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制太健全了，所以“放走”了人赃并获的周立波

周立波在美国涉嫌非法持枪藏毒案后，在审判过程中一直备受着国人的关注。

纽约时间3月27日，根据中新社消息，周立波涉嫌非法持枪藏毒案在纽约长岛纳苏郡法庭进行第8次开庭预审。周立波辩护律师史蒂芬·斯卡林表示，对于申请法官撤销此案已经比较有把握。

这个案件得追踪到2017年1月19日的凌晨，周立波在长岛莱亭顿驾车时被警察拦下。警方搜查车辆时发现手枪和毒品，立即逮捕了周立波和同车的唐爽。

而27日开庭当天，周立波夫妇俩穿“情侣装”现身。被问对无罪辩护有信心吗？周立波笑答：“我从来就没有罪”，而太太则称“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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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放走”了周立波-

放在国内，这个案件看起来已经“人赃并获”，而周立波作为公众人物，其影响更是恶劣。但在美国，这个案件却已经时隔一年多都未出庭审结果，而周立波与其律师斯卡林又对撤案有着迷之自信。

被警察现场搜出枪支和毒品，周立波却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脱罪。这个看似不合理的结果，让不少人猜测，美国的法律规定中对非法持枪和藏毒的刑罚是不是有所疏漏？再进一步说明美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

答案是相反的。

像周立波的“迷之自信”和“一出国就放松思想防线”，其实都来源于发达国家有一整套完善的司法博弈程序。

其一，在这个案件里，检方证据并不足，警方在周立波驾驶汽车中找到的枪支和毒品袋上均没有周立波的指纹或DNA。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枪和毒品袋，均是“非法证据”。

美国法律中规定：警察想要搜车要么需要车主的同意，要么需要法官的搜查令。可周立波本人并不懂英语，不可能现场授权这位美国警察搜车，所以警察擅自地搜车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这靠违法得来的证据在美国法律规定中，均被视为“非法证据”。

简单来说就是，法庭必须要排除这类非法证据，而枪支和毒品这两样东西被排除了，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或许你可以理解为周立波这是在钻法律空子，但在美国，他的律师斯卡林就是能紧紧抓住明文规定的这一点，成功反击。

这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对规范执法者行为的法制环境。身为执法者，即使是为了正义，但执法的方式不对，就是有错在先，那么执法结果也就是无效的，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国内常说的“程序正义”，然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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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真是资本家的天堂”-

在一些法制尚未健全的国家里，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以被告身份站上法庭，要与庞大的警察、检察体系较量，则胜诉是难上加难。但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不管原告还是被告，只要上了法庭其实机会还是均等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被告，你也具有很大的翻盘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7月，在加拿大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恐怖分子奥马尔·卡德尔(Omar Khadr)。一夜暴富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偏偏在这个恐怖分子身上实现了。

奥马尔·卡德尔在未成年期间，曾因袭击美军车队被羁押于美军关塔那摩(Guantanamo)基地，当他回到加国后，他以加拿大政府“区别对待公民，没有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为由，将政府告上法庭，最终不但让总理特鲁多低头道歉，还获得高达1050万加元的赔偿金。

有人不禁感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真是资本家的天堂啊！不得不承认，近年接连出现国内名人在海外涉嫌犯罪的事情，或许就是他们在国外就放松“思想防线”的结果，而这种对自我约束要求的降低，又与这些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法制环境有着不可抹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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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在美行贿

罪名已经成立-

那么在国外，是不是有权有名有钱，就可以走上为所欲为的自由之路了？

答案也是否定的。现实中，更多有钱有名的人可能不会喜欢国外的法制环境，因为很多情况下，在国内可以“大事化小”的事情，在国外却是不存在的。

就在前几天，美国纽约法院就以“贿赂联合国官员”给中国富豪吴立胜定罪了。

吴立胜在30岁时就携全家移民澳大利亚，是澳门地产大亨。为确保自己的建筑公司能被指定为“亚洲日内瓦”地产项目的建筑商，吴立胜每月给联合国大会前主席、安提瓜外交官约翰•阿什(John Ashe)多达3万美元的资金。

此贿赂行为被指控之后，2017年7月，吴立胜正式被美国警方逮捕，于2018年3月30日正式开庭。有了多个重量级人物的指控和充足证据，等待吴立胜的只能是牢狱之灾和之后被永久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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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势的必然

是廉政与法治-

设想，如果吴立胜案件若不是发生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呢？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得不说，“官商勾结”体现的是人性贪婪的弱点，古今中外，这个弱点若没有得到健全法律监管与制裁，就很难被抑制。

不管我们说政商关系也好，官商关系也好，本是一个中性词汇，并无特别的褒贬倾向。只不过，近年来国内掀起的反腐风暴揭开了一些官员贪腐的面目，这些落马官员背后往往有一个或多个“成功”商人，于是，“政商关系”便被妖魔化地蒙上“钱权交易”的色彩。

想要这层关系重归纯粹，唯有健全法制，加大监管。

对于那些来去无风的“神秘富豪”，王健林用过这样一句名言劝过他们：“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亲近政府”。

的确，当每个人往警察衣袋塞上一叠“报纸”，警察们仍能毫不犹豫将为其戴上手铐的时候，才能真正说，我们告别了权钱交易，我们拥有了成熟的监督体制，同时，我们也迎来了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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