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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黑社会的百年风云发展 看得人心惊肉跳

2017-04-06 历史档案大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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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合会百年发展史

19世纪末黑社会已深扎于香港中下层社会,三合会成员约占华人成年男性的1/3

在香港,人们通常把黑社会组织统称为“三合会”,因为香港的黑社会大都发源于三合会。根据英国殖民地部档案,19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三合会会员达 1.5万—2万人,会员渗透到工务司、船政厅、华民政务司、高等法院和巡理府的府员等香港政府机构以及华人警察。可以说,香港开埠初期,三合会早已深深扎根于香港中下层社会。到19世纪末,三合会成员约占香港华人成年男性人口的1/3。

三合会类似“互助会”,华人移民出于生存之需入会寻求“保护”和支援

1842年清政府割让香港后,香港成了自由港。英国人在香港殖民开垦,急需大量劳动力,其时,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动乱、天灾等诸多原因,正好有大批失业人口。到港的大批流动人口到港谋生,提供劳动力之余,也为三合会的发展提供机会。

内陆民众到港后当苦力,为了得到工作和保护,加入帮会是最快捷之举

这些移民到港后,多在码头当苦力。在西环和上环一带码头,搬运工云集,竞争激烈,移民为争夺地盘经常械斗。这些新移民操着各路闽粤方言,由于离乡背井,人生路不熟,又失去了原来的地缘和血缘的保护,为了在剧烈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就必须寻求替代家族或地缘以外的集体保护,来对付外来的欺侮力量。这些早期移民,就像海外华人一样为了相互安慰和支援,团结在一起,他们加入三合会多是出于需要,而非被迫。

鲁言的《香港掌故》一书记载,香港开埠初期,移民加入帮会就能够获得工作:“本港开埠之初,并无公会组织。三合会成为初期团结工人的帮会,是以很多出卖劳动的工人,为了维持工作,必须加入帮会,则这一帮获得一个工作地盘,就全帮都有工作。就以码头工人来说,也分成很多个帮会,帮会拥有会员多,便有能力承包各种工作,则全帮都有工作,这是开埠初期有很多小帮会的原因。”

三合会长期控制九龙城寨,为寨内居民有偿提供“保护”和服务,居民不需向政府交税

英政府殖民早期,乐见华人社区自治,亦无意对华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服务的缺位给予三合会可乘之机。大量移民涌入,香港政府当时在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的需求都无法应付,三合会于是垄断提供建造木屋及非法接驳水电等其它服务,获取利益。而华人对此并不反感,毕竟交了费就能够获得保护和服务,从理论上说,与向政府纳税获得福利,并无实质区别。

一方面警方腐败警力不足,无法为民众提供保护,民众被迫加入三合会

当时三合会日渐渗透香港社会各阶层,开始把他们的活动从收取会员费用而转移至勒索。他们的暴力足可为妓业和赌场提供保护,很快把这种力量用于更广泛的层面,当时商业及贸易环节兴盛之时,三合会恐吓民众,要他们缴付保护费。

但香港早期警力不足和腐败,无法为这些民众提供保护,民众了为了保障自己的个人利益,只有加入三合会,或者只有接受本地三合会的欺凌和勒索,或者组织自己的力量对抗。

另一方面,香港警察部门贪污成风,与三合会同流合污

香港政府意识到三合会给社会带来问题,可是未有全力打击三合会,因为三合会已经于香港社会盘根错节了,与香港许多华人的生计息息相关,他们亦不会为主动配合警方打击三合会。根据1955年香港华民政务司贺勤士(B.C.K.Hawkins)致殖民地辅政司的内部文件中称:

“我应说这些会社对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做成的损害实在极大。敲作勒索盛行,但是很遗憾地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社会有很多人成为敲作的目标。这是明显的,当你考虑到殖民地有多少人今天在法律边沿讨生活;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有最少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我看来,很难动员这些群众来主动参予打击三合会的计划,而且一些青少年将从受敲作者转而成为三合会的活跃分子。换言之,除了扩张的敲作勒索外,并且有更多人被招幕成为罪犯的行列。”

另一方面,警察部门贪污成风,与三合会同流合污,并不会认真打击三合会,他们需要利用三合会作为提供消息和情报的线人,及代表警察向非法场所定期收取贿款。

56年“双十暴乱”后,港英政府担心三合会危及其管治,便开始严厉打击三合会

1956年10月10日香港九龙等地区发生“双十暴动”,部分三合会社团成员参与了搜掠和抢夺。

解密文件显示,英政府担心中方借双十暴动“干预”其对香港的管治

“暴动”件的导火线由当时港府公职人员在10月10日(即“双十节”)移除悬挂在李郑屋徙置区的“中华民国国旗”及大型“双十”徽牌而引起。虽然有证据证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给予支援和策动,但是港英政府在表面一直否认政治动机,而归咎于三合会的参与和乘机煽动以图私利。然而,英国和香港政府都清楚知道三合会引发的暴乱可能导致中国干预的严重政治后果,进而威胁英国在香港管治。其后解封后的机密文件也证实这一点,当时英国政府最关注的是中国对香港的影响,及对殖民地管治的冲击,而不是三合会对民生问题和社会治安构成的威胁。根据香港政治顾问达顿(P.GF. Dalton)的一份绝密文件中称:“[1956年]十月暴动显示中国如何容易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能够声称香港政府无能维持社会管制,而致使他们必须干预以保护中国人的生命与财富。”

这样的观点和政策在1959年11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东亚办公室首席官员布尔(J. C. Burgh)呈交英国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的一份报告中更为明显:“……2.中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及无可置疑地将会重新把它纳入管治。…4.中国将会较有可能试图利用颠覆的手段而非公开侵略以取得香港。由于共产党工会对大部分必需服务的渗透和对食物来源的控制,中国共产党随时有能力在香港造成严重的干扰(serious disturbances) 。…”

无论如何,三合会策动暴力也好,还是作为棋子被摆布也好,三合会都直接间接地威胁着港英政府的管制。因此,暴动后,香港政府即时检讨政策,成立三合会调查科,在随后的10年,严厉打击三合会,维持管治权威和社会治安。 在1956年至1966年期间,超过10,000名三合会分子被定罪。三合会调查科局部和检控超过600名三合会职业及领导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警方成为最大的“黑社会”,三合会在香港日渐坐大

警方的行动并未能大幅度削减三合会会员的人数,三合会的核心组织仍然存在,1966年后,港英政府对三合会的问题过于乐观,削减扫黑的开支。于是,从 1966年开始,有关三合会的暴力犯罪明显上升。根本问题在于,当时警方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当时香港流传的说法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可以说,整个警察系统是香港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组织,也是在那时出了个“五亿探长”吕乐。

吕乐的职位仅次于英籍总警司,成为那个香港警黑勾结时代的代表。以他当时的身价,足以收购大半个九龙。吕乐通吃黑白两道,在应付黑道方面,当时四大黑帮都要给他面子,吕乐曾说:“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跟堂口老大要人!”

廉署的成立成为黑社会问题的真正转折点,警察贪污被有效遏制后,黑社会走向没落

港英政府长期以来的腐败引起了公愤,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港英政府也明白,腐败问题已经危及其管治合法性。于是,在1974年,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治理腐败。香港总督在立法局解释他的决定:

“我认为目前的形势需要一个机关,由具有高级地位的人员所领导,专责以全部精力去铲除这类邪恶〔腐败〕。…进一步的决定性理据是:公众信心已经十分关注此事。很明显地,公众将会对一个完全独立于所有政府的部门和警务处以外的组织更会具有信心。”

廉署的成立,成为香港黑社会问题的转折点。廉署成立后,三合会随即失去警方的非法保护,并且受到严厉的打击。从比较数据可见,有关三合会的犯罪从 1967- 68年的110宗升至1976年的4089宗,升幅达到37倍,而同期警方调查有关恐吓勒索犯罪的案件亦从344宗升至4755宗,升幅高达13.8倍。

从九十年代开始,三合会成员纷纷转行,“所谓10万黑社会成员”只是传说

从九十年代开始,由于警察的贪污问题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三合会成员开始纷纷转行。在电影的黑帮电影里,香港“黑社会”遮天蔽日,势力大得几乎无所不在。而国内媒体也经常报道称“香港有10万黑社会成员”,但其实真正是黑社会身份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1980年香港警察年报估计只有10%的三合会会员是活跃分子,真正的三合会犯罪分子可能更少。许多三合会要“做事”时才雇佣一些“临时工”(马仔)充当场面。

火并经常出现在电影里,但实际上,三合会大多动口不动手,他们本身并不想打架

据《晚来香港一百年》一书记载,马仔的出场费大约一到两百港币,“这个行情还得随着‘出场’事件性质的不同而变化,最重要的场合500元。所以现在香港 ‘黑社会’武斗一次代价太高,打一场架弄不好要使自己破产,一般的组织就都‘破费’。”所以,三合会以“晒马”的方式进行谈判时,并不是真正动手,只是互相炫耀武力的行为;一般双方都不携带武器,通常最终以动员人数多寡,甚至阵容“整齐”程度来判定胜负,他们本身并不想打架。

而实际上,香港治安环境还算不错的,香港警务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香港以每10万名人口计算的罪案比率为1108宗,而美国纽约是2378宗,加拿大多伦多是6689宗,英国伦敦是11300宗。

三合会转型:收购合法企业及投资业务,摄制歌颂黑社会和江湖义气电影以牟利

三合会成员开始纷纷转行之余,众多帮派亦纷纷转型。他们纷纷用聚敛的金钱收购合法企业以及投资各类生意业务,并竭力在一些合法业务和近乎合法业务中确立垄断权。建筑装修业、运输业、饮食业和娱乐业都是他们乐于染指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方式不像拦路抢劫、作奸犯科那样对社会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但三合会并未抛弃暴力,许多行业的垄断权都依靠霸场子、占地盘,暴力控制某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来实现。

譬如电影业,在1986年至1993年期间,香港电影事业发展极为蓬勃,三合会涉足希望分一杯羹,寻找合法的资金来源。从1992年开始,娱乐圈都开始发生三合会勒索和暴力事件,许多规模较小的电影制作公司雇用三合会,以暴力恐吓手段威迫走红的电影明星以最低价钱为他们拍电影。成龙、刘德华、周润发及梅艳芳等透露他们曾向三合会缴付勒索费或曾遭三合会恐吓勒索。

出品《赌侠》等电影的公司与三合会社团有千丝万缕联系

此外,一些帮会也投入资金摄制一系列歌颂黑社会和江湖义气的电影以谋利,同时对黑社会进行美化。其中最为大陆人熟悉的,可能就是与新义安社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向氏兄弟了,向氏旗下的永盛、中国星、一百年等电影制作公司,曾出品过多部为大陆观众熟知的电影。在《赌神》系列和《赌侠》中饰演的高手“龙五” 的,就是永盛老板向华强。

可以说,这类“黑帮赌片”开启了黑帮造神的时代。 90年代中期,黑帮片有了突破。《古惑仔》让香港黑帮从天上落回地上。不过虽然贵为旧式黑社会电影的巅峰之作,但《古惑仔》还是没有跳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框框,亦只不过是一个成人童话式的热血江湖而已。

从1993年开始,香港警方开始在电影界消除三合会的影响。1998年,文康广播局长透露说,1996年警方只收到一宗涉及一名电影从业员与三合会有关罪行的举报,而1997年更是一宗举报也没有。似乎三合会在演艺界的影响力被逐渐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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