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入刑：高考背后的“峻法” ——《刑法修正案（九）》新规速览
“考上普通本科给4万，考上重点本科给8万”，在如此利诱之下，张某成了“枪手”，在上午的语文考试中他蒙混过关，而在数学考试中被监考老师当场抓获，因其有如实供述等坦白情节，法院判其代替考试罪，免予刑事处罚。时至今日，又逢高考。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仅去年高考期间就有24起案件涉及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帮助作弊以及替考作弊行为，涉案人员包括考生及其家长、教育机构以及社会无业人员，其中雇人替考、滥用职权组织作弊的行为居多。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现代考试作弊呈现出技术先进、群体广泛、手段隐蔽、链条复杂的特点。国家级考试中各种作弊行为多有发生，而传统的多部门、多维度、多位阶的法律规制存在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将几种考试作弊行为纳入刑法，对打击考试作弊，整顿不良风气有明显作用。
国家考试中的“枪手”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泄题门”，成为《刑法修正案（九）》将作弊纳入刑法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考试作弊案件，涉案考生达600余人。
在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的首日，就有人称，英语科目的考题及答案已泄露，经核实，确与考试题目一致。湖北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督办下迅速侦破此案，办案专员于某大学附近的酒店中，将正在通过无线电设备发送答案的王某当场抓获，随后根据供述，查清证据，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等抓获。通过调查相关信息，查明试题泄露源头，打掉李某、王某在内的考试舞弊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二十余人，并收缴无线发射器等作弊器材。
据查明，该案件系由李某最先获得部分考试答案，组织“培训”予以推广；而胡某参加该“培训”后将答案传递给王某团伙；王某获得考试答案后立即传送给下游梁某团伙，梁某即提供给相关考生，王某本人于考试当天也利用无线电发送设备，向考场内的考生发送答案。
“湖北组织考试作弊案”的流程经过
该犯罪团伙组织明确，结构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形成窃题、解题、售题、传播、替考的完整作案链条。该案基本覆盖《刑法修正案（九）》所有涉及考试作弊的相关罪名，因此具有社会影响力及司法指导性。
《刑法修正案（九）》：将“枪口”对准“枪手”
在此修正案通过前，对于考试作弊相关行为的规制存在如上所述的多部门、多维度、多位阶的问题，因此可能存在下列问题：
上下位法之间存在冲突，下位法不当扩大上位法的规制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其第79条列举的考生作弊行为除兜底条款外，包括非法获取考试试题及答案、携带或使用作弊器材、抄袭、替考四种具体情形。而2012年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5至第9条认为考生作弊行为包括考试违纪、考试作弊、推定作弊三种，如该部门规章第6条规定的“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第7条规定的“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与《教育法》中规定的行为类型不符，有扩大处罚范围之嫌。此外，前者对于作弊考生的处罚规定中的一项为“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但是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九条中被扩大为“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一至三年的处理”，同样存在扩大处罚的情形。显然前者为法律，属上位法；后者是属于下位法的部门规章，在处罚范围与方式上却已超过前者的设定。
不同法律法规错综复杂，在适用上出现互相推诿或重复评价的问题。以上两部法律法规均规定有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适用《刑法》的情形，除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可作为处罚主体外，还包括公安部门及司法部门。此外，针对不同考试，可适用的法律法规也盘根错节，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赋予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行政处罚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也可作为处罚主体，涉及考试作弊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掣肘，处罚不一，单纯依赖行政处罚显然不力。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作弊纳入刑法，呈现以下特点：
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帮助作弊以及替考作弊行为纳入刑法处罚范畴。在刑法第284条后增加相关规定，前四种行为最高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替考作弊可处拘役、管制。因此，对于在考试中常见的几种作弊行为，刑法已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据以定罪量刑，长期以来存在处罚畸轻的问题也得到缓解。
“诚信考试”宣传画
对与考试作弊有关的行为的加大惩处力度，对于考试作弊的防治从各环节入手。与传统作弊手法不同，现代考试作弊呈现明显的链条化与产业化。因此在刑法修订过程中，考虑到个人信息的泄露，伪造及编造身份证明，非法生产、销售窃听设备等都可能成为考试作弊的中间环节，因此修改刑法第253条之一以加重对非法出售、提供或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于刑法第280条后增加一条，以作为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替考行为的处罚措施；修改刑法第283条，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等作弊器材的行为的惩处力度等。
在国家教育考试中实行作弊有关等行为，侵害国家考试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性，刑法规定相关罪名旨在保障与考试有关的公平秩序、平等权利，这是对于以行政手段处罚考试作弊的历史性突破，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妥善解决：
关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界定问题。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目前不足二十种，常见的有高考、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执业医师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教师资格考试等。而大学英语四、六级则属于部门规章规定的考试，不在此列，但是否在该考试中作弊就不构成犯罪值得商榷。《刑法修正案（九）》的二审草案将“国家规定的考试”改为“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极大限缩处罚范围，对于某些重大、关键的考试可能存在无法适用的问题。
关于想象竞合与数罪并罚的区分问题。例如“组织”一词在刑法中屡见不鲜，在不同条文的表述中可能有领导、指挥、策划、招募、安排、控制等多层含义，不同罪名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也有所差别。由于组织考试作弊趋于规模化、产业化，中间环节涉及到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例如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上述的多种情形。厘清有关“考试作弊”的行为，需要分清行为侵害的法益类型，查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刑法修正案（九）》为司法实务中处理“考试作弊”犯罪既提供根据，又在罪数形态方面设置了门槛。
杜绝作弊，诚信考试应该为全社会共同呼吁
“考试作弊”入刑的意义如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所说的，该新规定表明国家法律为了维护社会诚信，依法惩治失信、背信行为，对替考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但考试作弊行为因利润收益大、作案成本低、查获几率小等原因屡禁不止。
高考在即，打好反作弊的攻坚战，不仅是对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合理解释、精准适用、严格执行；更需公安司法、教育机构、监督机构、高等院校及考生多位一体的层层把关，整顿纪律，澄清考风；最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行，形成严格自律、诚信守法、风清气正的人才选拔环境。（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