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 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接近真理

刘亚伟

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著有《我是一个兵》《五十年谋杀》《拾麦女》《旱》《吉他手》《报社》《今夜与谁同眠》等长中短篇小说，历史纪实《孔府大劫难》等，另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散见于各报刊杂志。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关于公共场域的理性话语

导读

政治人进行对谈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

一次，胡适发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说：《努力》杂志一年多来的许多文章，都不及“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

陈独秀作文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的一线曙光!”

梁漱溟对此深有感触：“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这令我很难过。”

晚年，梁漱溟对儿子谈起这桩往事，感叹之余，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他认为这是必须首先辨明的问题。

梁漱溟认为：“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

同时，梁漱溟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得成功。”

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

在传统的专制或威权社会，是不需要共识的，需要的只是树立和捍卫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同时造成社会成员对统治权威的绝对服从，然后就可以用“圣上明断”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继而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了。

这种传统权威的塑造，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运用暴力，强制社会成员顺从一定的价值观念；二是制造编造神话，通过讲故事，使统治者神圣化、偶像化。

可以说，由社会共识替代对传统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性的标志之一。

“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徐贲《中国“共识”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

关于理性话语，引用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

 有了这种理性态度作为前提，不同观点的交锋才有可能正常顺利开展。

波普把这种理性称为批评理性主义。

他认为理性的真实意义，是面向批评开放，不断听取批评和努力自我批评。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

“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表示的权利或地位。政治人进行对谈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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