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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人生浪漫的邂逅与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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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结合财经文苑、灿哥等多篇文章综合整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广东成了重灾区。
在索罗斯的攻势下，广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千亿人民币缺口。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窗口」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面临破产。蒋超良被任命为「救火队员」，空降广东，成为了「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的组长是王岐山。这一年，蒋超良40岁，刚刚进入人生的丰水期。此前一年，他被央行行长戴相龙相中，从农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的位置上，提拔至央行，出任银行司副司长。广东国投的破产案是中国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此前没有先例，也没有可参照的处置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起连锁的金融危机。蒋超良重任在肩，临机决断，最终扑灭了这场金融大火。这场「救火」经历为他赢得了信任。三年后，他成为了人民银行行长助理。蒋超良生在洞庭湖畔。1974年，17岁的蒋超良中断学业，进入岳阳工艺美术品厂，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第一时间进入考场，考入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前证监会主席肖钢。1981年，蒋超良大学毕业，进入农业银行总行。第一份工作是总行计划部普通员工。从这里开始，他的运途顺利。三年后，晋升为货币流通处副处长，然后一直升至综合计划部主任助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戴相龙赏识。工作八年后，蒋超良获得了外派机会，从农行总行被调至青岛分行，任崂山区办事处副主任。在银行系统，外放往往是上升的前奏。蒋超良把握住了机会，很快，他升任青岛分行副行长。随后，农行将他调回北京，一路升至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在农行的十五年，让蒋超良变成了一位金融专家。这个身份，在新时代让他获得了更多来自高层的青睐。
2002年，蒋超良出任湖北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摆在他面前的是湖北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蒋超良在银行的资历，给了他治理经验。在湖北，他从上而下梳理了金融体系，主导了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以此来支撑中小金融机构业务再贷款。当时与他共事的地方领导评价，蒋超良「能够化繁为简，直指目标，执行坚决，是十分专业的金融治理者」。地方任职两年，蒋超良又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出任了交通银行董事长，彼时，交通银行正处在股份制改革的关键节点。交行当时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境外战投摸不到头脑，潜在投资商汇丰控股一度甚至打了退堂鼓。蒋超良用一顿饭的功夫，说服了汇丰控股的CEO。合作继续。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交行，以144.6亿元人民币获得交通银行19.9%股份，接近中国对银行业外资持股的上限——单一外资持股不超过20%。再一次，蒋超良完成了「救火」任务，为银行业探索出了一条被称为「重组、引资、上市」的股改模式。当时的交行部下曾评价他「有些霸道，甚至急脾气」。还有人说，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敢做敢为，尤其是在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主导交行股改后，蒋超良在2008年，又一次临危受命，参与主持了国开行的股份制改革。接连的「救火」，蒋超良自己的感受是「苦中作乐」。有媒体采访他后写道，蒋超良会把压力和痛楚埋在心底，对外则以霸气示人，嘴角上翘，不苟言笑。蒋超良喜欢读书，也擅长写东西。在交行时，他有一个绰号是「交行第一笔杆」，其负责文字工作的下属，往往自叹弗如。
没有人能想到，2020年初，这样一位「笔杆」因在一场疫情通报发布会上疑似念稿子，而引发舆论质疑。2019年底，新冠肺炎爆发在湖北。此后，湖北地方政府的应对引发外界质疑。蒋超良处在漩涡中心。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呼吁：武汉必须当机立断换帅。2月13日，武汉市委书记换人，身为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也被免职。被免职前，湖北人甚至在网上开玩笑说，要去隔壁河南「借省长」。
去年年底，《湖北日报》给出了过去一年湖北经济发展的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湖北省GDP增速达到了7.8%，高于全国6.2%的水平，位居全国第七。对于中部省份湖北来说，这是一份优秀的答卷。在2016年履新湖北省委书记前，蒋超良曾在吉林担任省长。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救火」职位。他刚调任吉林副省长、代理省长时，整个东北经济正在持续下滑，吉林省2015年的GDP增速为6.5%，在中国31个省区市中排在倒数第四位。一年后，蒋超良主政下的吉林，经济获得起色。2016年前三季，吉林GDP增速提升至6.9%，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2个百分点。这是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吉林省GDP增速首次超过全中国平均水平。如果没有新冠肺炎，蒋超良「救火」的成功记录，大概率还会在湖北延续。但是，这位「救火队长」最终还是被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烧到了自己。这样的经历，不免会让人想起十七年前「非典」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2003年1月，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后，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孟学农请辞市长。孟学农说，北京有众多医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时体制下，北京市只能是如实汇报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掌握的数字。我不明白记者们为什么说我「瞒报」。在易中天的推文《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里，易中天这样写道：
马屁精是土特产。每到国难当头，他们就会不甘寂寞地跳出来舞文弄墨，
标准动作则有两个：一是把丧事办成喜事，二是吹捧领导人。
比方说：纵做鬼，也幸福。比方说：含泪劝灾民。比方说：感谢你，冠状君。
再就是：书记和县长眼里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
可以确信也可以想见的是，在老蒋书记的身边，从来不缺马屁精的。
按说，到了省部级这个位置，身边的谋士、高参应该不少。但关键时刻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结果，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不能不接受万千网友包括@胡锡进这样的微博大V的指指点点。
@胡锡进老师是这样说的：
蒋超良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
两位能够走到这么重要的职位，一定都很有本事，也曾经有过很多成绩。但湖北省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确实不应该，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及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武汉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我真的很为他们遗憾。
他们的真实苦衷和内心感受不清楚，但从舆论的视角看，他们在离职前有各种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他们本可以与公众进行更加坦诚深入的交流，坦率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会给他们赢得理解甚至一定谅解。
但他们没那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只想承担公众眼里属于他们责任的一小部分，甚至似乎更愿意公众把湖北和武汉发生的事情完全归于“天灾”，更多注意他们领导干部群众在抗疫斗争中的积极表现。有可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至少很多公众对他们是这样看的。
这是非常糟糕的。作为一名党员和媒体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有担当精神，工作出了严重问题，应当主动向公众承认错误，表达歉意，这是党员干部在发生重大履职失误时应有的态度。那是人们所推崇的高风亮节的最基本的门槛。舆论最不愿意看到某个官员在犯了错时不敢担当，顾左右而言他。那样对官员自己的形象是伤害，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造成损失。
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只会受到公众的更多体谅和尊重。无论能力如何，做的工作如何，效果如何，但勇于担责更多体现了为官和为人的自尊。
希望我们的干部制度中有鼓励官员勇于承认错误的道德砝码。干部勇于担责对出现重大事件时维护舆论的健康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
胡锡进所言，其实谈不上是“高论”，只是常识而已。闲暇时，请各位领导重温一下毛主席的金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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