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人为知的“第二次长征”？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肤施。史载，当时欢迎的人群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口，锣鼓、唢呐齐鸣，毛泽东衣着简朴，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走进了肤施城。

延安宝塔山。图|图虫创意

“肤施”就是延安。

“西安事变”后，原来占据肤施城的东北军撤出，中共中央进驻，取原延安府名，改肤施县为延安市。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1月的陕北大地，天寒地冻，但当年的毛泽东，心情应该是颇为舒畅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之前艰难岁月，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很多人都以为，当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胜利到达延安”，其实不然，从长征胜利到进驻延安的中间，中共中央和红军还经历了一年多异常凶险的时光。几近山穷水尽，最终柳暗花明。

今天，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当时，在各方力量激烈博弈之际，走错一步，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能够保持正确的航向？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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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甘肃省会宁县红军会师广场上的红军会师纪念雕像。图|IC photo

此前，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年的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中共中央却被迫谋划要开始一次新的长征。

1936年11月8日，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正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一是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二是中央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

徐向前后来在《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一书中，详细记录了“第二次长征”的计划：

“……第三，（红军造船准备东渡入晋）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全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第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作战新计划》中所言“与蒋阎之妥协”，是指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政府在上海的秘密接触谈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记载：“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蒋介石一边派人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一边调遣重兵在西北地区企图“剿灭”陕甘根据地和红军，意欲政治、军事双管齐下，迫使共产党和红军就范。

中共中央发出《作战新计划》之前，红军正在执行占领宁夏、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计划，在渡黄河时被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部突入，截为两段。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行军；而留在黄河东岸的红军主力，也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

蒋介石顿时感觉胜券在握，针对正在上海进行的秘密谈判，开出了羞辱性的条件。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第二次长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为了生存，再危险再苦难，红军也得拼死一战。

根据《作战新计划》，除西路军外，其余红军主力将用一到两年的时间，突围转战华北和中原，经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再打回陕南，回到陕北。这无疑是一次极其凶险的长途征战。

在此前的长征中，红军主要是在远离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心的西南、西北作战，主要对手是军阀部队，尚付出了惨烈的牺牲，例如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时有八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七千余人。

而根据《作战新计划》，红军主力突围方向是蒋介石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面对的敌人是精锐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势必会付出比长征更为惨烈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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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敌环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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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红军长征一结束，就在为扩大生存空间而四处谋求突围之道。

陕北地域广阔但土地贫瘠，无法养活一支大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这一矛盾更加尖锐。

甘肃宕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前的雕塑。图|图虫创意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中央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彭德怀也给我发过一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约八十万，而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才四十余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

除了贫瘠的土地，红军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强敌环伺：中央红军初到时，陕甘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北部有西北军井岳秀师和高桂滋师，东边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西边是凶悍的“马家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此前一直在外地与红军分散作战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合围过来，虎视眈眈，獠牙森森。

今日翻阅《毛泽东年谱》1936年这个时间段的记载，能够读出当年重压之下何处可去的焦虑，在毛泽东的电文中，多处出现“猛烈扩大红军”，“猛烈”二字，足见当年的紧张局势。

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尚在长征时，红一方面军一边发动群众、“猛烈扩红”，一边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

东征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东渡黄河，与阎锡山部激战。蒋介石紧急调集10个师分两路增援阎锡山，红军在收获战果后，撤回河西，结束东征。

西征方向是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队力量的薄弱区。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在激烈战斗后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红军初到陕北，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打了几场恶仗，一战劳山，二战榆林桥，三战直罗镇，把东北军打得丢盔弃甲。

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加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力度。经多轮会谈，张学良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但是，危机远未解除，敌情仍然严重。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进入陕甘宁，即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第1军、王均第2军、毛炳文第37军及关麟征、杜聿明的第25师等十万大军也随之而来，控制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

在东面，国民党又新增了三十万大军，控制了潼关以南的陇海铁路——这是蒋介石摆平1936年6月至9月的“两广事变”后调来的生力军。

【注：“两广事变”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

再加上蒋介石趁红军东征，以“增援”之名硬“掺沙子”挤进山西的汤恩伯与陈诚两支人马，就此形成了国民党嫡系部队与“马家军”对红军铁壁合围的态势。

蒋介石此时信心满满，声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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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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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最终没有走上“第二次长征”的凶险之路，原因有二：一是山城堡之战，二是“西安事变”。

山城堡位于甘肃省环县山城乡以北及大西沟西南、断马崾岘以南地带。1936年11月18日，紧追红军的胡宗南部第1军右路第78师判断失误，孤军向山城堡方向追击，落入红军重围。

20日晚，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奉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21日下午，红军发起进攻，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敌军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经浴血苦战，至22日上午，红军全歼敌军第78师1个多旅。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国民党军1军第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上被迫停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山城堡战役非常有名，新中国诸多开国将帅都参与了此役，这是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是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并非指此役彻底打消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念头，而是给红军争取到了一次宝贵的喘息之机，更成为诱发“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不用赘述，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之历史贡献，千古留芳。

从山城堡战役到“西安事变”，可谓环环相扣，步步惊心。

史料解密显示，东北军的默契“配合”，也是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的一大原因。

当时，胡宗南不原意与红军单打独斗，硬要拉上东北军“陪打”，他打左路，让东北军主力第67军军长王以哲打右路。东北军已经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王以哲本人更是在1936年7月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怎会听胡宗南的话去“陪打”？

胡宗南在卖力进攻，王以哲却一直在磨洋工。胡宗南气得到蒋介石处告东北军消极怠工，蒋介石施加压力，第67军才出动，但走走停停，任凭胡宗南的部队孤军深入，被红军包了饺子。

陷入重围的部下向胡宗南求救，胡宗南又向王以哲求援，但王以哲“为难”地诉苦说：前进部队采用无线电静默，自己和前方部队失去联络，不知道各师在哪里，无法下达命令。胡宗南闻听此言，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

山城堡一役后，胡宗南被歼灭一个旅，蒋介石也心疼不已，他心知肚明王以哲和第67军在“打假仗”，一方面电斥张学良，要求追究责任，另一方面，直接给王以哲发电，逼他与红军单独决战，否则新账老账一起算，军法从事。

王以哲压力山大，一方面找各种借口搪塞蒋介石，另一方面与红军保持密切联络。11月23日，山城堡战役结束翌日，西北“剿总”连续电令王以哲前进，王以哲索性关闭了电台，西北“剿总”一看联系不上，直接动用飞机给他空投指令。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一书写道，“（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接见王以哲时），毫不掩饰且十分严厉地威胁王以哲：‘王军长，你不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抗命，你怎么当的军人！你的军队里有电台跟红军联络，你以为我不知道？’”

蒋介石逼王以哲卖命打红军，否则就滚蛋。王以哲把此事告诉了张学良，后者表示：把东北军调出西安或积极“剿共”，这两条都不能接受！

“把东北军调出西安”正是蒋介石的计划：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如果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就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去。他的逻辑是，既然你俩“剿共”不力，不可信任，就请你们让出地盘，我让听我命令的人来打红军。

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让出西北地盘，到人生地不熟且处于“中央军”势力范围的福建和安徽，完全是死路一条。

蒋介石急于早点实现“最后五分钟成功”，各种威胁、逼迫，而张学良和杨虎城基于抗日民族大义不愿意打内战，又想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和军队。历史的张力，终于找到了爆发点。

张学良告诉王以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扣蒋、“逼蒋抗日”一条路。王以哲说：“副司令有决心，就干吧！”

两人对话之际，距离“西安事变”爆发还有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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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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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读1936年这一年的历史，何等庆幸红军没有开始“第二次长征”，也让人深思“历史何以如此”。

历史看似充满了机缘巧合，但实质有其内在逻辑。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的威力有多大？可看看1936年冬天蒋介石威胁王以哲进攻刚打完山城堡战役的红军时，王以哲以“弟”自称给彭德怀发的一封电报。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一书收录了这封“奇特”的电报：

“（甲）弟部无日不奉飞机投令并电令严催，今日更甚。（乙）弟部由预（豫）旺堡至环县、山城堡、洪德城做三日行程，兹意延六七日，实在无法再缓。（丙）张先生（注：即张学良）意如更于延续，于各方也似不便，总以于协同之中间能不露痕迹为当。（丁）基上数点，弟部定于有日午（注：指25日中午）进至洪德城、环县。（戊）弟进兄让，兄已言之，务请兄克践诺言，并向朱、张、肖、贺诸同志解说，勿生误会，是为至盼。”

王以哲本来是红军的死敌，先是参与“围剿”鄂豫皖苏区，后来一路尾随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追到陕南，又追到陕北。这样的死敌能够成为“同志”，在于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抗日救亡运动历史大势的判断分析，制订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这不得不提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在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特殊、具体的环境中，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背负着家仇国恨，还有“不抵抗”的屈辱，完全可以团结过来。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成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

文件还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评价说：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最终进一步扩大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同时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这就是共产党的硬骨头！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刻，也不会放弃原则。

《毛泽东年谱》记载，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的1936年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指出不同意蒋介石要求红军削减为三万的要求，“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我们愿以战争换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还致电正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指出：“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今天，有些人说起“西安事变”，总归结于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事实并非如此，学者谢春涛在《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一书中特地写了张学良的入党往事：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感于共产党的魅力，张学良提出入党，中共中央也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没能加入。但他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的内心。”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足以改变历史走向。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1月

2.《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3.《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徐向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

4.《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施原，现代出版社，2017年7月

5.《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谢春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来源：瞭望智库

编辑：聂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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