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子太多，一怪毛泽东，二怪袁隆平

 （1）从11月份的鼠疫说起

什么是喷子？指的是胡乱指责他人而不通情达理的人。如果通情达理式地批评（摆事实说道理）就不是喷。

如今的网络，喷子泛滥成灾、无孔不入。没有他们不敢喷的，没有他们不敢否定的，至于是否贴合事实，是否有理，也是全然不顾的，只图自己能喷的舒坦。

为什么喷子多？我觉得，一怪毛泽东，二怪袁隆平。怪袁隆平，大家都能理解，毕竟袁隆平提高了水稻产量，让他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为什么要怪毛泽东呢？因为毛泽东让他们站了起来，终于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无所不喷了。

蛋总今天再补充一下，其实毛泽东不仅仅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更让中国人民强壮了起来，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11月12日，内蒙古发现鼠疫疫情，锡林郭勒盟有两人被确诊为肺鼠疫病例。16日，又有一名患者被确诊为腺鼠疫病例。

随后，患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密切接触者全部被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目前，患者病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密切接触者已经全部解除了隔离。

这次疫情虽然得到了完美的控制，但依然还是引起了一定的恐慌。为什么？因为鼠疫在新中国几乎已经绝迹，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大家紧张一下有情可原。

（2）三座大山压迫，四大死亡威胁

然而在解放前，包括鼠疫在内的恶性传染病疫情，那简直是家常便饭，每次疫情都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倒下。

在那个年月，中国人生活的很随机，头上不仅仅压着三座大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还要面临四大死亡威胁。

这四大死亡威胁分别是：战争、瘟疫、灾荒、匪患。正是这四大威胁，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寿命。

我们经常听说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说法，这个说法被果粉极力否认，认为这是在刻意抹黑民国。

但实际上，这个数据出自果粉们的美爹——金陵大学的美国学者Harry E.Seifert的调查，而且还是乐观数据。

为啥说是乐观数据，因为是Seifert基于1929~1931年对100多个县共38256户的调查。结论是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是34.63岁。

当时日本侵华战争还没爆发，被果粉誉为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如果考虑战争，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还可能被拉低到30岁。

就算是不考虑战争，复旦大学学者侯杨方以同样的材料，根据联合国的方法重新计算后，得出了更糟的结论：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3.38岁，女性33.13岁。

有人说这对县里的调查，无法代表中国，可能城市寿命会长一些。但是别忘了，中国那个时候的城市化率不足10%。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首都南京。1935年，学者薛仲三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寿命，男性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

1929年姚永政在《卫生公报》上发表的《卫生演讲——公共卫生》一文中写到，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0岁，而同期英国的人均寿命是58岁，美国是53岁。

由此可见，当时全国平均寿命35岁基本上属实，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数字只会更低。

民国时期人均寿命这么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卫生医疗体系不健全，瘟疫肆虐、病魔横行，很多人无医可看，无药可救，接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

         （3）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1932年6月，陕西发生重大霍乱疫情，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十室九空、路断人稀，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其中华阴县，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35000人感染，13000人死亡。蒲城县22778人感染，10453人死亡；富平县42291人感染，14097人死亡。

根据《山西省志·人口志》的记载，当时传染严重的县有60余县，估计患病人数为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

而这一场霍乱疫情，由上海爆发，一共蔓延了23个省，据当时统计受疫者为 2000 多万人，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反正未经治疗的霍乱死亡率高达40%。

拿陕西做例子，是因为当时的陕西省政府还有数据统计，其他的省份几乎没有相对精确的统计。

比如1932年的霍乱，河南的记录只是零零散散的，而且没有精确数字，其中巩县的西各村，三日内死了1000多人；洛阳的记载是每日死亡数百人。

事实上自1820年开始，霍乱就如同一个幽灵一样，萦绕在中华大地从未离开，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在东北地区，1919年的疫情最重，其中只有十三万人口的哈尔滨，有将近五千人死亡，全城陷入了一片恐惧。

人死之后，家里有人的，可能拿席子一卷就埋了；家里没有人的，直接曝尸荒野，狼拉狗啃。

而这样大规模的霍乱，在哈尔滨经常发生，1926年，1946年……（1932~1945年是日本占领时期，数据不详，反正1932年也挺严重）。

这只是霍乱，还有更多致命性传染病——比如鼠疫。1910年11月9日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哈尔滨上万人死亡。

这场鼠疫后来蔓延到了整个东北，又从东北进入关内，蔓延了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

1917年，鼠疫再次肆虐，从绥远到陕西，又波及到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共夺走了15000人的生命（有数据可查的）。

1920年的鼠疫，又来到了东北，共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1947年东北地区鼠疫，造成2.5万人丧生。

总之，根据有据可查的数据，从1901年至1949年，鼠疫共夺走了117万人的生命，平均每年2.3万多人，最多的一年高达8.6万人。

还有很多人，压根不就医也不上报，得了病就在家等死。还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客死他乡，也不在统计之列。

问题是鼠疫还只是众多恶性传染病中的一种，还有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流行性脑炎、脑脊髓膜炎、回归热、黑热病等，有时候几场瘟疫同时肆虐。

举个例子，1932年这一年，在安徽省同时流行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脑脊髓膜炎。

1928年，天花在安徽东部流行，其中来安县达 11个乡，患病 14000 余人，死亡率达 55%，也就是7700死亡。

1942年安徽霍山县麻疹流行，有四万人患病，死亡率高达50%，也就是一个县就有两万人死于这一种瘟疫。

所以，民国时期中国人生活的很随机啊，我们的祖辈和曾祖辈，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躲过了子弹，克服了饥荒，还战胜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

大城市医疗条件好，生活水平高，但是形势也不容乐观，比上海，有据可查的病例统计显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传染病，1937年死亡人数高达4310人。

（4）纸醉金迷洋场里，梦醒已是花柳身

除了这些恶性传染病之外，上流社会还流行花柳病。靳伟华在《旧上海妓女改造记》一文中对被收容的妓女患病情况进行了统计：收容的515人中，患性病者有463 人，高达89．9％。

据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对成都妓女的调查，1939年被查验的妓女共535 人，无疾病者仅 16 人，占总人数的 2.99%。

1936年，四川成都省会公安局对东六区525名妓女的检查，只有16人无病。有的患病者同时感染两种以上的性病。

娼妓这么高的得病率，那么民国的那些嫖客们，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因为是难言之隐，所以不好精确统计。

新文化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吴虞，1924年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全校学生（北大），有花柳病者一、二人，现则十分之三有花柳病……

问题是他不是痛心于当时的北大学生风气不正，而是因为他挣扎在壮阳药与花柳病之间，一边早晚服用壮阳药出去寻开心，一边在日记中用花柳病告诫自己戒色。

民国时期，患上性病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甚至还能当上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八大金刚，比如蒋鼎文，他就得上了严重的性病。

他甚为苦恼，于是请花柳病专家杨槐堂作为贴身医生，专给他治性病。杨槐堂也因此受宠，一直追随蒋鼎文做到军医处长，当时在军中成为笑柄。

他之所以能混得开，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一位花柳病患者，这位患者成就斐然，是中国军事物流学的开山鼻祖、也是一位战场微操大师。

微操大师心中的苦闷更无人可以倾诉，只能在日记里忏悔、倾诉。1919年7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然而第二天他继续去寻开心，回家之后继续写日记忏悔。

申报曾经这样描述花柳的泛滥：国人之患肺痨者，为数之众，除花柳病外，当推斯症。每岁患者达一千六百万人，每年死者占一百六十万人，平均十万人中有患肺痨者四千人……

肺痨一年已经一千六百万了，花柳病竟然还排在前边。不管怎样，性传染病基本不致命，只要洁身自好也没有健康威胁。

  （5）民国第一慢性杀手——肺结核

我们就来说说肺痨，也就是肺结核。鲁迅的小说《药》中，老栓的儿子华小栓得的就是肺痨，老栓去买人血馒头作为药引，给自己儿子治病。

鲁迅、林徽因、萧红（萧红母亲1916年死于霍乱），茅盾的父亲都是死于肺结核。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也死于肺结核。

肺结核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所以经常一病就一家人，甚至被当做家族病。由于没有什么有效治疗手段，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不治之症。

肺结核当时有多泛滥呢？民国时期有“十人九痨，十痨九死”、“中华民族无人不痨”的说法。也因此，很多人将肺结核跟东亚病夫挂钩。

戴安乐医生1934年所著的《民众卫生》一书中提到，1928年第一集团后方医院，五百名病故壮丁，死于痨病的竟达一百五十多人。

他说：以挑选强壮之士兵，其中患者上有如此之多，则全国可知矣！由此推算，将有一亿两千万国人因痨病而死，不过迟早云尔。

民国时期比较泛滥的，除了肺结核，还有威胁上亿人的血吸虫病。

（6）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血吸虫病是一种慢性寄生虫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以南的12省市，有上千年的历史，钉螺是其唯一的中间宿主。

人或动物接触了含有血吸虫尾蚴（yòu）的水之后，就可能被感染，比如喝水、插秧、洗澡等。最后成虫寄生在人的肝脏和肠道中，又被称为大肚子病。

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会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数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后，就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后果非常严重。

这种病虽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民国时期最为泛滥，是20 世纪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传染病之一,其中江西省是重灾区。

民国年间，鄱阳湖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血吸虫病瘟疫，因此毁灭村庄1362 个，绝户 22658 家，36万多人被“瘟神”夺去了生命。

安徽也是重灾区，比如贵池地区，1927年到1931年因血吸虫病死亡者9000 余人，房屋倒塌千幢，田地荒芜万亩。

1949年前，安徽省因血吸虫病流行而毁掉的村庄有363个，倒塌房屋17806 幢（间），田园荒废近4700公顷，全家死绝的有1 909 户，数十个村庄变成了罗汉村或寡妇村。

总之，民国时期，各种瘟神对劳动人民形成了巨大威胁，也让普通百姓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7）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体问！ 

第一，首先是民国政府不重视，忙着进行军阀混战，忙着剿共，忙着伺候洋大人，没有建立起一套现代的卫生防疫和治疗体系。

蛋总不瞎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竟然都没有卫生部。1928年好不容易成立了卫生部，由于经费不足,三年之后被并入了内政部，成为卫生署。

第二，社会大变革时期，导致瘟疫蔓延速度加快。

民国时期，瘸子里挑将军，近代交通运输业是相对发展较快的产业部门，1936年，民国政府的产业资本4.4亿元，有54%集中在交通运输部门。

随着人员和物资的流动速度加快，传染病也飞了起来。这跟2003年的非典一个道理，患病者可能乘坐飞机火车全国跑。

一旦疫情爆发，很多携带者本能地要去逃难，逃得离疫区越远越好，但无形之中，也把病毒病菌带到了全国各地。

相反，在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家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有疫情蔓延速度也没那么快。

第三，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生存环境恶劣。

很少城市能享有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最发达的上海也不保险。1926年上海闸北水厂水源受到污染，导致霍乱蔓延，患病者高达3140人。

农村环境就更差了，如污水随地倾弃、猪圈修在家里、屋不开窗，灶无烟囱、垃圾随地乱扔、衣服日久不洗、饮生水、随地吐痰，随地小便等不卫生现象随处可见。

第四，战争因素，包括战争引起大批难民的迁徙、军队调动引起的疾病传播、日本的细菌战等。

第五，民生凋敝，投入不足。

比如30年代比较富庶的无锡农民，一家五口每月卫生费支出不到一角，溧阳一百七十个雇农，每人一年中平均用于卫生的，只有三元六角九分。

很多农民生病之后，基本上都是听天由命，根本不去治疗，用身体死扛。归根结底还是没钱，看不起病。

（6）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切就改变了。毛泽东把防疫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他强调这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责任。

1950年，新中国的卫生部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的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鼠疫也要进行注射预防。

在建国之初的头两年，国家对2亿人进行了疫苗注射，使得疫病的发生率大幅降低，疫病灾害得到有效控制。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空运400万人份的疫苗、十万人份的血清，来应对东北的鼠疫疫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血吸虫病患者高达1000万人，还有一亿人受到威胁。毛泽东始终把血吸虫病防治放在心上，命令必须消灭血吸虫病，并亲自部署工作。

毛泽东还发起了一场提高卫生意识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他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此，他接连下指示，要把这场战斗打赢。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我国迅速组建了覆盖全国的卫生防疫体系，也建立了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体系，1952年全国85%的县都有了卫生院。

但这不是他的目标，因为他在1950年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指出，要逐步健全全国基层卫生组织，要求做到乡级建立医疗卫生组织。

在这里我插一句，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乡里不仅仅有卫生院，还有电影院、新华书店。我小时候还在乡里的电影院看过电影，我一个舅舅是放映员。

你说神奇不神奇，新中国成立之后，各路瘟神立马老实了。

我们先看看鼠疫，民国时期平均每年两万人死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降到了1268人，1951年降到了499人，1955年降到了18人，1967年只有两人，1973年是0人。

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天花，仅仅用了几年就从中华大地上绝迹了。霍乱、白喉、猩红热、百日咳、麻疹、小儿麻痹、流脑也基本被控制住了。

由于妓院被全部取消，失足妇女全部被解放，都成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风气彻底扭转，花柳病因传播途径被斩断而被遏制。

就连顽固的血吸虫病，竟然也得到了控制。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了血吸虫病。喜讯传来，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赋诗一首，这就是著名的《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首诗里也暗藏玄机，因为1958年，新中国成立才仅仅9年，我国人口已经有6亿了，这是为什么？就是人口出生率上升了，死亡率下降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1.5%），婴儿死亡率高达20%。 

1956年，全国卫生机构总数增加到10.7万多个，卫生防疫站1464个，妇幼保健所站4564个。1957年，婴儿死亡率已下降至7.039%，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57岁。

为什么毛泽东重视卫生工作？因为他来自人民群众，他曾亲眼目睹了瘟神的肆虐，他心里装着人民群众。

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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