於易代之際迅速集聚起宏富的書畫收藏，其中數種古代名跡均得自江南，例如宋徽宗《雪江歸棹圖》、惠崇《江南春》和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等。王時敏分别在第二劄和第六劄裏談到張應甲的求購情況，目標直指他的重要宋元收藏關仝和趙令穰。其中關仝作品的最終歸屬待考，趙令穰《湖莊清夏圖》則歸於張氏。除此之外，入藏王時敏家逾三代的鎮宅之寶《晉人真書曹娥誄辭》（又稱《曹娥碑》）以及他晚年最愛的黄公望《陡壑密林》均爲張應甲購得。與前文敘述的王永寧一樣，他們保有收藏的時間也不長，除少數爲張應甲兩個兒子張淳和張洽承繼外，其餘大多在張若麒過世前後陸續散出。

崐生

崐生姓蘇（約1605—1679），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昆曲藝人，與説書人柳敬亭（1587—約1676）齊名，吴偉業嘗作《楚兩生行》以記。相比後者，有關蘇崐生的史料存世稀少，直至當代學者何齡修發表《民族藝人蘇崐生考述》一文，始對他的身世和經歷進行了比較清晰的梳理。

蘇崐生原籍河南固始，年輕時流寓江南。因善南音而從名師學習昆曲，崇禎年間已是有名的昆曲藝人，出入公卿府邸和青樓妓院。他曾爲名妓李香君拍《玉茗堂四夢》諸曲。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以後，蘇崐生至武昌入左良玉幕府，順治二年（乙酉1645）左病死九江，他憤而削髮入九華山爲僧。順治九年（壬辰1652）在徽州遇汪汝謙，即隨汪至杭州爲其家樂教曲。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汪汝謙故世，崐生入吴中以歌求食，因受同行排擠，境遇並不如意，大部分時間寄居太倉城外的寺廟之中。康熙二年（癸卯1663）入王時敏府充任其家樂教習，不幾年而去，後往返於金陵、吴中之間，康熙十八（己未1679）年夏病逝於無錫惠山僧舍。

蘇崐生度曲有出神入化之妙，陳維崧譽之爲“南曲當今第一”，吴偉業稱其歌唱“陰陽抗墜，分刊比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粟然。非時世所爲工也”，王時敏則以昆曲之祖魏良輔相比擬，對他“賞音之最”，更聘爲府班教習，只是困於財力而未能久留，至遲在康熙六年秋之前，蘇崐生就已離開王府。王時敏分别在第二和第四劄詢問他的近況，可知當時崐生行跡漂泊。同年底，吴偉業有信給冒襄（1611—1693），信説：

……有中州一友，向在左甯南幕中，弟曾合柳敬亭同一歌贈之，所謂蘇崐生是也。王煙老賞音之最，稱爲魏良輔遺響尚在。蘇生而不免爲吴兒所困，比獨身蕭寺中，惟兄翁可振拔之，水繪園中不可無此客也。

我們猜測，吴偉業所説的“吴兒”或有可能是王時敏信中的“黄君”，而此黄君既然造成了蘇崐生生計的困擾，其身份或許就是排擠他的昆曲同行？待考。根據王時敏的信劄，蘇崐生在康熙六年深秋至年底前有一次短期的出遊。這次出遊的目的地是哪裏呢？王時敏爲何連續兩信詢問王翬有關他的行蹤？首先要排除的是蘇崐生在虞山，因爲當時王翬正離家雲遊。那麽是否有這種可能：蘇崐生由王時敏或王翬推薦，去了王永寧府。這個猜測也基於王永寧的府中蓄有曲班。不過蘇崐生不是一般的昆曲藝人，從明亡後他的經歷來看，他的政治和民族立場十分鮮明。順治二年清兵南下，南京弘光朝危急之時，他曾與計東連袂西奔向湖廣督撫何騰蛟求援，但未果。左良玉死後，他削髮明志，遁入山中。鑑於此，投奔王永寧這樣身份的人似乎與他的立場不符。但换一個角度觀之，當時衆多的故明官員入仕清廷，身爲藝人的蘇崐生爲生計故，做出這樣的選擇也不無可能。他這次的出行時間很短，“旅況”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同年底他回歸“蕭寺”，境遇想必十分艱難，因此吴偉業向冒襄大力推薦，希望冒氏收留。查《冒巢民先生年譜》，此年條下有“蘇崐生來家”，但未見詳細説明，故疑年譜此説只是基於吴偉業的信件做出的推斷。《民族藝人蘇崐生考述》一文則認爲《同人集》中並無詩文記述崐生的相關活動，加之冒襄“晚歲甚貧”，恐無力接收，所以斷定蘇崐生最終没能到水繪園。其實這只能是一種推測。詩文由於各種原因而未收入集子，在當時並不鮮見。真實情況如何，尚待新史料的發現。

蘇崐生一生傳徒頗多，在太倉有顧子惠、施雲章等。

黄君

與蘇崐生有過節的“黄君”是誰，由於缺乏線索，暫未能考。一種推測是吴偉業致冒襄信劄中提到的“吴兒”，活躍於吴中一帶的昆曲藝人。

孝逸

孝逸姓周，名雲驤，太倉人。父號存梧，舉人，屢試公車不第。陸世儀《周存梧孝廉行略題贈周孝子孝逸即誌哀輓》中有“四十居父喪”之句，該詩作於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據此推算周雲驤大約生於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周雲驤本爲諸生，由於欠逋税賦而被革去了功名。康熙三年，因不滿州守陳國楨與當地胥吏擅加税賦，他憤而“抗詞大吏”，得到邑紳的支持，迫使當局“懲艾而改鉉”。

周雲驤在當時頗有文名。他曾從錢謙益（1582—1664）習文，牧齋爲作《周孝逸文稿序》，稱讚他“志義敦篤，以片言爲死生”，其文則“多燕趙悲歌韓魏奇節之風”。歸莊（1613—1673）説他“雅具經濟之才，負豪健之氣，發爲文章，聲如金石”。他爲周亮工《結鄰集》做序，王時敏謂其“可以附青雲而不朽”，評價亦甚高。有《逸園文稿》一卷行世。

周雲驤曾館於王時敏家，與諸子時聚會唱和。他與歸莊有四拜之交，和同里吴偉業、陸世儀等友善。據吴偉業《清河家法述》，他還是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1）的姻親。

炤翁

炤翁是王鑑（1609—1677）。王鑑字玄照（炤是照的異體字），後因避康熙帝諱，改字圓照。故王時敏以“炤翁”稱之。

學界關於王時敏和王鑑及其大家族的淵源和交往的研究已經很多，在此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爲後世津津樂道的王時敏與王翬亦師亦友的情誼，是由王鑑開啓的。是他發現了王翬在繪畫上的絶世之才並收爲學生，進而又推薦給王時敏，才使得王翬真正走上了一條通達的藝術之路，也因而才有了《七劄卷》所呈現的王翬，以及他與王時敏之間耐人尋味的互動關係。

張庚《國朝畫徵録》記載王鑑爲“衮州先生孫”，其後的畫史皆從此説。近世的研究者以汪世清先生爲代表對王鑑的身世進行了釐清，最終考證出王鑑是王世貞的曾孫。這一結論已爲學界廣泛認同。

在研究《七劄卷》的同時，我們意外發現了關於王鑑生年的新線索，進而引發了對王鑑生年的質疑。經過分析梳理，我們考證出王鑑實際生於公元1609年，而非1598年。具體的考證和分析結果已專文發表。

趙景翁

趙景翁是趙士春（1599—1675），字景之，號蒼霖，晚號東田居士，常熟人，崇禎十年（丁丑1637）探花，授編修。趙士春爲官剛正，曾因彈劾禮部尚書楊嗣昌奪情而遭崇禎帝貶斥，與何楷、林蘭友、黄道周、劉同生稱“長安五諫”。徐乾學（1631—1694）爲作墓誌銘，其曰：

明崇禎十一年，樞臣楊嗣昌以奪情起視事，方得幸於上，未幾有東閣之命。嗣昌不復辭，欣然就職。於是翰林院編修景之趙公抗疏劾之，被謫以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天下皆曰：此故趙文毅公之孫也。

三年後，楊嗣昌事敗自縊，趙士春被詔返原職復官，然而未及入京明朝就滅亡了。此後他隱居不出，築保閒堂，讀老莊，以遊山玩水自娱。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卒於家中，命家人以黑衣入殮。著有《保閒堂集》二十六卷。

徐乾學墓誌銘中的“趙文毅公”是趙士春的祖父、萬歷朝名宦趙用賢（1535—1596），嘗與王時敏的祖父王錫爵同列序班。趙用賢個性直率，議論風發，得罪了不少朝臣，曾被人以“論財逐婿”爲由彈劾。時王錫爵任内閣首輔，上疏萬曆帝“聽用賢引疾”被准，使他免於一場政治紛争。當然，二人也因政見不同而有過衝突。趙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黄共同上疏，商議改變蘇、松、嘉、湖等江南諸府民生困苦的現狀，王錫爵“以爲吴人不當言吴事，調旨切責”。

趙氏是常熟著名的書香仕宦之家。據同里翁同龢（1830—1904）考證，常熟趙氏一脈乃宋代宗室後裔。趙士春曾祖趙承謙（1487—1568）爲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官廣東布政參議，輯有《盛唐名家詩》。趙用賢與子琦美（士春伯父，1563—1624）喜聚書，趙用賢“松石齋”藏書逾兩千種，趙琦美“脈望館”藏書達五千餘種。趙士春弟趙士錦（生卒年不詳）與他同榜舉進士，累官至工部員外郎，李自成破北京城後被俘，羈系於劉宗敏營約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後，把羈押期間所見所聞寫入《甲申紀事》。著有《一是堂集》。

睿玉

睿玉姓姜。《王奉常書畫題跋》有“題姜睿玉畫”曰：“珂公畫法高妙，爲今之巨然。睿玉乃其高足弟子，筆墨娟秀往往出藍。此圖兼一峰黄鶴之長尤稱合作。畫成見示，余爲張之壁間坐卧其下者累月，而老懶筆硯久荒未能模仿萬一，唯有讚歎而已。”跋中“珂公”極有可能是虞山畫家張珂（1635—？，字玉可，號嵋雪〈一作梅雪〉，又號碧山小癡）。據《虞山畫志》，此人“工畫山水，層巒疊嶂，高樹深林，自出新意。王翬嘗師之。所畫傳世較少，名以不彰。壽逾八十一，精工猶似中年”。由是知姜睿玉出其門下，是活躍在蘇州府地區的畫家，與王時敏及王翬等都相熟，生卒年及更多行狀則待考。

許堯老

許堯老名焕，字堯文，太倉人，生卒年暫未詳，復社成員，順治四年（丁亥1647）進士，歷官嘉興知府、江西潯關監督、興化知府等。

許焕是王時敏的姻親。《王巢松年譜》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條下記：“許堯老於丁酉秋曾與六弟聯姻。因侄女痘殤，邵宿翊周端成作伐，以余第六女續之。秋初行交拜之禮。”因爲這一層特殊的關係，在王時敏家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許焕於王家、尤其是王抃多有周濟。例如，康熙五年王抃準備參加順天鄉試，當時許焕正在江西吉安任上，便托人捎寄錢物以資助。《西廬家書》記曰：

惟堯文在吉頗閑，觴詠種植大有興致，於同鄉亦甚有情，一到任即寄土宜。通問城中，惟梅敉魯我四家，其子竟匿不送。近聞壽郎歸述，知不可掩，方始送到。其書乃三月十二發者，詞亦極其款曲殷郅。其使與壽郎同歸，又寄代儀六兩（止梅我兩家）。因五嘉以官事入郡，途中遇見，復並書劄攜去，半月杳然，想必又思幹没荷百。又述揚先云，堯老又寄汝十二金，致書揚先託致意，以初到衙齋蕭然未能成禮，聊以少助。

這封信寫於六月。康熙七年秋，許堯文邀請王抃夫婦到吉安遊賞，據王抃回憶：“此番堯老相遇不薄也。”

上引王時敏家信“梅敉魯我四家”之“梅”指的是吴偉業。許焕與吴偉業既是同鄉又是同學，且居而比鄰，吴偉業有《許堯文詩小引》記其二人情誼：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連登眺之作……堯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菁華，而出之以杼軸，故其詩妍秀深美，聲病穩貼，雖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而灌園，連牆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于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吹洞簫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

此文當作於許焕往江西赴任之前，“長同學”是指許、吴兩人都曾受業於復社領袖張溥。文中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也可見許焕熱忱舒爽的個性。

許焕在江西履職期間與著名遺民僧人金堡的交往值得一提。根據金堡《徧行堂集》的著録，他曾至許焕齋中拜訪，晤對甚歡，許焕生辰時，金贈詩賀壽。康熙元年（壬寅1662）金堡到粤北丹霞山建寺，亦蒙許焕樂施。在江西期間，許焕與施閏章（1619—1683）也有往還。

邵蘭雪

邵蘭雪名點，生卒年未詳。光緒《蘇州府志》卷一一二《流寓二》記載：“邵點字蘭雪，本餘姚人，遷蘇州。少孤，事母孝。刻苦爲文，工書得虞褚法，畫似倪雲林。入都，遊太學。見知于柏鄉魏裔介，施閏章亦與之遊。五試不售。卒於京。”有《四可齋燕遊詩》。

王時敏信上説，邵點持有王翬的“大作卷册”，且對他有“裏言寄聞”，可見兩人相熟。檢《清暉閣贈貽尺牘》，有邵點給王翬的信劄兩通，其一曰：“弟自客歲落魄歸，日昏昏醉夢中，不自知顛倒作何狀。獨知己之思未嘗少易，每欲至秦川奉訪一傾積懷，聞駕嘗往來維揚毗陵間，輒恐不值而止……又接手教，恍若三秋。一見何快如之。但南兄返棹甚速，未獲少展茶話。相訂清秋必同駕至，握敘有期……”信無系年，“落魄歸”蓋指其“游太學”或是某次參加奉天鄉試之後回到江南。信中言及王翬彼時正“往來維揚毗陵間”，根據王翬的活動記録，當指他在揚州王永寧、李宗孔和毗陵唐氏等收藏家之間奔走的那段時間，亦即1660年代。因此，邵點的這封信寫於1660年代的可能性比較大。邵氏的另一信説：“别後舟子歸接手教，始慰心旌……日望改正小引匯録付梓。方欲鼓棹，昨荷尊公枉玉，喜之不勝。所改簡潔老到，庶不愧續貂……弟於武陵在望前准歸。望後即候駕臨以傾别話。”由是而知邵點將王翬引爲知交。

邵點與陳維崧友善，康熙七年秋他自京城歸返吴門時，陳有《賀新郎》相送：

易水嚴裝發。休回首、故人别酒，帝城高闕。九曲黄河迎馬首，淼淼龍宫堆雪。説不盡、天涯明月。君去故侯瓜可種，向西風、莫短衝冠髮。人世事，總毫末。

長州鹿走蘇台折。歎年少、當歌不醉，此非俊物。試到吴東門下問，可有吹簫人傑？有亦被、怒潮磨滅。來夜天街無酒伴，怕離鴻、叫得楓成血。亦歸耳，住何益。

金聖歎有七律《春感》八首，序云：“順治庚子正月，邵子蘭雪從都門歸，口述皇上見某批《才子書》，諭詞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等語。家兄長文具爲某道，某感而淚下，因北向叩首敬賦。”知邵點與金聖歎亦友好。

伊在

在王時敏晚年的友人中，我們發現有兩位“伊在”，一爲顧伊在（顧汧），一爲沈伊在（沈湄），都是長洲人。

顧汧（1646—1712），字伊在，號芝岩，康熙癸丑科（康熙十二年1673）二甲第一名進士，累官河南巡撫，禮部右侍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致仕後，在家鄉購顧月樵“自耕園”舊圃，擴建後改稱鳳池園。有詩集《鳳池園集》十六卷傳世。

从王時敏當時的交游情況分析，這個伊在是沈湄的可能性更大。沈湄生卒年未詳，是沈周（1427—1509）後人，於詩、畫均有造詣。吴偉業對其評價甚高：“金閶沈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機辨，一時傾其座人。畫學趙承旨，佈景設色超詣獨絶。詩亦沈煉有法度。問之則石田孫也。”此處之“石田孫”應理解爲沈周的嫡系後裔，因爲以年紀論，沈周的孙子即使清初仍然在世，也不可能年輕到被吴偉業稱作“生”。

沈湄曾於王鑑門下學畫，與王翬有同學之誼，王鑑謂此兩人“俱具靈心妙腕，相得甚歡、相益非淺”。王時敏也對他青眼有加，他們曾於赴揚州的途中邂逅，繼而把臂同遊，奉常公對他的風姿才情如此評價“: 余初交伊在，見其清標玉立，逸韻風生，泛湘澧之崇蘭，濯靈和之春柳，竊以爲英妙勝流。既知其工詩善畫，追蹤古人。擬隱侯之八詠，擅長康之三絶，又以爲風雅巨擘，然未能窺其奥也。頃余偶有維揚之行，滸關邂逅，幸與同途。方舟歡聚者累日夕，親見其盤礡點染，秀逸絶倫。及觀所著詩歌，盈溢緗帙，拔新領異，無一字作火食人語，意味蕭遠總似其畫與人。益不勝斂襟嘆服。”他還認爲沈湄的畫藝可與王翬比肩：“若伊在石谷筆精墨妙，塤箎競爽。”

信中王時敏托王翬帶話給他，語意似爲曾經委託沈湄轉讓他的某件（些）收藏，東西既已售出，而沈湄卻遲遲没有將款項送來，幾經催索亦未果，不得已而請王翬從中周旋。作爲相門之後、一位德高望重的鄉賢，因爲錢物而與這位後學晚輩弄得如此尷尬，也可見康熙初年江南文人普遍境遇之難堪。

沈湄與王翬友善。王翬曾作《仿右丞雪卷寒林圖》和《仿大癡卷》相贈，他有時會到蘇州探訪沈湄並一同侍弄丹青。

梅翁

梅翁是吴偉業（1609—1672）。他跟王時敏家族的關係歷來被認爲是非常密切的。兩家比鄰而居。王時敏的長子挺、次子撰、五子抃、七子攄都曾在其門下問學。吴偉業還曾爲王抃做媒。

順治二年（乙酉1645）秋，清軍逼近太倉城，吴偉業與王時敏一起經歷了生死存亡時刻，最終做出開城迎降的決定。據汪曾武《外家紀聞》記載：“清軍南征將至太倉，郡人倉皇奔走。吴梅村與太常商議曰：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負先帝之恩，終無完全之策。太常籌畫數晝夜，又與郡紳集議明倫堂。衆以太常原爲明之舊臣，代有顯貴，咸視太常爲進退。太常知時勢之不可回，涕泣語衆曰：余固大臣之後，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車之鑑。吾寧失一人之節，以救合城百姓。梅村相與大哭，聲震數里，衆亦感泣。議遂定。而清軍已至。遂與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門吊橋，顔公迎恩。”

順治十年癸巳（1653）三月十九，也即崇禎皇帝的忌辰，吴偉業録近作《新蒲緑》二首，王時敏爲補菖蒲古石於紙上。詩曰：“白髮禪僧到講堂，衲衣錫杖拜先皇。半杯松葉長陵飯，一炷沉煙寢廟香。有恨山川空歲改，無情鶯燕又春忙。欲知遺老傷心處，月下鐘樓照萬方。”（其一）“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東風長緑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剖肝義士沈滄海，嘗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祗應猿鶴與同哀。”（其二）其時距離二人出降已過去將近十個春秋，而詩畫中的故國之思和舊臣之愧，讀之仍然令人唏嘘。

子惠

從信中子惠的出行路線分析，他應是太倉人。同時代的太倉人名子惠者，很可能就是蘇崐生的徒弟顧子惠。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四十一《藝術》記載：“顧子惠，善音律。初，崐生至婁，珍其技，不輕授人。子惠偕其友施雲章竊聽之，盡記其點拍，退而習焉。已而謁蘇歌之。蘇驚曰：子從何處竊我歌耶。遂悉指授。然惟子惠能竊其妙，樂器亦無不精曉。後並通韻學，譜二變七聲之義。游京師有聲。”

惲壽平《甌香館集》中描繪了一幅他觀賞王翬作畫，顧子惠於一旁撥弄三弦的美好畫面，説明顧子惠與二人有往來：“春夜秉燭對酒，觀烏目山人製圖，灑墨如風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雲臣

雲臣姓顧，名見龍，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己酉1609），太倉人，後居虎丘。畫家，善山水禽鳥，又善仕女，康熙時與顧銘齊名，康熙十年（辛亥1671）在内廷擔任宫廷畫師。胡敬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奉旨所纂的《國朝院畫録》，將其録入“石渠未著録，曾入畫院，其姓氏散見志乘文集及譜録”中。王時敏曾爲作《序顧雲臣雜摹古繪粉本兼繪録名公題跋》，對他的畫藝和勤奮評價頗高。其曰：

余同里雲臣顧子姿性敏悟，幼有畫癖。顧耻爲習俗所囿，嬴縢履蹻，遠訪名宿而師事之，由是藝業日進。初猶以寫照名，亡何佛像人物、山水林木、宫室禽獸、花鳥蟲魚之屬，無不兼工並詣。四方纁幣日集於門。人但豔其品列精能獨步江左，豈知其窮日羅月、鉥心掐腎，攻苦有百倍尋常者。余嘗見其巨帙累累高可等身，凡生平所見古人圖繪，零星採摘，集爲粉本。凡諸佛菩薩、聖賢遺像，搜求甚備，莫之或遺。至若眉目慈威、各别耳目，長短異形、指臂屈伸異勢者分類。每件數十並羅一紙以盡衆態，餘物皆然。惟山水則李唐馬夏居多，蓋從己性所近也。

清代乾嘉至嘉道時期的畫史對其人物畫評價頗高，而山水則認爲不雅。

顧見龍與王時敏家的關係似頗密切。康熙五年，古董商陳定拜訪王時敏就通過他引介才得以見面。順治八年（辛卯1651）王抃喪妻，吴偉業爲牽線虞山孫氏之女，顧見龍曾代表王抃前往求親。

以上是這七通信劄中出現的人物，共十八位，我們已經逐一考釋完畢。如果把除了王掞以外的其餘十七位做一個大略的身份區分，則呈現出這樣的格局：勝朝世家遺脈和清代遺民，他們是王鑑、唐宇昭和趙士春，這幾位的祖上皆爲明代高官，本人在明朝或有官職、或有出身，入清則一概不仕。他們與王時敏的身世和經歷相近，是同類。吴偉業和許焕分别在明清兩朝取得出身，二人都是復社成員，且都入仕清朝。他們的身份與王時敏有些不同，但皆與他同里鄰居，一位是孩子們的業師，一位是姻親，都是與王時敏關係親近的好友。陸世儀是清初著名布衣文人、理學家，也是王時敏家的塾師和好友。此外邵點和周雲驤是仕途失意的文人，唐光、姜睿玉、沈湄和顧見龍是畫家，而蘇崐生、顧子惠和黄君則是昆曲藝人，社會地位相對低下。這些人物居住在太倉和周邊的州郡，屬於王時敏日常的友人圈子。王永寧和張應甲則是清初“南下”的北方人。前者是新朝貴戚，後者是世代交替時期“趁火打劫”的收藏家，他們以書畫爲媒與王時敏“結緣”，也因此給王時敏本人乃至太倉周邊舊有的文化圈帶來了新的刺激和不安的因素。

四、稿本信劄的文獻意義及整理

《七劄卷》的豐富内容，我們在引言和考釋部分已經做了介紹。以下，我們根據考釋這些信劄時的一些心得，討論一下信劄的歷史文獻意義及其整理方法。

中國歷代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詩文集，它們保存了很多藝術史的資料，如藝術家之間贈答的詩文、題畫詩、爲藝術家撰寫的傳記等。近三十年來，在汪世清先生的帶動下，廣泛地收集詩文集中的文獻資料，已經在藝術史研究領域漸成風氣。這類刻本書籍，很多已經掃描，可以檢索目録甚或全文，使用非常方便。但是，這類正式的文本通常不會對日常生活中的屑屑瑣瑣進行細緻的描述，即使涉及這類内容，通常也會雅化。因此，文集所收詩文，創作時就已有“修辭”的因素。若干年後編輯出版，還會進一步修改，這就使得文集呈現的情形常和現實有些距離。

藝術史學者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高居翰先生在其《畫家生涯》一書中指出，正式的文本常常不能爲研究中國藝術家的日常生活和創作情景提供有價值的資料。他寫道：“中國作者，不論過去的還是現代的，少有例外，都小心謹慎地避開討論這些問題，覺得如果承認它們是畫家十分關切的事務，便會貶低那位畫家的身份。經濟因素就是這樣被排除在記述畫家的文字以外，正如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説對性避而不談，作者對畫家們的日常生活有足夠的認識，但他們覺得在書中不便提及。關於這些問題的信息，必須從正式作品以外的零星材料——如信箋、日記、隨筆以及少有表露内情的題識之中重新發掘。”

在没有電話的時代，異地通訊主要借助可以跨越時空障礙的文字，信劄就成爲最爲珍貴的文獻。私人信劄的可貴之處，在於很多平素不宜在正式文本中談論的内容，在信劄中都可能有所涉及，它和日記確實能幫助我們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細節。譬如説，如果不是王永寧的名字反復出現在王時敏的信中，如果不是信劄顯示這位昔日的貴胄子弟忙着爲王永寧尋找和訓練廚師，我們不可能意識到王永寧的重要性，也不會根據這個線索，不斷追尋，最終發現他是清初重要的收藏家之一，並和王時敏、王翬等畫家有着密切的交往。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這裏强調的是稿本信劄的重要性。在古代許多文人的詩文集中，都有“書”或“書劄”的專門篇章收録作者寫給他人的信劄。許多歷史上的名劄正是通過刻本書籍保留下來，成爲重要的歷史文獻。但刻本書籍經常存在三個問題：一，作者或家屬、弟子編文集時，會考慮到有些信劄涉及敏感的政治内容和隱私是否應該公之於世。他們會删去一些他們認爲敏感的内容。二，有些報告生活瑣事的信劄，也會被認爲没有價值而不被收入。三，爲了節省版面，删減收録的信劄，最通常的現象就是掐頭去尾，將稱謂和署款中的頭銜、敬語、日期等删去。明末清初的文人周亮工編了《尺牘新抄》，所收當代人信劄甚多，但稱謂、署款、日期等都删掉了。而在判斷作者和收信人的關係、寫作時間方面，恰恰是這些被删内容最爲重要。古人寫信常把收信人的名字寫在信的結尾和寫信人署款之前，清人編輯傅山《霜紅龕集》時，收録了一封傅山寫給好友魏一鼇（號酒道人）的信，但删掉了傅山的署款（通常爲“弟山頓首”），信的最後三字就成了“酒道人”，很多研究傅山的人誤以爲“酒道人”就是傅山。

如果僅是删去稱謂、客套話、署款、日期，信的主要部分保留原狀，雖然會失去一些信息，還基本算是忠實原信。但由於寫信時和編文集時情勢的變化，編者删改了信劄的主要内容，有些實質性的信息就流失或發生了變化。例如，王翬的《清暉閣贈貽尺牘》輯録了《七劄卷》中四劄的部分内容，都經過大幅的編輯和删改。仔細對比兩者，我們發現，《七劄卷》裏所有談及王時敏支付王翬作畫酬勞的信息被悉數删去，顯然王翬不願讓人知道，恩師王時敏請他畫畫還支付潤筆。信劄内容經過重新編輯後，順序發生了變化，傳達的信息也産生了偏差。試做比對如下：

《清暉閣贈貽尺牘》收王時敏信劄其一云：“聞道駕歸自邗溝，喜爲狂舞。亟遣舟奉迎，謂旦晚必得聚首。乃接教似有遐心，致弟内愧色沮。竊意高情必不若是，或由是擺撥不迭，未遑爲境外之遊。且吾兄宿諾多，而獨徇弟請，行跡尤難。徘徊久之，不敢以隻字再瀆。然念吾兩人意氣相期、自足千古，今此暌離，忍不一執手乎？倘得暫紆清塵，爲旬日盤桓，兼索墨妙以娱老眼。弟雖身同蕈露，可無遺憾。未知能許我否？ ”

以上這段内容取自《七劄卷》的第三劄，删去的内容除了客氣話，還有兩個重要信息：一，王時敏請王翬來府上作畫需事先奉上潤筆（也許是訂金）。第三劄的原文是這樣的：“前聞道駕歸自邗溝，喜爲狂舞。亟遣舟奉迎，謂旦晚必得聚首。乃人回接手劄，則以尊體偶隙爲辭，並芹將亦不見納，似若有遐心者，令弟内愧色沮。”其中“並芹”一句顯然是被刻意删去。二，王翬爲王鑑、趙士春祝壽所作大畫的部分被删去。如果僅讀《清暉閣贈貽尺牘》收入的這封删減過的信，我們不會發現王鑑生年傳統説法的可疑之處，也就不會去考訂王鑑生年的錯誤。

《清暉閣贈貽尺牘》收王時敏信劄其二云：“讀來教知聚首有期，可樂殘景。窮冬短晷，駛如隙駒，數日留連已足稱奇遘矣。清河君遣人來問關仝真跡、大年湖莊清夏圖，云不惜重購。弟未忍輕棄，婉言辭之。但此跡藏之甚秘，外人何以聞之。窮子漸成孤露，惟此衣珠永以爲寶，其忍使罔象得聞之耶。梅村翁長歌附覽，渠即手書以贈。承賜秧履紅燭，用以暖歲寒、照四壁，拜惠良多。”

以上這段在《清暉閣贈貽尺牘》中刻印成一劄，但對比《七劄卷》，知其爲第二、六劄合併而來。清河君是張仙三（又作先三，即張應甲），先三祖上由北宋南直隸清河縣遷至山東漕汶，清河是其郡望，故此處以清河君代指張應甲。張應甲求購關仝和趙大年畫作之事，王時敏在《七劄卷》第二劄和第六劄中分别提到：“張仙三向在金沙，近復遣人來問關仝真跡，云不惜重購”（第二劄），“張先三頃有字至，欲得湖莊清夏圖”（第六劄），而梅村翁爲作長歌一事也是第六劄的内容。由此可知，王翬將這兩封信中他需要展現的内容合併爲一劄刻在集中。一些人名也被更改，例如將“梅翁”改作“梅村翁”，“張先三”變爲“清河君”。王翬可能怕不知情的人或以後的讀者不知道“梅翁”即是大名鼎鼎的吴偉業，所以把“梅翁”改爲“梅村翁”。張應甲有收藏印文曰：“膠西張應甲先三氏珍藏書畫印”，用“膠西”而不用“清河”。張應甲的父親張若麒曾仕明、仕李自成、仕清，在官場上的名聲並不好。故王翬隱其名，改爲清河君。而晚明昆山書畫鑑賞家張丑曾著《清河書畫舫》，是一部聲譽很好的書畫著録，“清河君”或能讓人聯想到昆山張氏。這一顯一隱，展現出王翬在人際關係上的細心和精明。

《清暉閣贈貽尺牘》收王時敏信劄其三云：“孝逸歸，云晤兩令，似知潤州有翰使相促。雖得金石之信必無轉移，而敦趣甚迫，恐難自堅。迴還寸心不覺如搗。頃修一緘致江上，求暫假兩月，或當矜許。倘其使未行，即以付之。許堯老從北歸，云友人攜鹿脯帖至都，有軒冕精於鑑賞者一見歎絶，深以未得先購爲憾。幸飛棹來面談也。”

以上談及《鹿脯帖》一事，與王時敏在《七劄卷》之五中所談相合，只不過原信中的“長翁”（即王永寧）被替换成“友人”。吴三桂起事後，江南曾和王永寧有過交往的文人，都避免在文字中提及王永寧。王翬將“長翁”改爲友人，並在他編的尺牘集中删去王永寧的名字，可以理解。比較奇怪的是，第五劄裏關於王時敏寫信請求唐宇昭父子延緩邀請王翬到府上的内容，所有有關人物都發生了轉换。《清暉閣贈貽尺牘》中從虞山返回婁東的是“孝逸”（即周雲驤），邀請王翬前去的是笪重光（潤州和江上都指代笪重光），而第五劄裏從虞山回到婁東的則是王時敏的畫家朋友姜睿玉，邀請王翬去府中做客的是唐宇昭父子。事件相同，但人物卻不同。難道王時敏另有致王翬一劄？還是爲了炫耀動了手腳？

概言之，《清暉閣贈貽尺牘》所收王時敏致王翬信劄，都已被大幅删減，這固然有節省刻資的考慮，但也帶有隱匿某些信息的動機。

存世稿本信劄雖然在裝裱後會改變外觀（如寫在一張張紙上的信劄被裱成了册頁和手卷），但總的來説，它們保留了原始的信劄文本，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王時敏和王翬之間的交往一直是美術史界的熱門話題，《七劄卷》正可爲重新審視二人關係的“原貌”提供最直接的資料。如果研究者以爲《清暉閣贈貽尺牘》是王翬所編，因此可信，那就很可能被删改過的文本所誤導。

不過，我們無意貶低刻本信劄的文獻價值。由於很多刻本書籍中所收信劄的原稿失佚不傳，書中的信劄已經成爲傳世唯一的本子，彌足珍貴。我們只是希望人們在使用刻本信劄時，對被删改的可能性保持警惕。

稿本信劄的重要性毋庸贅言。但是要利用這部分資料，首先需作正確的釋讀。在明清尺牘中，王時敏的書跡不算難讀，但也有少數地方費些思量。比如説，草書的“復”字和“後”字的寫法很接近，在有些上下文中，兩者替换後，雖會引起歧義，卻依然讀得通。判斷這類字時，我們會在文中找出數個“後”和“復”字，在那些上下文決定了兩者不可替换之處，找到不可替换的字，以它的寫法爲參照，釋讀那些看起來模棱兩可的字。在某上下文中，兩種釋讀都能讀通，但實際上應該只有一種正確的釋讀。對寫信人來説，他寫那個字的時候，只有一個想法，我們要努力找到符合作者原意的正確釋讀。

在明清信劄中，我們還會不時見到異體字的草寫（這在王時敏的信劄中並不明顯）。一個可行的方法，便是將異體楷書化，然後尋找正確的解讀。大多數異體字在《中華大字典》《漢語大字典》或日本諸橋徹次編的《大漢和辭典》中都能找到答案。有些異體字，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最好保持原型録入釋文，給其他讀者一個重新釋讀這個異體字的機會，而不是簡單地轉换成我們以爲的它的正體字。

瞭解一個字的多種書寫方式，對釋讀很有幫助。在閲讀文獻時，對他人釋文中容易訛誤的地方保持警惕，也很重要。我們在研究張先三時，找到了他的父親張若麒爲嶗山修真庵撰寫的一塊碑，碑文的年款被一些學者釋爲“甲戌”，和張若麒的仕宦經歷發生牴牾。我們從“庚”的異體書寫出發，判斷是釋讀者把“庚”看作“甲”，這是碑石殘破或拓本不精導致的誤讀。這雖然不是信劄釋讀中的問題，但對研究信劄也有啓發，因爲釋讀一些殘破的信劄或塗改過的信稿，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

信劄寫作時間的考訂是釋讀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古人寫信，如收信人同住一地，專足遞送，當天可達，通常不寫日期。異地信劄，距離近的，僅寫日，無月份，有時有月有日，寫明年份的極少。考訂書寫時間，有借助外證和内文互證兩種方法。借助外證的例子是，根據《清暉贈言》所録吴偉業爲王翬作長歌的題跋日期，考訂出第五劄的書寫時間。内文互證的例子是，我們從第三劄提到王翬在冬日爲王鑑、趙士春作大畫祝壽，做出此劄應書於康熙丁未冬的判斷。這裏固然借助了趙士春的文集這一外證，但是，如果不是信劄中提到王翬爲王鑑作“壽圖”，爲趙士春作“大幛”，兩者互證，我們不會去查閲趙士春的文集。這是内證、外證並用的例子。

《七劄卷》中的人物，除了“黄生”，我們都已考出。由於大多數人都出現在王時敏及其友人的題跋、詩文、地方志等文獻中，考證工作並不算困難。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信中對王鑑的稱呼“炤翁”（即“照翁”）。古人通常在他人的字或號的第一字後加“翁”“丈”“老”“兄”等尊稱，如稱吴偉業（梅村）爲“梅翁”，陸世儀（桴亭）爲“桴老”等等。但王時敏獨獨稱王鑑（圓照）爲“照翁”。王鑑的字原爲“玄照”，1662年後，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改爲“圓照”或“元照”，王時敏等大概不習慣稱之爲“圓翁”，就以“照翁”稱之。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

在考證地名時，可能引起誤導的是“金沙”。中國以金沙爲名的地方很多，利用百度和“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出現的“金沙”太多，難以判斷。在《中國地名大辭典》中，“金沙”詞條稱此爲南通的一個小鎮。李鑄晉先生的《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一書，就是採用了這個詞條，結果未能查出趙孟頫的名畫《鵲華秋色》在清初曾經一個重要的文化人物收藏。雖説，南通離太倉不遠，我們總覺得不甚妥當。我們在清初江南文人的文集中發現，他們所説的金沙是指江蘇金壇。清代中期的大文字學家段玉裁（1735—1815）就是金壇人，人稱段金沙。金壇離武進（今常州）、揚州很近，是江南重要的收藏家聚集之地。對於金壇及其附近的人來説，金壇别名金沙是常識，但於我們而言，找出金沙爲金壇，卻不那麽容易。這一發現，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太倉王氏和武進、金壇地區文人的關係。

當我們開始整理《七劄卷》的時候，還没有可以檢索的資料庫，我們基本依靠圖書館所藏古籍來做考訂工作。陳智超先生在整理明代方用彬親友致方氏的信劄時，就曾强調要儘量利用古籍整理的成果。我們的研究工作也對重印古籍多有倚重。吴偉業曾代表王時敏和王鑑這兩個出身太倉望族的畫家寫過一篇《王母徐太夫人壽序》，這篇壽序對研究王永寧的身世極爲重要，因爲清初其他的記載多類野史、傳奇，可信度一直是個問題，這篇正式的文字坐實了王永寧的父親和吴三桂指腹爲婚的傳説。吴偉業的壽序僅存於《梅村家藏稿》中，吴偉業生前並没有出版這部稿子。如果不是《吴梅村全集》的編輯整理者查閲了多種吴偉業的文集，把這篇壽序收進了《吴梅村全集》，我們很可能會忽略這條瞭解王永寧身世最爲重要的文獻。今天，“中國基本古籍庫”已經收録了《梅村家藏稿》，檢索也很方便。但是，如果我們没有在王時敏的信劄中發現這個線索，我們會去讀吴偉業文集中的這篇壽序嗎？即使讀了，我們會瞭解其中包含的信息嗎？這也再次説明了信劄的歷史文獻意義。

限於水準，我們的考釋一定還存在着錯誤，我們在文中附上王時敏致王翬七通信劄的全圖，請有心的讀者校核指正。

本文原載於《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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