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 我宣布：今起独立自治，我是自由人！

导读每个人从各种身份中，回到人性上，回到趋利避害的这个共同的人性弱点上。人们才会去创设一种制度，使全体的人获得一种安全感。只有权利意识，才能使我们超越道德的互贬，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见解，找到共同的利益公约数。

是对自由的热爱让你我聚在这里

大家都是对未来有所期待才聚集在这里的。这个意愿出发点应该放在哪儿，首先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自由权利的热爱，对于自己权益的保障以及如何保障，至于道德上是否能够相互接受相互认同倒是是次要的。 这是因为，所谓现代性，就是世俗化。就是从神圣走向世俗，从道德的高大上，走向对权利在谈判桌上的斤斤计较。至于每个人是不是人格低下，是不是爱耍流氓？只要不侵犯到别人权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现在还不能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不改变这种专制思维方式，那么所谓的破局，推墙，不过是为下一个专制体制，扫清障碍而已。中国的历史将再一次堕入周期性循环。这不是危言耸听。 我坚持认为，只有每个人从各种身份中，回到人性上，回到趋利避害的这个共同的人性弱点上。人们才会去创设一种制度，使全体的人获得一种安全感。只有权利意识，才能使我们超越道德的互贬，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见解，找到共同的利益公约数。

有人说某某某是搅屎棍，那么与搅屎棍怎么谈？大概是没有谈的必要了吧。文革时，他们解决办法是，杀！照目前大家这种激烈情绪，主要是没有这种权力，如果像毛泽东那样，握有了能够主宰这个国家的权力，也会有人做的。 有朋友感慨：感觉身边好多人都被植入了什么程序似的，平时好好的一个人，一遇到这些破事就发作，看一群人整齐有序地发作也是挺壮观。 什么原因让人能变成这样，那就是观念的力量，是思维模式的引导。 茅于轼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 。 自甘奴与不甘奴其实都是两种被奴役状态。然而，无论是不甘，或者是自甘，都还是奴的生存状态。 除非恢复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收复我们的人性。转换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所形成的与专制社会同构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出来，挺直自己的腰板，大声宣布，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由人，我有天赋的自由权利，我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

这就是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准确的说，是独立自治。单方面宣布，戏已结束，老子不演了，我自由了，我从今往后，要独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再站在对立面，而是直接超越它们，以自由人的身份面对它们。 独立自治意味着收回自己本来是天赋的却被专制体制剥夺了的权利，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是天赋的，不需要专制者给予或赐予。民国初年，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清廷，实现独立。当下则是以个人身份宣布，今起独立自治，我是自由人！宣布从这个社会给我贴上的各种身份标签中，脱身出来，学习和适应与其他人，以契约关系相处。 目前底层抗争，可称民间权利运动，应该落实到个人主义层面上。个人权利的要求，利益安全的诉求，这才是未来宪政民主社会的根基！紧紧抓住权利意识，个人价值。 抗争的转型也应在这里！所以我说，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对自由的向往，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最终保障和最深沉的不竭动力。 个人权利和权利安全，是全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共识点！共识点，即是着力点！ 同时也可以对缓解和疏通各派的争吵分歧。社会分裂，概因为找不到共识点。看到周围一些朋友，还囿于谁说得立场更坚定，更正确，更尖锐，与专制者更对立的偏狹中。一叹！ 道德洁癖与权利运动，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思维。道德洁癖与暴力革命是近亲。权利运动才是社会转型正途。权利运动不是君子革命，而是小人争个人权利，争个人利益，争个人利益安全的保障。 要求个人权利，争取个人利益及其安全保障，是推动社会转型的突破口。这样直接超越了目前纷争，找到都能接受的共识。 这最终必然导向妥协和契约。宪政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契约形式的落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说， 个人主义是中国这个时代的唯一理性。

看到仍然有人在问责国民性（个人以为，国民性是素质论的另一个表述），实误区矣！窃以为，当下国民启蒙，宜以利喻，勿以义责。利者，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以及利益安全；义者，道德、人格、责任之类。后者若不从前者引出，空洞也，虚假也，易为专制者利用之。 个人认为：什么时候，国人都能用权利意识代替道德意识，来思考问题和作判断，指导自己日常言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许就可以有所期待了。 独立自治，观念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