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他们的选择，让人肃然起敬
张大千（左一）（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著名画家，书法家，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这时，突然一辆汽车飞速驶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长须飘飘，仙风道骨。
一见到张大千，飞机上有一个人又喜又忧，这个人叫杭立武，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杭立武为什么要又喜又忧呢？因为喜的是张大千乃一代宗师，如果跟着他去台湾，意义重大。
忧的是当时飞机已经坐满了，勉强再塞下一个人已经是很困难了，更何况张大千还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
张大千此时也看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怎么办？要知道，这些壁画可是无价的国宝，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要是丢掉了，无疑将悔恨终生！
可是，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政府大员，连他们的行李也都是简之再简，不可能再让他们舍弃掉珍贵物品来装这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壁画。
就在为难之际，杭立武当机立断，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出来。
他对张大千说：“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现在把它们都扔下去，用来装这些壁画。但是，我有言在先，到了台北后，这些壁画不再属于你一个人，而是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动手。”
张大千思索了片刻，也只好同意了。于是，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壁画被装上了飞机，而杭立武的全部家当，被扔在了机场，随风飘逝。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官至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家当中肯定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对他个人，对他的家庭，都意义重大。然而，他却选择了那些跟他没什么关系的壁画。这样的选择，怎能不让人感佩？
因为在杭立武的眼中，文物比财富更重要。
那么，有没有比文物更重要的呢？有的。
就在一年前，1948年12月17日，北京某机场，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保姆小侉奶奶，带着一大堆珍贵书籍、字画等文物出现在了机场。
因为傅汉思是美国人，他联系到了美国军方的要人，准许他们可以搭乘飞机回到美国。
可惜，这架飞机同样已经坐满了。机长望着他们三个人和一大堆行李，摇了摇头说，最多只能上三个人，行李留下；或是上两个人加行李，一个人留下。
傅汉思争辩了半天，也没能让机长松口，只好把张充和叫到一边，小声跟她商量，是否可以把保姆小侉奶奶先留下。
反正她也不是什么汉奸反动派，政府不会为难她，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接她也不迟。
不过，张充和也知道当时的处境，所以没让丈夫为难太久，毅然提出来说：“如果小侉奶奶和我们的行李只能选一样，我选择小侉奶奶。”
傅汉思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知道这些文物对妻子是多么的重要，甚至比她的命还重，然而现在她却选择了放弃。
他还想再劝劝妻子，但张充和没有再啰嗦，拉着小侉奶奶就登上了飞机，任由那些曾是她的心头肉的珍贵文物散落在冰冷的地上。
后来，张充和回忆说：“小侉奶奶出身很苦，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至于那些字画，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能比小侉奶奶还重要。”
小侉奶奶在美国去世后，张充和亲自为她举办葬礼，用心极诚。
跟杭立武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让我再一次受到了震动。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发生过无数生离死别。一个人做任何选择，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没有权利去置喙。
如果张充和选择了那些珍贵的文物，也无可厚非。当时有不少著名的大文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张充和却选择了小侉奶奶。
因为在张充和的眼中，感情比文物更重要。
人的一生会做出很多选择，有的容易，有的困难，局外人往往很难去评价。
但总有一些选择能让人肃然起敬。比如杭立武的选择，比如张充和的选择。
—延伸阅读—
194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扎根于港台，而是远走欧美，终生再没有回到故乡，张大千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
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
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思想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做大报告。”
谢稚柳是大千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一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经济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上。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
张大千自述：20世纪50年代初，他旅居印度大吉岭，曾接到齐白石由香港友人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先是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一个‘然而’大转弯，齐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两张画给我，问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设法卖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张大千阅信后，“赶紧请香港的朋友代我汇一百美金给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见《张大千的世界》）。
齐白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画家了。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
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一房如此，其他两房也不少。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人祸”更是惨重，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信中开列了一大篇食品清单，这是不足为奇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封信中，张大千破天荒地也开列了一张他在巴西的家庭收支的清单。清单中的收入是卖画所得万余美金（约合人民币三万元）加上儿子保罗经营的果园收入四五千美金，支出是一大家十四人的生活费用。
且不说张大千的卖画所得是否打下埋伏（据悉，张氏精品按当时的行情，一幅至少上千美金），即使按卖画年收入万余美金来计算，当时在国内是绝不可能有此收入的。至于张大千在信中所说“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云云，则有点“叹苦经”了，叹“大有大的难处”，是怕老家亲友认为他在海外发了洋财，狮子大开口，要钱要物。
闲话少说，一篇食品清单，一篇收支清单，两相对照，很能说明他不能回大陆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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