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份 | 春华时节不见春华

岁岁年年，油菜花黄

江汉的春天如白驹过隙，上周末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掠过桃红梨白以及落英缤纷的油菜花，我回到沙洋故地。

下午到了畜牧场。外甥说，春华精神病又犯了，住院去了。菜花黄，人癫狂。这样的季节他容易犯病。

春华姓彭，他远远不止只是我的发小。我俩出生后就常常被母亲们抱在一起玩耍，一起学走路，一起玩泥巴，一起躲猫猫，一起戏水，一起逃课。

1971年的早春二月，春华、黑皮还有我三人，各自带着父母给的1元钱，相约到场部小学去报名。他俩顺利地报上了名，但我因要到三月才满7岁，负责报名的陈老师要我“明年再来”。我急得要放声大哭……这时，春华跟陈老师说：“他都会写自己的名字呢，怎么不让他上学？” 陈老师就让我写自己的名字。虽然我的名字笔画较多，我还是顺利写出来了。陈老师笑了，说，行。我破涕为笑，感激地看着春华。

我们两家关系甚好。父亲在农场中队做记工员，春华的父亲任生产组长。他们经常相互串门，商量生产安排或拉拉家常。哪家有了一样好菜，母亲们也会分点送到对方家里。我和春华更是经常到对方家中玩乐。每每晚上，家里人要找乐不思蜀游玩的孩子，找到了我，就一定找得到他，反之亦然。颇有些“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意思。

沙洋农场畜牧场一角

到了男孩调皮的年龄段时，我身上野性、胆大的气质就冒了出来，几乎成了无法无天的孩子王。春华，就成了总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兄弟。他虽从不惹祸，却不能保证别的孩子因为不敢惹我，而故意去欺负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次他起床晚了，就落了单，没有与我一同上学。上学路上，他被同队同班的余忠祥打了耳光。我知道余是冲我来的，因为我公开宣布：谁如果跟余忠祥一起玩，我们就会打谁。知道春华被欺负后，放学后，我带着春华、黑皮还有一帮孩子守在路口，等着忠祥，实施报复。我们人多势众，忠祥不敢反抗，这时我要春华上去打他一耳光。春华懦懦然，低着头走开了。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开门办学”，让孩子们到各中队干农活。那天我们在六队棉田摘棉玲虫，春华钻过几垄棉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黑皮在告诉别人你爸爸的名字。”我一听头就炸了，觉得受到了侮辱，更是觉得朋友的背叛，抄起一根木棒，就往黑皮那里跑。途中，被教导主任高树起拦住了。我高声叫骂黑皮，黑皮不明就里地过来了。我抡起木棒就打。没打着黑皮，倒把高老师的手臂给打了。这个祸闯得大哟，学校在大会上宣布，给我“记大过”处分，还在校园墙壁上白纸黑字地贴出来。那几天，春华几乎与我形影不离，无声地陪着我，仿佛这祸是他闯下的，还甚至拉着黑皮一起陪着我。

那个年代，学习成绩好坏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知道高中谁都上不了。所以对于成绩，我们自己、同学、老师、家长，谁也不会在意。而国家政局的变动，总是能最深刻地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就如一阵风，总能卷起最卑微的尘埃，不知飘向哪个角落。突然间，消息传来：我们能靠考试上高中了，甚至能考大学了。1978年，初二时我们分了快慢班，春华的学习成绩一直平平淡淡，不出意外地去了慢班，而我去了快班。这是我俩第一次不同班、不在一起读书了。谁知道呢？同一株树上的枝芽，第一次在这里分杈了。遵循着简单的生存法则，我们各自朝着天空和大地，寻找阳光雨露，伸向不同的方向。

沙洋农场畜牧场一角

我考上高中那年的年底，15岁的春华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砖厂做坯砖。春夏的一个周末，我到二队砖厂找他玩。他正在和砖泥，把砖泥砸进砖模里做砖坯，忙得黑汗水流。我试做了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他告诉我，这样每做一个月就能有16元钱的工资。

我上大学那年，场里在六队组建了一支机耕收割队，春华也调到这里，做了一名收割机手。放假回去，他很高兴，自豪地带我去看他驾驶的联合收割机。他那么小的个子，居然能驾驭那么大个的家伙。父亲说，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春华常到我家来，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回来，还经常帮我父母做些家务，“就像是杨家的儿子一样。”在我父亲的张罗下，春华从毗邻的天门农村娶来了一名女子。次年，他就添了女儿。

大学快毕业那年，父亲来信说，春华得了精神病，“疯了”。我听了心一沉。我以为这种病是遗传的，因为此前他父亲因长期受难，抑郁而疯。但总得有什么事儿诱发吧？春华的性格平和，随遇而安。在单位报到后，我即刻赶回沙洋。刚到家坐稳，春华就推我家门进来了，笑呵呵的。我当时有一点儿发懵，不解地朝父亲望了一眼。父亲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也装着不知道情况一样，跟春华如常般递烟聊天。其间，我并未感到眼前的春华跟我印象中的春华有什么异样，只是话儿少了。事后，父亲说，他时好时坏，也不是总犯病。

我问父亲，春华到底怎么得了这病？父亲说，有天上午，场部领导要检查机耕收割队演习“练兵”。练兵结束时，集体列队听领导讲话。场领导在讲话时，专门表扬“彭春华同志工作态度认真、技术熟练”，要求大家“向他学习”，全队一起为他鼓掌。春华当时脸蹩得痛红，之后大笑。大家就感到不对劲了，他失常了，精神失常了。我想，这大概是春华人生第一次被人称作“同志”，也是人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被领导表扬。我心里泛起悲凉：这不就是“范进中举”活生生的翻版吗？

其后多少年，我每年都回沙洋若干次，总要与春华见面，从未感到他有什么精神疾病。外甥说：“他跟你在一起时，就正常了，真是奇怪。”

大概在2005年的暑假，春华那时又调回二队了，但基本上不上班了。我带着儿子回沙洋，专门到二队去看看。我来到春华家，房门敞开，室内幽暗。我叫了一声，春华在家。我们如往常般聊天，当告诉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时，他脸上泛起了光泽，眼神也很灵动。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说：这就是我常常跟你讲起的杨伯伯。不知为何，他女儿当时突然抽泣流泪了，抹着泪水迅速转身跑回她的房间。

荒废处，野草闲花亦动人

断断续续地，我俩每年总得至少见上一面，他的话越来越少，也难以找到共同话题可以说说。我很多次想邀他跟我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临了他总是没来。2013年，我听说春华的妻子患了癌症，还没来得及回沙洋看望一下，他妻子就殁了。次年11月，我休假十多天，回沙洋看望父辈的老人们。在看望春华近九十岁的老母亲时，春华急冲冲地赶到他母亲那里，陪着我。他母亲说，春华平时就跟她一起住，儿媳没了，孙女大学毕业后在大悟工作，现在她就与春华相依为命了。春华在旁几乎不发一声，只是静静地微笑地看着我。临走时，他忽然问我：“你下午干什么？” 我说去三队看望冯立新的老父亲，一位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排长。下午看望老人后，临近黄昏，我骑着电动车返回场部，却见春华一个人站在三队路口。到他面前，我笑着问他：“是等我吗？”他只是呵呵，也不做声。我想推着电动车跟他一起走走，他却一个劲儿推着我的车，说“你走你走。” 回到场部，外甥说，春华一个下午就在场部至三队的路上反复来回行走，“其实就是想等着看看你。”我回头往那条路上望去，只见春华孤独地踌躇着，身影若一老者，夕阳余晖映衬着他，宛若一幅剪影。

而今年的春日，不见春华。我第一次切实地知道：此时他正在不远处的精神病院里。我不忍在精神病院看到他。我想他也不希望我看到他犯病。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谨慎地回避着年少时的苦难经历，也小心翼翼回避着病痛的话题，俨然我们一直是平顺的，一直是幸福的。人生如寄，生而多艰。我希望春华无论在不在病中，都能有这样的感受，都能如此想。倘如此，那就好。

能这样想想，不也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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