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书写的重庆文革岁月
重庆沙坪坝的红卫兵公墓
最近回重庆老家，感觉父母的同学聚会愈发频繁了起来，这些年逾七旬的老人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人老多情，记忆犹新。
不少老人都写了回忆录，或者是杂文集，自费印刷，当成亲朋好友间互赠的礼品。
40后的父辈们，完整地亲历了中共鼎革以来的诸多大事件。我是蛮爱看这样的书，亲近这些没有出版审查压力的文字，感受近乎原生态的细节描述和情绪抒发。
最近读了父亲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某同学的《往事拾遗》，其中两个主题引起了我兴趣：饥荒年代和文革岁月。
前几天聊了聊“饥荒年代”，接下来再看看书里对“文革岁月”的细节记录。
陈伯伯1963年从老家巫山县中考入了西南师范学院，与来自江津县一中的父亲成为了外语系的同学。
当父亲在四川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
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北碚，“英语”这个即将被驱逐的“异端”，在缙云山南麓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
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除了名满天下的吴宓教授，师资队伍里还有刘炽亮刘美仪伉俪等。
刘炽亮教授是陈伯伯们的专业课老师，其父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过高级官员。他早年留美，在美国认识了美籍华人刘美仪，后结为伉俪。刘炽亮1918年生，刘美仪1921年生，一个生在北京，一个长在美国。
1946年，这对夫妻回到大陆，从此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重庆文革武斗后逃离北碚，后来双双出国，定居美国肯塔基。
刘炽亮刘美仪夫妇美国肯塔基州路易威尔市住所留影
静谧祥和的求学环境没能持续多久，陈伯伯们很快发现，缙云山之大，再难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1965年，作为文革的“热身”，大学生们下乡参加了“四清”运动，自此基本告别了课堂。
1966年，文革开始了。
是年8月下旬，西师包了几趟专列，将全校师生送往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
陈伯伯和父亲等同学一起，加入了“大串联”的洪流。
1967年上半年，西师的学生们还主要是写写大字报，所谓“文斗”，到了6月份，武斗也开始了。英语专业课？拜拜。” 父亲回忆说。
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教学出色的老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罪行累累”——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等。
吴宓教授不必说，这个昔日的“风流才子”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斯文扫地。
陈伯伯所“敬仰”的刘炽亮教授，因纠正一位同学的英语发音，说了一句“不要像鸭子那样嘎嘎乱叫”，被以“污蔑工农兵大学生”的罪名加以批斗。
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昔日情同手足的同学操起了钢钎、棍棒。“战场就在学校办公楼和食堂之间，一会就头破血流了，不断有人被拖走。”
“再不走就会受伤甚至死掉！”十几分钟，父亲选择了放弃战斗，徒步回老家避祸。
陈伯伯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重庆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
2016年的清明节这天，美国驻华记者储百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文章“重庆文革墓园：被湮灭的红卫兵武斗往事”。
cn.nytimes.com/china/20160405/c05chongqing/#rd
重庆有全国最大的一处红卫兵公墓，共有400到500人埋骨于此。
这座墓园的大部分死者，是在年轻人进行武斗的时候丧生的。
重庆有西南地区最为集中的三线军工企业。武斗中动用了步枪、机枪、迫击炮、坦克，甚至还有三艘装甲船炮轰了江岸。
1968年10月，西师外语系四个年级一起“毕业”。合影最后一排的最高个就是陈伯伯，第二排居中的是我父亲
父亲的1968
父亲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
“想到学校教书还不行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俗称的臭老九，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
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才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这把校长激怒了。“现在的大学生，臭老九，不像话，叫你教政治，还说可以考虑。什么态度！”
校长还把他这个“恶劣的态度”告发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
英语自然是教不成了。后来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 父亲苦笑。
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 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
父亲和他的农场“臭老九”朋友们
陈伯伯和女儿
陈伯伯的儿子一家
2016年4月，借西南师范学院110周年校庆，父亲和他外语系的同学们再聚首（右一是陈伯伯，邻座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