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文攻、武卫”设路卡-

 红色经典原创

      1966年8月18日伟大统帅毛泽东身穿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跟前排的人群象征性的握手之时，“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响起，震耳欲聋。金水桥上的毛泽东和他百万之众的红卫兵，一起开创了一个在他们看来亘古难有的伟大时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一起创造了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成为中国人民称呼毛之前必须冠之的副词。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师大附属女中的一个学生把一个红卫兵臂章，颤颤巍巍地戴在了毛泽东的左臂之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这位随即改名“宋要武”的红卫兵，她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在毛泽东鼓励她“要武”之前，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学生，在8月5日带头将北师大女中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

      伟大统帅毛泽东最高指示: “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毛夫人文革旗手江青有懿旨，叫做“文攻武卫”。其意是叫阵骂街时候带着武器，骂够了再动武！那时候要学习雷锋精神，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严酷无情。所以，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因为立场观点不一致就能成为仇人，甚至也会大打出手。

      先是殴打牛鬼蛇神，再是殴打走资派，然后就是“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武斗的方式有双方摆开阵势真刀实枪的厮杀；还有一派设路卡拦截敌对势力人员进行殴打。

      那时候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保皇派”；一派是“造反派”，这两派势不两立如同仇敌，但是还是有共同点都是忠于毛主席。但那时候决不允许逃避运动的逍遥派，每个人必在两派之中居其一。

      两派之间“文斗”挺有意思，那时候零售行业属于天津市第二商业局（这是效法苏联），二商局在文革时候 “保皇”组织叫做“二商局毛泽东思想革命联合大队”简称“二商革联”；“造反”叫做“二商局红色造反联合大队”简称“二商红联”。

       一次在百货部门口见到两位女售货员一起卖货，二人好似冤家仇敌。她们俩人一个加入“二商革联”；一个加入“二商红联”，她们之间斗嘴谩骂。那个加入“二商红联”的售货员说那个人是“二傻革联”，并且自导自演装疯卖傻，自己装扮作是“二傻革联”以丑化对方。那时候街上的大字报也把“二商革联”称作“二傻革联”，其实“二傻”是由“二商”而来，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只要是二商局的职工都是“二傻”，“二商红联”同样可被称作“二傻红联”，这些人确实都挺二！

      两派之间的武斗很暴烈，因为红色政权的开山鼻祖革命导师列宁说过：“暴力是产生新制度的助产婆”，伟大领袖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设路卡拦截对立面人员是武斗的另一种形式，其危害远远超过刀枪对阵的厮杀，路上行走的行人应属于无辜平民，不应受到伤害。但那时候属于“全民皆兵处处是战场”的革命时代，要的是“天下大乱”的大好革命形势，所以暴力斗争无所不在。天津市的“保皇派”、“造反派”都曾经设路卡盘查拦截对立面组织，抓获对立面人员轻则施以拳脚，重则皮鞭棍棒伺候。

     一次造反组织“大联筹”在天津东站一带布置了大量兵将，拦截过路的“保皇派”组织人员。东站一带是属于天津市的交通枢纽，那时候是重要的战略要地。                      

      我舅舅在河北区一带的工厂上班，当他下班到了东站被一群手持棍棒的武装人员拦住，问他是加入哪个组织，他回答是加入了造反组织，那些人叫他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李雪峰！”于是他就呼了口号，那些人见他是自己人于是放行。据他讲：那些“保皇派”被抓后被扇耳光，有的被用棍棒、皮鞭殴打。

        我姨夫也是加入造反组织，他的弟弟在轧钢四厂上班，按当时说法属于善于溜须拍马的人，所以加入了“保皇派”组织“新冶金战斗兵团”家住在东站地道外，下班时候见前方发生敌情，于是调头就跑，饶唐口地道回家，免遭毒打。

      当时那些“保皇派”不会在“造反派”拦截时候“背弃信仰”，而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李雪峰！”，革命者就要听毛主席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立场坚定，宁可当烈士，决不当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